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評價
這次戰爭的結果是阿拉伯國家趕上了以色列，扭轉了過去接連失敗的狀態，使雙方在戰略上恢復了平衡。這一結果的形成是有著歷史必然性的，經過三次中東戰爭，中東地區民族覺醒的進程加快，第一次中東戰爭的失敗使中東國家對殖民者保護中東的幻想破滅，也是北非和阿拉伯國家民族解放運動高漲的起因，埃及革命勝利和收復甦伊士運河就是在這一背景下產生的，第二次中東戰爭失敗，結果是美蘇大國捲入中東取代英法，但是美蘇干涉中東同樣不能保證中東各民族的利益，在第三次中東戰爭中的失敗讓中東人民意識到要獲得勝利必須依靠自己的努力。埃及薩達特總統對蘇聯的態度從過去的附從，轉變成為合作，增強了民族自主權，把蘇聯操縱的裝備收歸埃及使用也加強了獨立的地位。自行制定軍事發展政策，防止出現六五戰爭被蘇聯拋棄的局面。第四次中東戰爭的經過也體現了薩達特政策的進步，他首先團結了阿拉伯國家，建立了統一戰線，在戰爭中幾乎所有阿拉伯國家都支持和參戰，並且在戰爭初期取得了勝利，而且薩達特總統也能建立國際統一戰線，不僅使西歐各國保持中立，也得到了多數第三世界國家的同情，使以色列陷入空前的孤立狀態，幾乎在這次中東戰爭中遭到失敗。從軍事角度看，這次戰爭沒有徹底戰勝以色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質是埃及等阿拉伯國家沒有雄厚、完整的工業生產體系，不能自主生產戰爭物資，無力應對長期消耗戰爭；其次是在軍事體制上，沒有以色列那樣完善的全民預備役動員體制，投入的軍事武裝力量多是僱傭職業兵，在最初的勝利後不能迅速擴大戰果，讓以色列緊急動員，使兵力優勢迅速喪失；另外就是戰術呆板，讓以色列發現防禦漏洞渡過運河西岸，喪失了戰略主動權。儘管這次戰爭最終依然以平局而結束，但是阿拉伯國家依然取得了成果。首先是打破了美蘇共同發表的中東問題“凍結在冰櫃二三十年”的立場，把解決中東問題的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中，削弱了美蘇主導中東的地位。交戰雙方脫離接觸，在經過聯合國等斡旋後，埃及收復了西奈半島部分領土，敘利亞收復戈蘭高地大部。隨後薩達特主動與以色列友好，開啟了土地換和平的政策，收復了全部失地，奠定了中東和平的基礎。從國際環境看，當時美國深陷越南戰爭，無力長期支援遠離自己的以色列同整個阿拉伯世界戰爭，以色列也無力長期在多條戰線打消耗戰；阿拉伯國家聯合用石油禁運武器同西方鬥爭，也讓西歐保持中立不支持以色列，薩達特奉行的自主、靈活的外交、軍事戰略，獲得了國際社會多數擁護，他推行的土地換和平戰略也得到以色列在內的中東多數人民擁護，符合中東地區的長遠利益。
戰爭背景
戰爭的起因
薩達特這場戰爭是阿以衝突的一部分，自1948年以來已經造成多場戰爭。在稍早的六日戰爭中，以色列發起戰爭，攻占了整個西奈半島乃至蘇伊士運河的停火線，並且從敘利亞那裡攻占了大約一半的戈蘭高地，吞併了整個的巴勒斯坦，占領了約旦的大量領土 。
在戰爭前幾年裡，以色列在西奈和戈蘭高地上建立了許多防禦工事。1971年以色列花費了5億美元在蘇伊士運河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堡壘系統，這座堡壘被命名為巴列夫防線（Bar Lev Line），名稱來自以色列將軍哈伊姆·巴列夫（General Chaim Bar-Lev）。
