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鳳昌[清末民初政治家]](/img/7/7d9/nBnauM3XwEDMyYzNycTO2kTO0UTMyITNykTO0EDMwAjMwUzL3kzL1UzLt92YucmbvRWdo5Cd0FmLyE2LvoDc0RHa.jpg "趙鳳昌[清末民初政治家]")
人物簡介
趙鳳昌少時家貧，失學，入錢莊習賈。嗣以掛欠，被斥退。富戶朱某鑒其聰明伶俐，為納資報捐雜職，分省廣東候補，時年甫二十。旋入粵藩姚覲元（彥侍）署中，任書啟。光緒十年（1884年），張之洞任兩廣總督，鳳昌夤緣充督署文巡捕（侍從）。日久受之洞賞識，升充文案，參預機要。光緒十五年（1889年），之洞移督兩湖，遂隨赴武昌，益見信任，升充總文案。鳳昌讀書雖少，而記憶力強，且富忍耐性，工於迎合揣摩。與之洞朝夕相處，久而久之，極能了解之洞心性，悉其癖好，居然能代擬公牘，符合旨意，摹仿其書法，幾可亂真。” （姚崧齡著《民國人物小傳》）
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大不相同。在中國歷史上,每到改朝換代,天下大亂,英雄輩出,但多數英雄資質平庸,僥倖乘勢而起。真正造時勢的英雄,稀若鳳毛麟角。辛亥革命時期,上海南陽路十號“惜陰堂”住著一位老人,深居簡出,但南北要人,趨之若鶩,惜陰堂成了名流薈萃之所,許多左右時局的大事都在這裡密謀……
趙鳳昌共有一子二女，其中女趙志仁為原配夫人洪元所生，女趙志道（後嫁給楊杏佛）、子趙尊岳為繼配夫人周南所生。
左一：趙鳳昌，右一：楊杏佛生平事跡
傳奇色彩
北方議和代表團成員馮耿光在一篇回憶南北議和的文章里,講了一段趙鳳昌的故事:有一天,北京拍來電報,我送給唐紹儀,他看過興奮地說:“北京回電了,趕緊打電話給趙老頭子。”唐紹儀一邊說一邊掛電話,電話里和對方仍是和過去一樣有說有笑,顯得關係非常密切。我覺得奇怪,就問唐紹儀:“你有要事不找伍秩老(伍廷芳),為什麼先打電話給他?”唐紹儀說:“秩老名義上是南方議和總代表,實際上作不出什麼決定,真正能代表南方意見、能當事決斷的倒是這個趙老頭子。”說起趙鳳昌,此人很有些傳奇色彩。他是江蘇武進縣人,1856年出生,家境清貧,幼年失學,去當地一家錢莊學徒,常到一位朱姓人家送銀錢。他人很機警,因為家貧,挪用了錢莊的銀子,被掌柜的停職。那時,他還不到二十歲。姓朱的很有錢,就對他說:“看你人很聰明,不是當夥計的材料,你最好還是去讀書,才有希望上進。”趙鳳昌說:“我讀不起書了,還是請您推薦一份工作給我做吧,您家裡店鋪很多,我只想到鋪子裡當一個小夥計。”姓朱的說:“你不是當夥計的人,你既不願讀書,我索性多送你幾個錢,你去捐一個小官,到省候補,將來一定可以出頭。”於是這位姓朱的不由分說,為他捐了一個縣丞,並送了他旅費,分發到廣州。
張之洞
趙鳳昌隨張之洞移督湖趙鳳昌在廣州混了幾年,適逢張之洞來做兩廣總督,對他十分賞識,請他做總督衙門文案,參與一切機密,後又隨張之洞到湖廣總督任上,格外親信。趙鳳昌之所以受到張之洞的信任和依賴,除了因他聰明、好學、善謀、機敏,還有一個理由,因為他記憶力極好。張之洞生活懶散,率性而為,作息無一定時間,書籍公文隨手丟放,有時正在批閱公事文書的時候就睡著了,醒了又忽然想到要檢閱哪一冊書,有時正在看書,忽然又想要查看往年的文檔,找某一件公文,只有趙鳳昌有此記憶力,能做到隨要隨到。張之洞對每日公文與往來函電,看過之後隨手拋棄,事過即忘不易找尋,只有趙鳳昌為他逐日編目歸檔,整理得井井有條,一索即得。
