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跳槽叔竇某是揚州人今年（2010年）40歲剛出頭，從2008年至今，2年時間裡，他先後換了近20個工作，將15個“東家”告上了法庭，“罪名”都是違反勞動法用工規定，其中13次勝訴，光經濟賠償一塊就拿到了6萬元。老竇因此獲得了一個稱號——“碰瓷式職業維權人”，而他的“冬粉”朋友們則親切地稱呼他“跳槽叔”。
維權經歷
告15次，贏13次
老竇算是揚州市維揚區法院的“常客”了，幾乎每2個月，維揚區法院的法官們就會收到他新的“狀子”。起訴的對象都是老竇之前的“東家”，訴訟理由不外乎公司未依法簽訂勞動契約或者拖欠加班費等等。從2008年下半年至今，老竇15次坐到法院原告席上，13次獲得勝訴。
雖然老竇的“老東家”們在庭上也都表示委屈，說他們起初都主動提出和竇某簽訂勞動契約，但竇某不願意，公司為了減少開支也就沒有“硬簽”，哪知留下了後患，不過他們幾乎都拿不出證據證明問題出在老竇身上。最近的一次案件是今年9月16日審結的，竇某又告贏了一家汽車銷售公司，再次獲得一筆賠償款。加上之前的賠償款，不到2年時間，老竇已經拿到了6萬元。
有不少人成他的“冬粉”
“跳槽叔”在維權官司上的“輝煌戰績”，引來了不少“冬粉”的追捧。其中竇某的一位朋友李某看到維權竟然有利可圖，也加入進來。2009年至今，李某頻繁跳槽，他所在的單位大多沒有和他簽訂合法的勞動契約，沒有為他繳納各類保險，李某離職後，把好幾個老東家告上了法庭，大多都勝訴了。
揚州市維揚法院民一庭統計數據顯示，自2008年至今的2年多時間裡，類似於老竇和李某這樣的勞動糾紛案例約占勞動案件總數的20%以上，其他法院類似案例也逐年上升，而這些找工作時故意選擇用工不夠規範的中小企業，變更工作後追究東家法律責任牟利的人也被業界冠以全新稱號——“碰瓷式職業維權人”。
維權源頭
“跳槽叔”的自白，“我是被逼出來的”
這一切都要從老竇的第一樁勞務官司說起。那個官司老竇敗訴了，他當時在一家客車股份公司塗裝車間上班，加班很多，但公司不給加班費，自己代表工友反映了多次，一直沒有結果。本來想忍忍就算了，但忍了一段時間後心裡憋氣，便一紙訴狀告到了揚州市廣陵法院。但因為超過了訴訟時效，那起官司沒打贏，這讓老竇鬱悶了很久，也負氣離開了這家公司。此後，老竇來到一家汽配廠上班，不久，廠里稱找不到業務，工人暫時放假，啥時復工等通知。老竇等了一陣子後，一次路過廠門口，發現生產已經正常了，氣憤不已的老竇要求廠子轉移自己的勞動保險，並要求補償。可因為在社保中心填寫表格時，在“離開單位原因”一欄中寫的是“辭職”二字，又一次為自己在接下來的訴訟中失敗打下了伏筆。連續打了兩次官司都以敗訴告終，這給了他很大的刺激。
“企業讓我吃了苦頭，對工人不尊重，我自己也吃了不懂法律的虧，可以說，當時我心裡也憋著股氣，以後一定要打贏官司！”憋著一口氣，老竇繼續自己的維權路。
人物軼事
“請不起律師，我自學”
因為家境並不富裕，所以老竇最初兩次打官司時沒請律師。為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識，只有國中文化的他起早貪黑刻苦自學法律，很快成了一名“法律通”，還拿到了函授法律大專文憑：“請不起律師，我就自學”，老竇說，自己從來就有那么一股倔勁，有了想法就要去做。
有了知識、也有所“準備”的老竇很快出現了轉機。2008年下半年，他把一家機械廠告上了法庭。該廠不但沒有和他簽訂勞動契約，沒為他繳納社會保險，還屢屢剋扣加班工資。法院受理此案後，因為案情明晰，法庭啟動速判程式，不僅判決老竇勝訴，還判決該廠支付了一筆不菲的拖欠工資、加班費、保險費。
首戰告捷，老竇有了底氣。從那以後，在工作時只要遇有勞務糾紛，他總會習慣性地對照法律來給自己維權——他成了法院的“常客”。“開始我是為了爭口氣，就是讓企業低個頭，認個錯，後來逐漸成了‘習慣’，企業侵害我的利益，我為什麼不拿起法律武器維權呢？”老竇說，打官司不是目的，但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企業簽契約，企業不想為自己交保險，老是拖著不簽，自己當然要打。
“他們不簽，我也不提醒”
此後的12場官司，和首例“告捷”的官司一樣，“東家”無一例外都未和老竇簽訂勞動契約。最近的一次案件是今年9月16日審結的，竇某又告贏了一家公司，再次獲得一筆賠償款。對於“老東家”指責老竇不願意簽契約一事，老竇堅稱，自己沒有過“不願意”簽契約的情況，“都是他們不簽，我也不想提醒。”
老竇說，“勞動部門曾經問我，企業不簽契約，你就不能不上班嗎？我說，不上班我怎么生活，簽訂契約是用人單位的法定義務，這么多企業不簽契約，和勞動法背道而馳。”
眼下老竇在揚州城北一家機械廠打工，幹了2個多月了，沒簽契約。“我不排除告現在東家的可能”。老竇表示，今後遇到對自己不負責任的“東家”，該告的還是要告。
生意經
訴訟費10元，贏了可以獲賠幾千元
從08年到現在兩年多時間裡，被老竇狀告的15個東家，呆得最長的幾個月，短的只有20多天。“那是家機械廠，老闆聽說我打了很多官司，就說你這個人太調皮，明天不要來上班了。我當時就火了，你也太隨便了，契約也不簽，我不告你告誰呀。”老竇表示，自己打很多官司都和企業老闆不尊重自己有關，但坦率地說，自己打官司也有經濟利益的考慮。畢竟家庭經濟不太好，上班每個月也就是一兩千元的工資。“打贏的這些官司，有當庭判決的，有庭外調解的，最多的賠償一萬多元，正常幾千元，我也付出了時間、精力、收集證據、寫起訴書的成本，好在訴訟費不高。”
業內人士透露，少數懂法律的勞動者，利用企業貪圖眼前利益不想和勞動者簽訂勞動契約的心理，到了單位不主動要求籤契約，甚至“迴避”簽契約，離職後就進行索賠。企業用工不規範，無形中刺激了“碰瓷”式職業維權人的產生。除此之外，國家為了保護普通勞動者權益，勞動訴訟的成本非常低，像不簽勞動案例的訴訟，只要10塊錢訴訟費，勞動者幾乎沒有訴訟成本，輸了無所謂，贏了就“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