埃及和敘利亞都想取回在六日戰爭中失去的土地，但以色列高層卻不想歸還這些通過這種手段奪來的土地，並且對聯合國關於歸還土地的決議不予理睬。
埃及總統納賽爾於1970年9月去世。繼承他的是薩達特，薩達特決定經由戰爭手段取回在六日戰爭中的失土。1971年，薩達特在與聯合國調停大使Gunnar Jarring的談話中聲明，除非以色列“撤出在西奈半島和加沙走廊的所有武裝部隊”並且履行聯合國安理會242號決議中的所有條款，埃及才會“準備與以色列和平共處”，以色列的答覆則是絕不會撤回1967年6月5日以前的邊界。
系列圖片薩達特寄望於以小規模的戰勝以色列便能改變現狀。敘利亞總統哈菲茲·阿薩德（Hafez al-Assad）則有不同的看法，他對和以色列的談判完全不感興趣，並認為只有用完全的軍事手段才能奪回戈蘭高地。從六日戰爭以來，阿薩德便進行龐大的擴軍備戰，他希望讓敘利亞成為阿拉伯國家中的軍事霸主。在埃及的援助下，阿薩德認為敘利亞軍已經有絕對的勝算擊敗以色列並取回失土。阿薩德認為只有在以武力奪回戈蘭高地後談判才會展開，到時將能威逼以色列交出約旦河西岸地區和加沙走廊，並且逼以色列做出其它的讓步。
薩達特期盼戰爭的來臨，此時的埃及經濟一直低迷不振，在薩達特的傳記里，作者Raphael Israeli描述薩達特面臨到埃及自從六日戰爭以來士氣低迷的問題，認知到在進行任何改革之前都須先克服這種戰敗的羞恥感。埃及的經濟已經陷入混亂，但薩達特察覺到他將要推行的改革必定會在部分埃及人里不受歡迎。而一次軍事上的勝利將能讓他獲得人民普遍支持。一部分的埃及人，尤其是那些發起許多抗議活動的埃及大學學生，強烈主張進行一場戰爭以奪回西奈半島，而薩達特掌權以來還未發動戰爭讓他們相當不滿。
其它的阿拉伯國家對發動新的戰爭較不感興趣。約旦的海珊國王擔心若是戰爭失敗將會再次失去土地（約旦在之前的六日戰爭中失去很多的土地）。同時薩達特承諾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和亞西爾·阿拉法特在戰勝後將會讓他們管理西岸地區和加沙走廊，而約旦國王則認為西岸地區應該屬於約旦的國土。而且，在1970年爆發的黑色九月事件（Black September crisis）巴解與約旦的內戰中，敘利亞曾軍事介入支持巴解，進一步造成約旦和敘利亞的不合。
伊拉克和敘利亞同樣關係緊張，伊拉克也拒絕參加開頭的攻勢。黎巴嫩則由於軍力過小和內部的不穩定而沒有參加。在開戰前一個月薩達特忙於在外交上爭取支持，到1973年的秋天，薩達特宣稱已經得到超過100個國家的支持，這些國家大多來自阿拉伯國家聯盟、不結盟運動的參與國和非洲統一組織的國家。薩達特也在歐洲爭取支持，並且獲得了一些成功。英國和法國首度支持了阿拉伯國家，在戰爭爆發前西德則成了埃及最大的軍備來源國。
大國政治介入
薩達特於1972年公開宣稱埃及將會和以色列開戰，並說埃及已經準備好“犧牲1百萬名士兵”。1972年底以來，薩達特專注於建軍備戰，從蘇聯那裡取得了MiG-23戰機、SA-6防空飛彈、RPG-7反坦克榴彈、T-62坦克，尤其是AT-3反坦克飛彈，並且改良了軍事戰術。在六日戰爭中造成軍事失敗的無能將領被有才能者取代。