趙鳳昌文理平常,但跟隨張之洞多年之後,居然能代擬公牘,而且模仿張的書法幾能亂真。因與張之洞朝夕相處,不免引用許多同鄉。有一年,大理寺卿徐致祥奏參張之洞一摺,牽涉到趙鳳昌的名字。清廷交兩江總督劉坤一查辦,劉查辦摺內,說得張之洞樣樣都好,不過為顧全京官參奏的人面子起見,說趙鳳昌不免有“攬權招搖”情節,將趙鳳昌革職,永不敘用。劉坤一這種做法當然是為了保護張之洞,讓趙鳳昌擔責任,張之洞覺得很過意不去,就向盛宣懷討了一個武昌電報局掛名差使給趙鳳昌,作為生活之資,而派他住在上海,辦理通訊、運輸和其他機密事務。
昔時武昌有“湖廣總督張之洞，一品夫人趙鳳昌”的戲語流傳，足見趙氏在張之洞主持的“湖北新政”中的作用不可小視。
東南互保
1900年,義和團在北京圍攻東交民巷外國使館,槍殺德國公使,慈禧太后宣戰上諭通電各省時,張謇、趙鳳昌、盛宣懷等人在上海出謀劃策,分頭遊說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章,倡議拒絕上諭,保護東南。
張之洞起初遲疑不決,趙鳳昌派人赴武昌面陳,又向張發電報說:“李鴻章、劉坤一在原則上已完全同意,而英國駐上海總領事,亦由盛宣懷接洽談妥,只希望武昌方面出而主持。”於是,張與劉、李聯銜通電各省將軍、都統、總督、巡撫,電稱:北京義和團作亂,完全由於端王、剛毅所指使,蒙蔽兩宮,襲擊各使館,擅發對各國宣戰之上諭,均不能承認,望各省當局切勿輕信,竭力維持地方秩序,保護外人生命財產。
假造聖旨
在這場關乎中國命運的大事中，最富戲劇性的是趙鳳昌假造聖旨一節。
趙鳳昌見形勢緊急，張之洞不見皇上旨意，焉敢領銜派人和外國簽訂互保條約。他竟然急中生智，發了一個電報給張之洞，電文是：“洋電，兩宮西幸，有旨飭各督撫力保疆土，援庚申例，令慶邸留京與各國會議雲。”
張之洞是細心之人，馬上復電：“詢電從何來。即確復。”
趙鳳昌難辦了，但他見招拆招，自有妙法，馬上去找盛宣懷，提出由盛把他發給張之洞的同一電文分發給各省督撫，表示確有其事。盛宣懷初時不敢，認為“聖旨豈敢捏造”，不要命啦，意頗遲遲。
趙鳳昌又建言道：“捏旨亡國則不可，捏旨救國則何礙?況且即稱洋電，即西人之電，吾輩得聞，即為傳達而已。”
趙鳳昌堪為諸葛再世，“洋電”兩字早已留好退路，用心可謂甚深。如洋電不實，聖上日後追究，最多不過傳播謠言而已，和假造聖旨的罪名無法相比，何況即為洋電，也無法查實。
待盛宣懷的通電發出後，趙鳳昌方才復電張之洞，謂“盛亦得洋電，已通電各省，望即宣布，以安地方而免意外”。
這些事都在庚子年(1900)7月22日一天辦妥。趙鳳昌行事之速，神仙無以過之。
1900年7月26日，上海道余聯沅與各國駐滬領事在北浙江路會審公廨舉行會議。會議前，盛宣懷就致電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等，謂必須在正式奉到宣戰上諭之前，與各國領事訂約，“上海租界準歸各國保護，長江內地均歸督撫保護，兩不相擾，以保全商民人命產業為主”。
在各省派代表來上海會商前，盛宣懷先擬就草約八條，趙鳳昌斟酌修改後，添加了漢口租界和各口岸兩條，共十條。
趙鳳昌又對盛宣懷建議道：“此次與駐滬各國領事協商，你不在簽約人員中，自然不必講話。但主要召集者上海道余聯沅，向來拙於應對，不善折衝樽俎，你應以太常寺卿的地方紳士身份，從旁協助。倘使外國駐滬領事有難以置答的問題，余聯沅可以與你私下商量後再作答覆，這樣就可以有轉圜之地。”
會議中，定中外座次，外國駐滬領事團領袖在前面，隨後坐各國駐滬領事;中國方面則依趙鳳昌事先建議，上海道余聯沅坐在首席，盛宣懷坐在余聯沅的邊上，以下是各省派來的道員代表。場面十分肅穆，雙方各有心思，人人面容冷峻，東南危局繫於此議。
各國駐滬領事團領袖、美國領事古納果然因數日前清廷命令與外國人宣戰上諭而開口發問：“今天各省督撫派你們與各國簽訂互保條約，如果貴國皇帝又有旨令要求殺洋人，你們是否遵旨?”
