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由來
莫讓“身份證”成為“身份症”據媒體近日報導，身份證越來越成為其主人的一種恐慌甚至噩夢———比如，身份證丟失或被盜引發的“烏龍案”比比皆是，或被警方錯誤抓捕，或被各種“烏龍”催款單纏身。據推算，全國每年丟失身份證的約在100萬人以上。此外，身份證複印件的大量無度使用，也常常成為招致個人信息泄露“橫禍”的重要來源。
“身份證”究竟是乾什麼用的？依據《居民身份證法》，中國居民身份證法明確規定，“為了證明居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公民的身份，保障公民的合法權益，便利公民進行社會活動，維護社會秩序，制定本法”，“公民從事有關活動，需要證明身份的，有權使用居民身份證證明身份，有關單位及其工作人員不得拒絕”。這表明，身份證實際上是一種權利證，根本目的在於“保障公民合法權益，便利公民進行社會活動”。但是有關新聞報導提供的現實素材說明，隨著社會經濟活動的複雜以及人們流動性增加，身份證管理方面也存在不少難題，有時候“身份證”甚至異化為“身份症”，走向其制度設計、立法初衷的反面。很多報導中的種種噩夢，顯然與立法目的格格不入。身份證不僅沒有成為權利證，充分“保障權益”、“便利公民”，反倒成了損害權益、妨礙便利的一種工具，令許多公民深陷恐慌之中，不得不“捂緊身份證”。
異化原因
“身份證”何以異化為“身份症”，走向其制度設計、立法初衷的反面？除了一些直觀可見的原因———如警方對於身份證的管理執法不夠嚴謹、個人信息自我保護意識不強外，我國身份證以及相應的個人信息保護立法不健全，才是種種問題存在的主要根源。以居民身份證法為例，雖然該法規定，不得“冒用他人居民身份證或者使用騙領的居民身份證”，但是，對於“遺失或被盜的身份證是否自動失效”，“管理部門採用遺失或被盜的失效身份證，應負什麼責任”等更為具體關鍵的問題，卻並沒有作出明確規定。另外，該法也缺少針對“身份證複印件”的明確法律定位，比如，查驗身份證是否等於複印身份證，身份證複印件如何使用才算合法，等等。
當然，在居民身份證法之外，2009年2月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七新增了“侵犯個人信息罪”———“國家機關或者金融、電信、交通、教育、醫療等單位的工作人員，違反國家規定，將本單位在履行職責或者提供服務過程中獲得的公民個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給他人，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就個人信息保護立法而言，這無疑是一個不小的進步。它意味著，非法泄露個人信息不僅要負一般民事責任，也有可能負刑事責任。不過，仔細推敲新增的侵犯個人信息罪，同樣也存在不夠完善之處：一方面，犯罪主體範圍明顯過窄，在現實生活中，可能泄露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的顯然遠不止“金融、電信、交通、教育、醫療等單位”；另一方面，如何為“侵犯個人信息”進行舉證，也沒有特別的規定———如果沿用一般的“誰主張誰舉證”規則，顯然不利於對侵犯個人信息犯罪的有效追究。事實上，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儘管侵犯個人信息的事實比比皆是，但“侵犯個人信息罪”在司法實踐中的案例卻較為罕見。
療救方法
身份證淪為“身份症”，既是社會之症，更是法律之症。因此，若要療救此症，就必須補足相關的法律漏洞——從法治著手，具體來說就是要在事前規制、事後懲戒等方面，不斷強化個人信息保護的力度以及可操作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