超級大國的介入也是影響兩場戰爭結果的主要因素。蘇聯的外交政策造成了埃及軍事上的弱點，美國與盟國支持以色列的都是當時最先進的攻擊性武器，而蘇聯則只在相當不情願的情況下提供埃及防衛性的武器。前任總統納賽爾曾經造訪莫斯科，納塞爾極力懇求莫斯科高層，並且宣稱如果蘇聯拒絕提供武器，他將會返回埃及向埃及人民宣布蘇聯已經遺棄了他們，並反過來向美國求取支持，如此美國將會在此地區占上風。由於蘇聯無法接受美國介入埃及，最後只好答應提供埃及防空飛彈以防禦邊界。
事實上埃及在之前1968年所發動消耗戰役（War of Attrition）的一個潛在目標便是為了逼迫蘇聯提供埃及更先進的武器軍備，埃及感覺到唯一足以說服蘇聯相信埃及軍備落後不足的方法，便是將這些落後的武器投入實戰中，對抗由美國提供以色列的先進武器，並以這些實戰的落敗來說服蘇聯提供更先進的軍武。
納賽爾與蘇聯的關係在1967年的戰爭中產生衝突，蘇聯希望埃及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和以色列的衝突。蘇聯不計代價希望避免阿拉伯與以色列的衝突以免與美國展開進一步的對抗。美蘇於奧斯陸的與會更進一步朝向保持現狀，而這是埃及所無法接受的。由於擔心準備戰爭的意圖被蘇聯察覺，埃及開始驅逐當時停留在埃及的蘇聯軍事顧問團。1972年7月薩達特驅逐了幾乎全部20,000名蘇聯軍事顧問，並且在外交政策上開始向美國靠攏。
蘇聯認為薩達特不會有機會贏得戰爭，他們警告薩達特，任何跨越蘇伊士運河的行動都會由於以色列嚴密的防禦而死傷慘重。蘇聯當時正致力於緩和政策，因此極不樂見中東出現不穩定的情勢。在1973年6月與尼克森的會面中，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建議以色列應該撤回1967年的邊界，勃列日涅夫稱如果以色列不這樣做，“蘇聯將很難維持目前的和平狀態”，暗示了當時蘇聯對薩達特發動戰爭的意圖已經無能為力。
在薩達特1973年4月9日接受美國新聞周刊的訪問時，他再次威脅向以色列發動戰爭。在1973年裡，阿拉伯國家舉行了數次大型的軍事演習，每次都引起以色列軍方提升到最高的警戒狀態，而每次都在幾天后回復平靜。以色列的領導人相信，如果戰爭爆發，以色列空軍能像以往一樣很快的擊潰敵人。
在戰爭爆發的前一年，1972年10月24日，薩達特在一次與軍方高層的會議中，透露了他發起戰爭的意圖，即使是在蘇聯並不支持的情況下。戰爭計畫在極機密下擬定，即使軍中的高階指揮官也只在戰爭爆發前不到1個禮拜才被告知，而士兵們則在幾個小時前才被告知。攻擊計畫代號為Operation Badr，也就是阿拉伯語裡“滿月”的意思。
展開突襲前夕
以色列軍的軍事情報部（Aman）是以色列全國的情報判斷中心，軍事情報部對戰爭爆發的可能性估計方法建立在幾個假設上。首先，他們假設敘利亞不會與以色列開戰，除非埃及也一起參戰。第二，他們在埃及軍方里有一名位階極高的間諜（這名間諜的身份直到今天依然是機密，只被稱為“訊息來源”），藉由間諜他們得知埃及希望奪回整個西奈半島，同時埃及在取得蘇聯支持的轟炸機以癱瘓以色列空軍、和飛毛腿飛彈以威脅以色列城市之前將不會發動戰爭。由於蘇聯還未提供轟炸機，而飛毛腿飛彈也才剛於8月運達埃及，要花費4個月進行訓練，因此軍事情報部認定戰爭將不會在短期內爆發。由於這些帶有偏見的錯誤假設，導致他們忽略了其它顯示戰爭逼近的情報。