這一問題點中死穴，大家都知道數日前朝廷已有宣戰上諭，聖命如天，只是東南各省由督撫觀望時機，遮掩不發表而已。在會議席上回答說“不遵旨”，顯然是“逆命”，“逆命”則不具備合法性，且有殺頭之罪。如果回答說“遵旨”，則戰事即起，又何必再坐下來談中外互保條約!余聯沅當下滿面僵滯，瞠目結舌無言以對。
此刻，坐在一旁的盛宣懷輕聲向余聯沅建議，余回答道：“我們今天坐在這裡協商訂約，就是已經‘奏明辦理’”。
“奏明辦理”這四個字本是公文往來中的常用語言，而美國領事古納卻能夠理解為“已經得到上級的批准同意”!這樣，中外雙方就沒有異議，同意簽約。
東南互保成功，清朝免去一場大劫難。
當年三國演義時，曹操“挾天子而令諸侯”;如今，趙鳳昌以布衣之身“瞞天子而令諸侯”。
事後慈禧太后回到北京，欣然嘉獎了盛宣懷，還加封了太子太保的官銜。盛宣懷見到趙鳳昌之後自覺奪人之美，很不好意思，向趙解釋。趙鳳昌淡然一笑道：“我本來也沒有邀功的想法。”
“兩袖清風，一肩明月。”趙鳳昌“縱橫舌上鼓風雷，談笑胸中換星斗”，冒殺頭之禍，有智有膽，等於行了次皇帝職，也為他日後在辛亥革命南北議和時能策劃全局，再次挽狂瀾於既倒，避免一場涉及國內外的戰亂，拯救崩潰的中國，做了一次重要的熱身。
政見
惜陰堂，今已無存。上海光復後,位於南陽路十號的趙宅“惜陰堂”,成了各派要人聚會之所,趙鳳昌與官僚、士紳、同盟會、光復會各方人士皆有往來,他思路開闊,智謀超群,對南北形勢,判斷精確,常出奇策,以匡時局。
在《趙鳳昌藏札》第一百零七冊函電稿中,有他擬定的政見五條:“保全全國舊有疆土,以鞏固國家之地位。消融一切種族界限,以弭永久之競爭。發揮人道主義,以圖國民之幸福。縮減戰爭時地,以速平和之恢復。聯絡全國軍民,以促共和之實行。”這五條政見高瞻遠矚,超越了南北黨見。他在“目前所當研究之事”的備忘錄中寫道:“總機關宜如何組織。一切建設,宜如何預備。同人意見,宜如何發表。已獨立未獨立各省,宜如何交通。滿洲政府如仍存在,宜如何應付。北方軍隊如袁世凱、張紹曾等,宜如何聯絡。”他還草擬了“組織全國會議團通告書稿”:“自武漢起事,各省回響,共和政治,已為全國輿論所公認。然事必有所取,則功乃易於觀成。美利堅合眾之制度,當為吾國他日之模範。美之建國,其初各部頗起爭端,外揭合眾之幟,內伏渙散之機。其所以苦戰八年,卒收最後之成功者,賴十三州會議總機關有統一進行、維持秩序之力也。考其第一、二次會議,均僅以襄助各州議會為宗旨,至第三次會議,始能確定國會長治久安,是以歷史必經之階級。吾國上海一埠,為中外耳目所寄,又為交通便利、不受兵禍之地,急宜仿照第一次會議方法,於上海設立臨時會議機關,磋商對內對外妥善之方法,以期保疆土之統一,復人道之和平,務請各省舉派代表,迅速蒞滬集議。盼切盼切。集議方法及提議大綱如下:甲、集議之方法:一、通告各省舊時諮議局舉代表一人常駐上海；二、通告各省現時都督派代表一人常駐上海；三、有兩省以上代表到滬,即先行開議,續到者隨到隨議。乙、會議之要件:一、公認外交代表；二、對於軍事進行之聯絡方法；三、對於清皇室之處置。”此稿即為九月二十一日(1911年11月11日)蘇督程德全、浙督湯壽潛、滬督陳其美通電各省公推代表赴上海組織臨時政府電文的藍本,此後定名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及輾轉漢口、南京的“各省代表會議”已成南方獨立各省公認的立法機構,其後南方民軍制定法案、組織政府、選舉總統,皆端賴於此。
