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中國傳統農學思想中的“十論”，在總體上體現了“天地人物相統一”的哲學思想。其中的“時氣論”是“天”的因素；“土壤論”是“地”的因素；“物性論”、“樹藝論”、“畜牧論”是“物”的因素；而“耕道論”、“糞壤論”、“水利論”、“農器論”則是人的因素；“災害論”介於天人因素之間。時氣論
中國傳統農學思想中的“時氣論”，是討論人們如何認識和掌握天時和節氣的變化規律，從事相應地農事活動的理論和原理。它體現的是：天體運動、氣象變化、物候表征和農事活動的和諧與統一。中國古代在觀測天體運動、星象變化、制定曆法等方面都有獨特的發明創造，特別是二十四節氣的創造，七十二候應的套用，為人們準確地掌握農時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周髀算經》對八節二十四氣作了精闢的解釋：“二至者，寒暑之極；二分者，陰陽之和；四立者生長收藏之始，是為八節。節三氣，三而八之，故為二十四。”八節是二十四節的骨架，冬至和夏至，是寒暑之極；春分和秋分，是陰陽之和（晝夜相等）；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是農作物生、長、收、藏之始。這樣就將全年節氣變化和農作物生長收藏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而物候則是“農時”的指示器，通過物候來了解“天時”的變化，並以此作為農事活動的參照系，於是“候應”就成為“天時”和“農事”之間互相關聯的“中介”。從而使天時、氣象、物候和農事成為和諧與統一的有機整體。王禎“授時指掌活法之圖”就是這種和諧與統一的集中體現。土壤論
中國傳統農學思想中的“土壤論”，則是人們對“地”的本質屬性的深刻認識的理論闡釋。《周禮·土宜之法》中的“十有二土”和“十有二壤”之說，意味著人們對土壤認識的深化。正象東漢鄭玄所解釋的：“萬物自生，則言土”，“人所耕而樹藝，則言壤”。也就是說，“土”，指的是自然土壤；而“壤”則指的是農業土壤。換句話說，自然土壤和農業土壤是具有不同肥力屬性的土壤。自然土壤，只具有自然肥力，而農業土壤則與自然土壤不同，它不僅具有自然肥力，而且必須是自然肥力和人工肥力的結合，這就是自然土壤和農業土壤的重大區別。中國古代對自然土壤和農業土壤的區分，為土壤培肥奠定了理論基礎。漢代班固的《白虎通德論》對土壤功能的論述，非常深刻：“地者，易也。言養萬物懷妊，交易變化也。”這裡所說的“地”，就指的是土壤，而“易也”，則具有雙重含義：所謂“養萬物懷妊”則指的是土壤具有“養萬物”的功能，這個功能就如同女人具有懷孕生孩子的功能一樣，將種子播種在土壤里也會長出植株，最後再長出種子。所謂“交易變化”，則指的是土壤不僅具有“養萬物”的功能，而且是“交易變化”的場所，“交易”當然應當是雙向的，有取必有予。人們從土壤上取走了農產品，必須給土壤以糞肥的回報，如果只取不予，也就失去了再取的根據。從“變化”的角度來說，土壤是能量轉化和物質循環的重要環節之一，它是一個不斷變化的活體。《呂氏春秋·任地》中“地可使肥，又可使棘”的論述，使人們清醒地認識到農業土壤既有越種越肥的可能，也有越種越瘦的可能，關鍵在於人們能否正確處理用地與養地的關係，既用地又養地，用地與養地結合，土壤就會越種越肥；只用地不養地，土壤就會越種越瘦。宋代“地久耕則耗論”和“地力常新論”的論爭，實質上正是能否正確處理用地與養地關係的反映。《管子·地員》中所說的：“或高或下，各有谷造”的理論，就是有關植物（草）和土壤相互關聯的理論。其中所說的：“草土之道，各有草土”就說的是植物隨地勢的高下不同而呈現垂直分布的規律。《禹貢》中的“九州之土”和《周禮》中五穀六畜分布，說明因地種植和因土養畜的必要。 中國傳統農學思想中的“物性論”、“樹藝論”、“畜牧論”都屬於“生物”因素，因此，將它們放在一起總結和概括。這個總結和概括，將分為兩個重要方面：其一是從生產結構或生態系統方面進行總結和概括；其二是從生物的“物性”方面進行概括。在生產結構或生態系統方面，將著重對中國古代的“四農必全”思想進行總結和概括。《孟子·梁惠王上》中說：“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其中就已包含了“耕桑樹畜”四者並舉的思想。《周禮·地官·閭師》一職的職責是：“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征其賦。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牧以畜事，貢鳥獸；……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槨；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這裡也是“耕桑樹畜”並舉思想的體現。這種耕桑樹畜並舉的思想到了清代，被農學家楊雙山在《豳風廣義》一書中概括為“四農必全”的理論。“衣食之源，致富之本，皆出於農。農非一端，耕桑樹畜，四者備而農道全矣。若缺其一，終屬不足。昔聖王之富民也，必全此四者。……人能遵斯四者，力耕則食足，躬桑則衣備，樹則材有出，畜則肉不乏。自然衣帛食肉，不飢不寒，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不出鄉井而俯仰自足，不事機智而諸用俱備，日積月累，馴致富饒，世世守之，則利賴無窮。”