埃及軍進一步的刻意製造這種誤解，以色列和美國都以為埃及驅逐蘇聯軍事顧問的舉動已經嚴重損害了埃及軍的戰力。埃及繼續製造各種假情報和訊息，像是埃及軍在後勤上出了問題以及缺乏足夠的專業人員操作先進武器。埃及也不斷的製造缺乏備用零件的訊息。薩達特長期以來施行的邊緣政策更多次故意揚言發動戰爭，直到其它國家開始減低對於戰爭爆發的危機意識。在1973年的5月和8月，埃及軍兩次在邊界動員的演習，使以色列軍方為了提升警戒狀態而額外花費了1千萬元。
在贖罪日的前一個禮拜，埃及軍指定將在蘇伊士運河進行為期1個禮拜的訓練演習。以色列軍事情報部偵測到埃及軍在運河周遭有大規模集結行動，卻判定是埃及軍的另一次演習。同時敘利亞軍隊在邊界也開始大規模集結，然而軍事情報部卻認為這也不構成威脅—因為依據他們的假設，敘利亞只有在埃及也加入的情況下才會參戰，而埃及只有在蘇聯武器到達的情況下才會開戰。
之所以選在猶太人的假日贖罪日（Yom Kippur）這天發動戰爭，是因為以色列在這天處於全國放假狀態。贖罪日是猶太人一年中最重要的節日，在這天包括虔誠的猶太教徒和一般現世的猶太教徒都會實行禁食，同時會避免使用武器、電子器材、引擎、通訊設施等等，道路交通也會停止。許多士兵在這天離開崗位返家過節，以色列正處於一年中最戰備最脆弱的狀態，尤其難以進行全國軍人的緊急復員。
儘管已經拒絕參加，約旦的海珊國王“在兩周前曾與薩達特和敘利亞總統阿薩德在埃及的亞歷山大港會面。儘管薩達特和阿薩德皆不信任約旦而不太可能告知戰爭的詳細計畫，但他們很可能在談話中企圖試探約旦參戰的可能性。”海珊國王秘密的飛往特拉維夫以警告以色列總理果爾達·梅厄敘利亞即將發動戰爭。“‘敘利亞會在沒有埃及參加的情況下開啟戰端？’，梅厄夫人問道，海珊國王則說他不認為：‘我認為他們（埃及）會一起行動’”（Rabinovich, 50）。讓人吃驚的是，這樣明確的警告都沒有被以色列所重視。以色列的軍事情報部認為約旦國王所說的都是他們已知的情報。“以色列的摩薩德（Mossad）情報局在9月里經過可靠的情報來源接獲了高達11次戰爭即將爆發的情報，但摩薩德情報局的局長Zvi Zamir依然堅持阿拉伯國家沒有能力發動戰爭。即使是約旦國王的警告也沒有被重視。”。
最後，Zvi Zamir親自前往歐洲與“訊息來源”會面（那位埃及的高階間諜），時間是10月5日—6日的午夜，在會面中，間諜告知他埃及和敘利亞即將發動戰爭。這次的警告獲得了重視，加上其它眾多顯示戰爭逼近的情報，終於迫使以色列高層展開行動。就在攻擊開始前一個小時，軍方下令開始緊急動員後備軍人。很諷刺的，這次動員比以往簡單的多，因為大多數的軍人都待在猶太教堂或是家裡過節。
以色列軍方所奉行的戰略是，如果發現戰爭即將逼近，以色列將會發動先發制人的攻擊，這個戰略是假設在以色列的情報機關能於戰爭爆發前至少48小時察覺危機逼近。
總理果爾達·梅厄、國防部長莫夏·達揚（Moshe Dayan）和以色列將軍大衛·埃拉扎爾（David Elazar）於贖罪節的早上8:05會面，當時距離攻擊展開只剩下6小時了。戴揚依然堅持戰爭不一定會爆發。而埃拉札爾則極力主張發起先發制人的攻擊，並計畫在夜間攻擊敘利亞的機場、在下午3:00攻擊敘利亞的飛彈基地，並在下午5:00攻擊敘利亞地面部隊。“當會面結束時，總理仍然猶豫不決，但她決定將不發起先發制人的攻擊。以色列非常仰賴美國的支持，並擔心主動發起攻擊會被視為是以色列開啟戰端的。她說：‘如果我們先發起攻擊，我們會在國際上站不住腳，而且得不到任何國家的支持。’”。當時歐洲國家由於遭受阿拉伯國家威脅石油禁運和貿易杯葛，早已停止供應以色列武器和軍需品。因此以色列完全仰賴美國支持軍需品，也因此非常顧忌任何會危及兩國外交關係的行動。