與北方人
趙鳳昌與北方要人梁敦彥、唐紹儀、熊希齡等人也有密切來往。袁世凱任總理大臣自湖北前線回京組閣,委任梁敦彥為外務大臣,趙鳳昌電梁:“文明大舉,大勢已成,計旦夕即定。公切勿回京,宜在外力阻外兵來華,並設法借他國阻止日本舉動,以保將來中國。與公至交,據實密達。”趙鳳昌又致電唐紹儀,勸其“宜緩到任”。
趙鳳昌的妻弟洪述祖是袁世凱的親信趙秉鈞的幕僚,他常向趙密報北京政情。十月初一,洪述祖致趙鳳昌密函,向他通報了袁世凱進京組閣至唐紹儀南下之前這段時間袁、唐遊說慶親王奕劻的情況:“竹哥鑒:上月初在少川(引者注:唐紹儀)處,讀吾哥密電。次日弟草一詔稿,托人轉說前途(引者注:指趙秉鈞),迄未有效。直至項城(引者注:袁世凱)入京,方以此稿抄兩份分途達之。(少川之力)項城甚為贊成,而難於啟齒,不得已開少川之缺。(非開缺不肯行)於廿七日入都商定辦法。弟廿八日入都,於廿八日少川自往晤老慶(引者注:指奕劻),反覆言之。老慶亦談之聲淚並下,然亦不能獨斷,允於次早決定。不料一夜之後,(想必與載灃等密商矣)廿九早,全局又翻,說恐怕國民專要共和云云。菊人(引者注:徐世昌)、項城均力爭不得,項城退直,焦急萬分；少川謀,即以此宗旨由項城奏請施行。(約五日即可見)倘不允,即日辭職,以去就爭之。事機千載一時,南中切勿鬆動。(惟到滬議政員,殊難其人,以少川來,南中人願否?乞密示。)”(《趙鳳昌藏札》,第108冊函電稿,《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選輯》,1966年2月第1版,P1069-1070)當時袁世凱正打算派唐紹儀南下議和,先通過洪述祖與趙鳳昌的特殊關係,了解南方對唐紹儀出任議和全權代表的態度。
唐紹儀
早在武昌起義之前,張謇與袁世凱對如何應付未來時局的變化已達成默契。五月十一日(1911年6月7日),張謇從漢口赴京途中在河南彰德下車,拜會罷官歸隱的袁世凱。當時,清廷的鐵路國有政策引發了四川、湖北、湖南、廣東、浙江等省民眾的強烈反對,社會動盪,危機四伏,張謇代表江蘇諮議局及士紳懇請袁世凱出山挽救危局,袁為其說服,送張時向他承諾:“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凱出山,我一切當遵從民意而行。也就是說,遵從您的意旨而行。但我要求您,必須在各方面,把我誠意,告訴他們,並且要求您同我合作。”武昌起義後,清廷起用袁世凱,他復出後的一系列行動表現出他的確兌現了對張謇的承諾:他把漢口、漢陽攻下之後,若要奪取武昌,易如反掌,但他並未這樣做；當張勛在南京被攻時,他若派清江、徐州的軍隊兩路過江增援,張勛至少可以守住南京,但他也沒有這樣做。袁世凱知道,民軍方面,孫文、黃興之外,張謇亦有一部分潛勢力,派唐紹儀到南方議和時,秘密叮囑他:“你到上海後,必須想法先與張謇見面,你得告訴他,我必尊重他的意見行事。”唐紹儀一到上海,首先訪問趙鳳昌,請趙密約張謇在“惜陰堂”見面。原來唐紹儀甲午以後有一段時間,在上海作寓公,曾與趙鳳昌相識,二人極為投契,又知趙與張謇私交亦密,故求其代為約見。