物性論
在認識與掌握農業生物的“物性”方面，“物性論”主要討論的問題有：遺傳性和變異性的對立統一；生物與環境相統一；生成與化變的對立統一；風土論與變異地引種等理論問題。（1）遺傳性與變異性的對立統一。遺傳性，指的是農業生物親代的性狀能夠傳給下代，使子代和親代具有相似性；變異性，則指的是農業生物親代個體之間所具有的差異性。遺傳性所反映的是農業生物的同一性；而變異性則反映的農業生物的差異性。這是它們對立的一面。但是，它們也有統一的一面。因為，遺傳性是變異在自然選擇和人工選擇條件下的積累，是新的遺傳結構的產生和形成，它的物質基礎具有相對的穩定性。而變異性則是舊的遺傳結構的破壞，是遺傳物質在體內外條件影響下發生變異的結果。在這一點上，遺傳和變異又統一起來。選育農業生物的優良品種，既需要保持優良品種的優良特性；又需要劣質品種的低劣品質得以改良。前者需要遺傳性得以實現，而後者需要變異性得以實現。這又是遺傳性和變異性的對立統一。（2）生物和環境相統一的原理。環境制約著生物，生物也影響著環境，它們相互聯繫，互相制約，從而形成一個有機整體。《管子·地員》闡發了海拔高度不同制約植物垂直分布的原理，也闡述了12種植物隨著地勢高下的不同，水平分布的情形，其觀察是細緻入微的。《周禮·職方氏》所載九州之土農作物和畜禽分布的不同，說明地域分異規律對生物種類分布的影響。《周易·末濟·象傳》中有所謂“辨物居方”之說，所謂“辨物”指的是要辨別或分辨農業生物的遺傳特性，而“居方”則是在認清生物遺傳性的基礎上，按照它的遺傳特性的要求，給它創造適宜的生活環境。由於生物和環境是對立統一的有機整體，所以人們在協調生物有機體與環境條件的關係時，必須遵循“辨物居方”和“有其類，遂其情”的原則。（3）農作物“生成化變”的階段發育理論。明代的馬一龍《農說》在《內經》的啟示下，將農作物的生長和發育劃分為“生化”和“成變”階段。生化階段所要完成的任務是，發芽出苗，生長莖葉；而在“成變”階段所要完成的任務則是，開花結實，完成其生命周期。農作物的生長發育，是“種子→植株→種子”的循環往復。種子是內含生機而未顯露於外的，因此，它是“外陽而內陰”；植株的營養生長是生殖生長的基礎，因此，它是“內陽而外陰”。這樣構成了“陰陽互根”的對立統一。（4）“風土論”和異地引種。“風土論”中的“風”，本來指的是氣候條件；而“土”則指的是土壤條件。在異地引種時要注意氣候和土壤條件，本屬順理成章之事。但是，如果以“風土不宜”為藉口，反對異地引種，就失之偏頗了。元代的官撰農書《農桑輯要》為了給當時官府大力推廣植棉掃除思想障礙，專文批判了“唯風土論”，提出了“有風土論，不唯風土論，重在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的主張，從而推動了異地引種工作的開展。樹藝論
在“樹藝論”中，無論是栽桑、樹果、林木的栽植，都強調了天時、地利、物性、人事的和諧與統一。在栽桑方面，對桑間種植的理論作了深入地總結。在樹果方面，清代的《三農紀》對果樹的“本性”有深刻地論述；在林木方面，清代的《知本提綱·農則樹藝》對林木的生活要素作了深刻地闡述。《提綱》對栽植技術提出四項要求：“區寬則根須易順，乾深則風氣難搖，水滿則泥附於根，土故則物安其性。”畜牧論
在“畜牧論”中，論述了五穀豐登和六畜興旺之間的緊密關係。五穀所代表的是植物生產；而六畜所代表的是動物生產。植物生產是能量生產的基礎，是將太陽光能轉化為化學潛能的唯一途徑。但是，人類所能利用的植物產品只占植物產品的20%左右，其餘產品只有投入動物生產，才能將其轉化為肉乳蛋皮毛等動物產品，從而提高物質的轉化和利用率。植物生產和動物生產的廢棄物（包括凋落物、排泄物、動植物殘骸等），只有作為糞肥投入土壤充作土壤微生物的營養物，或被微生物分解還原為無機鹽，進入新一輪的物能循環。這就構成了農業生態系統的物能循環。在農業生產實踐中則表現為：五穀豐登（增加有機物生產量）——以農副產品養殖動物（提高有機物的轉化利用率）——六畜興旺（為植物生產增積糞肥、增加動力，為人類增加動物性食品和用品），從而形成植物生產、動物生產、土壤培肥三個互相依存的“車間”。這三個車間是缺一不可的。因為，五穀豐登和六畜興旺是互相依存的。而土壤培肥則是五穀豐登的基礎。中國古代的“相畜術”，是根據家畜的外部特徵和內部機能之間的密切關聯的規律總結和概括起來的，用相畜術來鑑別家畜的優劣，並將它用於家畜的良種選育，是相畜術的本質。中獸醫的臟腑學說——“五臟論”是五行學說在中獸醫學上的套用。五行與五臟、五腑、五體、五官之間的相互聯繫，一直為中獸醫臨床診斷和治療所套用。獸醫和人醫，既有一定的聯繫，又有一定的差別。家畜由於有其特殊性，所以用藥的藥理不完全與人醫相同，因此，明代的獸醫名著《元亨療馬集》所載五篇用藥須知，是有關獸醫藥物藥理學的專篇，它是聯結藥物和治方的紐帶，是發揮中藥相須相使的基礎。中獸醫傳統的針灸火烙術，是中獸醫兩大手段之一（另一手段就是藥物治療），是中國獨特的治療技術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傳統農學思想中的“耕道論”、“糞壤論”、“水利論”和“農器論”，是人們在協調生物有機體和環境條件關係時，最主要的農業技術措施或手段。我們將在下面集中對它們進行總結和概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