如今回顧起來，決定放棄先發制人的攻擊或許是個明智的選擇。在戰爭爆發後，美國開始進行的五分錢救援行動（Operation Nickel Grass），為以色列補充了大量寶貴的軍火武器。依據亨利·基辛格的說法，如果是以色列先展開了攻擊，“他們或許就不會獲得那么多援助了”。
戰爭雙方
阿拉伯方面
第四次中東戰爭中主要對以色列作戰的就是埃及和敘利亞，除了埃及、敘利亞、約旦、伊拉克以外，其他阿拉伯國家也牽扯上這場戰爭，提供各種軍火和籌措資金，這些支援的總數仍然無法確定。
沙烏地阿拉伯和科威特提供了金融上的支援並也派出了象徵性的少量部隊參戰。摩洛哥派出了1個旅的部隊前往前線支援，巴勒斯坦人也派出部隊支援。巴基斯坦則派了16名飛行員助戰。
從1971年到1973年，利比亞的卡扎菲派了些幻象3型戰鬥機前往埃及並且提供了約10億元的援助。阿爾及利亞派遣了1箇中隊的戰鬥機和轟炸機、1個坦克旅、幾十輛坦克支援埃及。突尼西亞派遣超過1000名士兵前往埃及，蘇丹也派遣了3500名士兵。
烏干達的電台宣稱伊迪·阿明也派遣了烏干達士兵前往作戰。古巴也派遣了大約1500名士兵和坦克及直升機部隊前往支援，據報導還曾和以色列空軍交戰過。
以色列方面
以色列雖然是自己獨立作戰，然而這樣卻使得它的效率比阿拉伯國家更高。美國給以色列的軍援也是蘇聯給阿拉伯國家絕對不可比較的，因為蘇聯只給阿拉伯國家成品武器，美國給以色列的可不光是武器，還有及其重要的軍事技術。
指揮官領導者
阿里埃勒·沙龍
史密爾·葛農（Shmuel的戈南）
班傑明·佩勒德（班傑明·佩萊德）薩阿德·沙茲利（薩阿德EL Shazly）
阿赫默德·伊斯梅爾·阿里（艾哈邁德·伊斯梅爾·阿里）
戰爭過程
在這次戰爭中，埃、敘經過周密準備對以實施突襲和兩線夾擊，首戰告捷，使阿拉伯的民心士氣為之大振。埃軍渡河之役顯示出諸軍兵種協同作戰的威力。以軍動員快速，先北後西，重點用兵，化被動為主動，尤其向運河西岸的大縱深突擊，對於扭轉被動局面發揮了作用。雙方投入的坦克、火炮、飛機、飛彈等數量很大，埃、以於14日一天內共展開1800輛坦克的大會戰為戰爭史上所罕見。阿、以分別使用蘇、美當時的先進武器裝備和得到蘇、美戰略空運的及時補充並利用蘇、美偵察衛星提供的情報。埃軍由薩姆-2、薩姆-3、薩姆-6、薩姆-7型飛彈為主組成的防空體系，在戰爭初期掌握了戰場制空權，使以軍飛機數日內不敢進入運河空域；以軍則使用“響尾蛇”、“蜻蜓”等空空飛彈和“加布里埃爾”艦艦飛彈對付阿軍的飛機、艦艇。大規模電子對抗的展開使戰場情況更為複雜，作戰損耗加大。雙方飛機損失的約60%、艦艇損失的80%以上，大部被毀坦克均為各種飛彈所擊毀。在戰略指導與作戰上，廣泛利用電子技術和使用各種戰術飛彈，是這次戰爭的突出特點。中東戰爭給中東人民帶來了極大的痛苦。
在西奈半島
戰爭開始後埃及軍隊出動了200架飛機對以色列一方進行了空襲，隨後埃及士兵一邊口中吶喊：“真主萬歲”，一邊強渡運河。在進攻的前一晚上，埃及的蛙人將巴列夫防線埋藏的汽油管封死，使得埃及的渡船在蘇伊士運河上暢通無阻。埃及軍隊到達對岸後，立即組織商討如何穿越巴列夫防線，埃及指揮官聽從了一位工兵軍官的建議，使用高壓水槍沖刷由沙子建成的防線，很快在以色列的防線製造了好幾個缺口，隨後埃及軍隊擊破了幾乎所有的巴列夫防線上的堡壘。埃及軍繼續前進了大約15公里，以2個軍的兵力，進入了西奈半島的沙漠地帶。