唐紹儀第一次會見張謇,先代袁世凱致殷拳之意,並詢問南北亂局應如何措理,願聽張的指示。唐紹儀向張、趙轉告了袁世凱願順從民心的誠意,要求張、趙調停南北衝突,促使和議早成。唐紹儀露出口風,若推薦袁為總統,則清室退位,不成問題。張謇答道:“所謂南北議和,照現在的形勢,乃是項城與同盟會要人之間的談判,與蘇、浙兩省,並無多大關係。蘇、浙之獨立,乃被動而非主動,目的只在不遭戰爭。尤其是蘇省各地軍隊複雜,號稱都督者有八人之多,若不擁戴程德全,不知如何收拾。因此原因,對於項城根本無所要求。但我只能代表蘇、浙兩省人民貢獻意見,而不能保證同盟會之必能聽從。此事全仗你的手腕及能力如何。”唐紹儀聽了,對張謇說:“四先生所說,開門見山。我當聽從指示,盡力為之。”(劉厚生:《張謇傳記》,龍門聯合書局,1958年版,第194頁)
黃興兵敗漢陽,回到上海,即在趙鳳昌家中與張謇、程德全等人會面。唐紹儀到上海議和,亦在趙宅與黃興面商,黃興此時已被舉為大元帥,有關議和的重要議題,都由他和唐紹儀協商。甚至南方議和全權代表伍廷芳亦常到趙宅與唐紹儀晤面。
在《趙鳳昌藏札》中,有一份《擬召開國民會議辦法稿》:“一、開國民會議,投票取決共和、君位問題,取決多數。取決之後,兩方均須承認。二、國民會議由各省電舉代表組織,每省三人,每人一票,若到會代表不及三人者,仍有投三票之權。三、開會省數有三分之二,即可開會決議。四、開會場所在上海城。五、開會時間定於十一月初十日以前,愈早愈妙。”將此稿對照伍、唐第四次、第五次會議達成的召開國民會議的協定,除將開會省數改為“四分之三”、開會時間定為十一月二十日(1912年1月8日),其他內容完全相同。可見伍、唐公開會議之前,議事大綱及協定條款均已決定,而趙鳳昌亦是參與機密者。
為孫中山
孫中山12月25日回國,第二天下午即赴“惜陰堂”會見趙鳳昌,徵詢他對當前時局的看法,趙向孫分析了南北形勢,提出“三慮”、“三策”:和議不決,南北相持,久則經濟恐慌,民生困苦,外交必生絕大之危險。賠款到期不付,各國責之北京,北京不應,責之南方。各省又散而不能統一,萬一列強借為口實,以占據領土為質,豈非陷於瓜分之危險。此可慮者一也。
北京情狀,本已朝不保夕,自袁入都後,人心漸定,而於外交上、軍政上,袁尤占有優勝之勢力。蓋各國公使不信清之政府,而信袁之個人,已與皇帝無異矣。東三省既以外交之牽制,不能宣告獨立,而山東、河南、直隸,又屬袁之根據舊地,將來大勢必趨於袁之勢力範圍,萬一袁將北京經營就緒,外債、外交均已得手,基礎稍固,漸及于山東、河南、直隸三省,舉兵南向,以與我革軍相持,則彼此勝負未可決也。即使南方可以抵拒,亦將成南北分離之局,全國領土,勢將縮小,南方人滿,將何以為移植之區域?此可慮者二也。
南方各省,雖皆宣告獨立,然察其內容,事權不一,意見不齊,有未能趨於統一之勢。各處革軍,又多新募之卒、未練之兵,恐難言戰。南方各省軍政府內部,已有爭權奪利之事,彼此內訌,不久必潰,而團結一致,實非易事。倘因此不能統一,功敗垂成,袁將成拿破崙之事業。此可慮者三也。
