農業分區
根據綜合區劃的分區原則與方法，對中國綜合農業區的劃分。《中國綜合農業區劃》將全國劃分為10個一級農業區和38個二級農業區。第一級區概括地揭示中國農業生產最基本的地域差異，既反映中國自然條件大的地帶性特徵，也反映通過長期歷史發展過程形成的農業生產的基本地域特點；二級區著重反映農業生產發展方向和建設途徑的相對一致性，結合分析農業生產的條件、特點和問題。10個一級區是：①東北區；②內蒙古長城沿線區；③黃淮海區；④黃土高原區；⑤長江中下游區；⑥西南區；⑦華南區；⑧甘新區；⑨青藏區；⑩海洋水產區。其中，①至④農業區位於秦嶺、淮河以北，是中國各種旱糧作物的主產區；⑤至⑦位於秦嶺、淮河以南，是中國水稻以及亞熱帶、熱帶經濟作物主產區。這7個區屬中國東部地區，是中國人口、耕地、農、林、牧、漁業分布集中地區；⑧至⑨區屬於中國西部地廣人稀、以放牧畜牧業為主的地區。
歷史上的農業分區
我國從很早的時候，封建的小農經濟就形成為制度。這種小農經濟是以自給自足為原則的，因而交換經濟不容易發展起來。各地的農業生產基本相差不多，因此也就很難說得上分區。《史記·貨殖列傳》上記載當時的諺語是“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可以相信這是一般人的認識。只有遇到荒年，才有一些比較遠程的農產品貿易，平常年月是無利可圖的，這是基本情況。
當然，各地的自然條件不盡相同，農業出產是有差別的。水稻是個最明顯的例子。種植水稻一定要有水，可是北方是乾旱的，所以水稻的栽培顯然是始於南方，以後主要產區也始終是在淮河秦嶺一線以南。南方的氣候條件總是比北方好得多，水稻又是高產作物，所以南方的糧食產量到後來超過了北方。形成了南糧北調的局面。北方種植的主要是大小麥和雜糧，這種情況也一直沒有顯著的改變，只是各種旱地作物在不同時代稍稍有所消長而已。《天工開物》作者宋應星有個估計，他說：“四海之內，燕、秦、晉、豫、齊、魯諸道，丞民粒食，小麥居半，而黍稷稻粱僅居半。”可以認為大致不差。明代末期是如此。以後好像也沒有多大的改變，只是增添了幾種新的作物如甘薯、玉蜀秫而已。除了水稻，那些旱地作物在空間上都不是很集中的。在南方，水田之外還有不少的崗丘旱地，歷來也是用來種植雜糧以及雜豆之類。據宋應星估計，他那時候，“西極川雲，東至閩浙，吳楚腹焉，方長六千里中，種小麥者二十分而一”。這裡講的是長江以南廣大地區，雖說是以水稻為主，但如果考慮到自南宋以來逐漸推行了稻麥兩熟制，那就會覺得宋應星的估計也許是偏低了一些，但無論如何，雜糧以及“二麥”或“三麥”在南方總歸算是副產，這種情況大約到了清代也沒有什麼兩樣。大致說來，淮河秦嶺是個分界線，以南是水稻區，以北是小麥雜糧區，再進一步細分就不大容易了，主要原因是小農經濟制度。
特種作物例如棉，自從引進以後，主要產區是有過改變的。最初是西南和西北兄弟民族區，從那裡逐漸進入內地。在南方發展比較快，經過元朝，特別是明初政府的大力提倡，推廣到全國，不過在明朝時候，還是以江浙一帶為最盛。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近代的前夕。
從遠古時期，蠶桑業在所謂華夏區就普遍發展起來，成為我國傳統農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是華夏區的東部，即今天的華北大平原，是最早的中心。此外西南方的巴蜀地區以及南方的珠江流域下游一帶，從自然條件來說，蠶桑業也應該是早就發展了起來。一直到唐代，情況基本上還是這樣。東南長江下游各地，尤其發達的是越州，即今紹興地區。唐代以後，北方由於戰亂的影響，地方生產逐漸落後，桑樹一再遭到破壞，養蠶的重心轉移到了南方，主要是長江下游圍繞太湖的那些地方。元明兩朝的政治中心在北方，政府雖然亟力想恢復北方的蠶桑業，可是南方的領先地位已不能再改變了。在這裡起決定作用的是氣候條件。養蠶的前提是栽種桑樹，從土地利用的角度來說，南方是更宜於發展栽桑的。四川地區始終維持住原來的繁榮。明末陳子龍為《農政全書》寫的《凡例》裡面說，“今栽桑最盛者，惟稱湖閬”。“湖”是浙江的湖州，“閬”就是四川的閬州，分別代表太湖區和四川，那是當時的兩大蠶桑業中心。後來又加上了珠江三角洲一帶。總起來說，全國蠶桑業重心到了近古時期也同糧食生產一樣轉移到南方去了。
說到森林的分布，首先應當肯定，我國歷來是不講究培護林木的。歷史上只見有天然林的逐漸消失。農田的不斷擴展，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意味著森林的漸漸毀滅，對木材的一般消費以及普遍的燃料需要，也都加速了這種可悲的趨勢。只有地勢比較高險而又交通不便的地方，還得殘存一些。從今天的情況來說，全國的林區主要集中於東北的興安嶺和長白山一帶，再就是西南雲貴高原的一些地區以及五嶺山脈的東端閩贛粵三省交界處，至於其他地區，大片的林區就很少見了。從歷史上發展的情勢來推測，也許可以這樣說，森林分布的情況多少個世紀以來基本上就已經是如此了。林木本來是可以不斷滋生的，如果注意培護，大片森林是能夠長存的，可是在我國的歷史上，卻幾乎受到了同礦物一樣的對待，那就是只知道採用，用竭為止。尤其是內地的廣大種植區中，講到土地利用，林區幾乎提不到的。
至於牧區，卻又另是一種情景。我國的農業在歷史上只發展了大田種植，不單林是被遺棄了，牧也可以說是被排擠了。從地域上來說，內蒙古、新疆以及東北的一部分原是中亞大草原的一角，青藏高原上也是一個廣闊的高寒草原，自古就是各族的牧民活動在那裡。內地的種植區確是經常地有向草原擴展的趨勢，但進展是很緩慢的，而且常常是不甚穩定的。這主要是由於內地的單調的種植業早就失去了與養畜業相結合的可能，從而形成了一種只有互相排斥的格局，而在這同時，活動在大草原上的牧民也因為沒有一定的種植業與之配合，長時期不能超脫原始型的遊牧階段，從而不能提高其養畜業務水平。那裡沒有人工培育的牧場，沒有舍飼，只是對天然草原的掠奪式的利用，其結果必然是草原的退化和牧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的貧乏與落後。從土地利用的角度來說，我們的廣大的種植區與遼闊的牧區在空間上幾乎是截然分開了，而且是長時期的分開。這形成了我國土地利用的一種基本狀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