因為預料到以色列裝甲部隊會進行反擊，埃及軍替擔任第一波攻勢的部隊裝備了空前數量的反裝甲武器，包括單兵攜帶的RPG火箭推進榴彈（Rocket propelled grenades）以及更為先進的AT-3反坦克飛彈。平均3名埃及士兵便有1人裝備反裝甲武器。同時，在埃及那一邊的運河斜坡被埃及軍填高，比以色列那邊運河足足高出兩倍，給了埃及軍完美的視野和發動攻擊的有利位置，使埃及軍隊能夠輕易的射擊任何逼近的以色列步兵和坦克。
自1975年以來，中國出版的各種有關資料檔案和書刊中，大量介紹了許多涉及第四次中東戰爭的文章，尤其是所謂“190裝甲旅”被埃軍伏擊全殲的著述更是屢見不鮮。這些文章都採用相同的人物、部隊番號、數量、戰鬥過程等基本素材進行了描述。然而，當時以軍裝甲部隊在西奈半島先後投入9個裝甲旅，分別是第14、第460、第401、第164、第600、第217、第247、第431和約埃爾裝甲旅。其戰鬥序列中不存在“190裝甲旅”這個番號，而實際上它是第600裝甲旅所屬第190裝甲營的訛傳。筆者所見較早的誤傳資料是埃軍第2步兵師薩達將軍的描述：“……敵人以每小時40千米的速度發起進攻。以色列坦克剛一越過偽裝的步兵塹壕，步兵便迅速躍出塹壕，向敵第190旅進攻。我們集中在該地區的坦克和所有反坦克武器向敵人開火併消滅了他們。以色列第190裝甲旅在3分鐘內被消滅了。旅長阿薩夫·雅果里和另外4名士兵做了俘虜。……”隨著雅果里在埃及電視節目中露面，各國相當多的媒體都相信並採用了薩達的“190裝甲旅”說，“一人傳虛，萬人傳實”，長期以來，很少有人對此提出過質疑。以色列人赫佐格（曾任情報部部長）在他的書中點破了這一訛傳，他寫道：“……納科部隊（指第600裝甲旅前進指揮所和190裝甲營在費爾丹路以北的平行公路上向前疾進，突然發現在離運河800碼處，被數千名埃軍步兵包圍。有18輛坦克被擊中摧毀，指揮進攻的營長阿薩夫·雅果里中校被震出坦克，當了俘虜。埃及宣傳工具對此大肆宣揚。……他們把雅果里營說成是一個旅，而把雅果里說成是旅長。）……”20多年來，以色列人的著述竟未引起廣泛注意。許多文章在介紹有關“190裝甲旅”戰例時，由於採用的基本素材本身存在著錯誤，自然在具體細節的描述中就有了諸多失真。將“190裝甲旅”稱之為“王牌旅”、“王中王”，這是在有些書刊資料中見到的說法。事實上，“190旅”既然是一個營，所謂“王牌旅”也就隨之失去其意義。順便提一下，以色列裝甲兵確實有一個王牌旅。那就是1949年組建的赫赫有名的第7裝甲旅。這個旅在第四次中東戰爭中的戈蘭高地戰場上打了一場以少勝多的防禦戰。190裝甲營被全殲，並不只是由於雅果里一個人的指揮失誤造成的。以軍在戰爭初期失敗的最致命因素，就是包括雅果里在內的中高級揮官普遍存在的傲慢輕敵情緒。10月8日指揮反擊作戰的西奈戰區司令什穆埃·戈南少將和第162師師長阿弗拉罕·阿丹少將，都是以色列坦克學校第1期畢業生，他們陶醉於以色列裝甲兵“只有勝利的故事”的神話，過分低估埃及步兵的反坦克能力，錯誤的敵情判斷，極為被動的指揮，分散使用兵力，致使阿丹師遭受重創。雅果里的頂頭上司——第600裝甲旅旅長納科·巴拉姆上校在第三次中東戰爭中任營長，參戰20多次，負過重傷。一條腿是假肢，上下坦克要人扶，他生性好戰，狂妄自大，軍中稱其為“人獅”。他率領旅指揮所及第190裝甲營實施反擊作戰，有恃無恐，絲毫沒有遭敵伏擊的心理準備，以致陷入困境，後見勢不妙，倉皇地死裡逃生。