今為南方計,欲與北方相持,有極重要者三策。
一、業經宣告獨立各省,宜商議組織臨時政府,籌劃全局。凡各省軍政、財政互相聯絡,務使將長江一帶布置完密,可守可戰,為進規北方之計。二、北軍所恃者京漢鐵路,轉輸軍餉,甚為便利。必須有一奇兵,直搗開封,足助豫人獨立,而絕北京之後援,革軍既克河南,截斷京漢鐵路,漢口北軍不戰而降矣。
三、北京財政危機,已達極點。而南軍盡得江南富庶省份,若鼓勵商業,經營稅餉,既有長江河流交通之便,又占蘇、浙、閩、粵港口外貿之利,財政、武器,均易籌措,可為持久之計,北軍雖多,無能為也。
趙鳳昌洞察入微,謀略過人,觀其三慮三策,堪比孔明之隆中對。其後,孫中山又多次登門拜訪,與趙鳳昌商討統一建國、網羅英才及國家財政諸要端。趙鳳昌提出了許多建議,勉勵孫中山“建府奠基,既須兼納眾流,更當克副民望”。
退位
1912年1月10日(舊曆十一月二十二日),張謇向袁世凱發電報,為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之事向袁釋疑:“南省先後獨立,事權不統一,暫設臨時政府,專為對待獨立各省,揆情度勢,良非得已。孫中山已宣言,大局一定,即當退位。北方軍人,因此懷疑,實未深悉苦衷。”不久,張謇向袁世凱建議,由他赴漢口見段祺瑞,說服他用軍人名義通電擁護共和,以促使清帝早日退位。大約在1月下旬,張謇再次致電袁世凱,為袁出謀劃策:“設由前敵各軍以同意電請政府,雲軍人雖無參與政權之例,而事關全國人民之前途,必不可南北相持,自為水火。擬呈辦法,請政府採納執行,否則軍人即不任戰鬥之事云云。如是則宮廷必驚……而大事可定矣。所擬辦法如下,公如以為可行,須請密電段芝泉等。謇觀大勢,失此機會,恐更一決裂,此後愈難收拾,幸公圖之。”十二月初五(1912年1月23日),段祺瑞果然致電內閣:軍心動搖,共和思想有難遏之勢。十二月初七,段祺瑞再電內閣:各將領力主共和,聞溥偉、載澤阻撓,憤憤不平,擬即聯銜陳請。十二月初八,段祺瑞領銜四十七名將領電請清廷明降諭旨,立定共和政體。從段祺瑞這一連串的逼宮動作來看,張謇致袁世凱的兩封密電顯然起了作用。張謇是否去漢口遊說段祺瑞,他的《自編年譜》和《張謇日記》中均無記載,這兩封電報,《張季子九錄》也未收錄,而是保存在《趙鳳昌藏札》第一百零八、第一百零九冊里,很有可能是趙鳳昌所擬而以張謇名義致袁的電稿。《趙鳳昌藏札》中有一篇《對全國財政預算估計》,看似張謇《對於新政府財政之意見書》的草稿,但不知出自趙、張誰手。
關鍵方案
《趙鳳昌藏札》中有一份“正副總統及內閣名單稿”,為趙鳳昌參與南北秘密談判時所記,其中總統、副總統、總理人選以及陸軍、財政、外交、教育總長與後來袁世凱第一任內閣的這四位總長人選完全相同。趙鳳昌在議和中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見。
南北議和到了最後關頭,雙方在討論袁世凱接任臨時大總統後第一任內閣問題時,同盟會堅持內閣總理必須由同盟會員擔任,總理通過之後,再由總理提出閣員全體名單,請參議員投票。袁世凱拒不接受這樣的安排。雙方互不讓步,僵持多日。
在“惜陰堂”討論這個問題時,趙鳳昌亦列席旁聽,他是幕僚出身,最能揣摩各人心理,他已覺得唐紹儀對此問題,十分為難,便插言道:“我是以地主的資格列席旁聽的人,不應有什麼主張。但現在對內閣問題,我有一個意見,可以貢獻諸君以備參考。我認為新總統的第一任內閣,是新舊總統交替的一個橋樑,所以這國務總理必須是孫、袁兩位新舊總統共同信任的人物。我以為只有少川(唐紹儀字)先生最為適當,只要孫、黃兩先生不反對,我很想勸少川先生加入同盟會為會員,這就是雙方兼顧的辦法。”趙鳳昌這話剛說完,孫文、黃興同時鼓掌,表示歡迎唐紹儀加入同盟會,同時即決定請唐紹儀出任國務總理。後由汪精衛、蔡元培為入黨介紹人，唐加入同盟會，這個問題就這樣圓滿解決了。
劉厚生說:“趙鳳昌逝世,我曾撰祭文一篇,稿已遺失,但有數語,尚能記得,文曰:‘南陽路北,有樓三楹,先生所居,顏曰惜陰。惜陰齋舍,滿坐賓朋,呱呱民國,於茲誕生。”殆紀實也。當時戲贈鳳昌一個外號,叫他做民國的產婆。這位產婆,在助產時,很是出力……”(劉厚生:《張謇傳記》,第182頁)
藏札
《趙鳳昌藏札》共一百零九冊,現存在國家圖書館,內有南北要人之間大量的機密函電,仔細梳理,可以發現許多鮮為人知的秘密,足見趙鳳昌在南北議和與建立民國過程中所起的決策作用有多大。但當時知道這些秘密的人並不多,而趙鳳昌亦不居功,他為人低調,處事謹慎,對機密諱而不談,有人稱他是建立民國的無名英雄,可以說是有道理的。他被時論譽為“民國產婆”,也並非虛名。
趙鳳昌藏札最有價值的是有關辛亥革命前後政局的史料，這也是趙鳳昌藏札中最早被關注、整理和利用的部分。1960年上海歷史研究所編輯《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選輯》時，首次整理公布了趙鳳昌藏札中的涉及辛亥革命的部分。2001年出版由章開沅等主編《辛亥革命史資料新編》也收錄了部分辛亥函札。
1963年章開沅先生被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借調赴京，除協助北洋史料徵集工作外，大部分時間用於張謇研究。他經常到北京圖書館善本閱覽室檢閱趙鳳昌藏札，應該是第一個對趙氏藏札原件進行了較為全面翻閱、抄錄的學者。因為章先生系統全面地看了趙氏藏札原件，對這批資料的珍貴价值便有了更深的認識：
趙鳳昌因為是幕僚出身，對來往函電非常注意保存。由於他的特殊身分，這109冊函電原件，便成為研究晚清和民國初年政治史極為重要的史料結集。現今人們大多只注意其中之107、108、109三冊，即所謂《辛亥要件》。……但趙鳳昌全部藏札所涉及的史事尚涉及辛亥以前，如中法戰爭、洋務運動、庚子事變、立憲運動等，且相關函電數量極多，至今尚未見人利用。
趙鳳昌札記學術界雖然對趙鳳昌藏札的史料價值予以了高度重視及評價，但因這批資料尚未全部出版公布，大家對其價值的認識和揭示仍僅是冰山一角。孔祥吉先生稱趙鳳昌藏札為“美不勝收的晚清史料”。贊趙氏“所藏之信札，真可謂是尺牘之精華，史料之瑰寶，謂其價值連城亦不為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