許多文章說，以軍“190裝甲旅”在費爾丹方向反擊時，損失坦克120輛。這是一個明顯誇大了的數字。由於被殲的“190裝甲旅”實際上是1個營（編制坦克38輛～50輛），這就從邏輯上否定了120輛這種說法的準確性。雖然“190裝甲旅”實為裝甲營的訛傳，但10月8日的那次戰鬥，仍不失為一個典型的坦克兵遭步兵伏擊被殲的戰例，現將其作戰經過略述如下：10月7日，以色列南部軍區司令戈南命令第162裝甲師（坦克170輛），於8日從運河東北線由北向南實施反擊，企圖消滅運河東岸埃及第2集團軍的部隊。8日上午9時，該師第600裝甲旅在坎塔拉與埃軍步兵第18師展開戰鬥，損失不大；當日中午，第460裝甲旅（從第252裝甲師轉隸而來的殘部）在向費爾丹方向的埃軍步兵第2師反擊時失利，損失坦克12輛；下午2時，第600裝甲旅旅長將1個營留在坎塔拉作戰，親自帶領旅指揮所及第190裝甲營，以40千米的時速直趨南下，疾進至費爾丹正面，與第460裝甲旅殘部協同行動，組織再次反擊。由於以軍裝甲部隊末按軍區司令計畫繞到埃軍橋頭陣地的北翼，結果，發起衝擊時，不是由北向南卷擊，而是由東向西正面進攻。第600裝甲旅所屬不足兩個營的純坦克分隊衝擊時，正好鑽進了埃軍第2步兵師預設的伏擊陷阱。下面是赫佐格書中的一段描述：……當他們距蘇伊士運河800碼遠時，一陣密集的反坦克火力襲來，隨著煙幕的升起，納科向四周望去，看到坦克在他左右爆炸。……他們必須撤走。在他們的進攻部隊中，只有4輛坦克（包括他乘坐的1輛）能撤離恐怖的戰場。當他們開始撤退時，布倫（即第162裝甲師師長阿丹）通過無線電通信網責問他：“怎么回事？你們為什麼撤？”納科回答：“如果你再問下去，幾分鐘後就沒人回答你了”。埃及軍隊首戰全勝，但是他們卻犯了致命的戰略錯誤：他們開始鞏固他們在據點，並未乘勝追擊。
在以色列於8日災難性的攻勢後，雙方都停頓了下來，開始鞏固自身陣地並且期盼對方先發動攻擊。埃拉扎爾取代了能力不足的葛農接掌指揮，葛農沒有立即被撤職，因為這在戰時可能對士氣造成傷害。
在幾天的對峙後，薩達特想要幫助緩和敘利亞戰線的壓力，下令再次發起攻擊。埃及軍離開防空火力陣地展開攻勢，當埃軍於投入1000輛坦克展開第2次大規模進攻時，以軍投入800輛坦克，步、坦、炮協同作戰，並使用武裝直升機和其他飛機發射“小牛”、“百舌鳥”式空地飛彈、“白星眼”式電視制導炸彈等，擊毀埃坦克250輛，迫使埃軍當日撤回進攻出發陣地。
隔天，以色列發動了大規模反擊，在這次代號勇敢壯士行動（Operation Stouthearted Men）的攻擊中，以色列大幅改變一直以來依賴坦克和飛機支援的戰術，運用步兵發起攻勢，迅速穿透了埃及軍的地對空飛彈基地和反坦克飛彈陣地，一個由沙龍所領導的師攻擊埃及在大苦湖（Great Bitter Lake）北邊Ismailiya附近的陣地，進攻埃及軍戰線最脆弱的部分，也是北邊的埃及第二軍團和南邊的第三軍團交界處。在一座日本人經營的農場附近地區（一項在運河東方的灌溉計畫，當時以軍稱其為中國農場）經歷了整場戰役中最殘酷的戰鬥後，以色列終於鑿穿了埃及軍的戰線來到蘇伊士運河，將埃及軍一分為二。緊接著一小批以軍部隊橫渡運河來到對岸，迅速建立橋頭堡。在24小時內，大量步兵借著輕型充氣船渡河，儘管沒有裝甲部隊的支援，他們大量配備了美制的M72 LAW反坦克火箭以對付埃及裝甲部隊。這批突擊部隊迅速清除了運河西岸一個又一個的埃及軍防空和反坦克飛彈陣地，這些陣地清除後，以色列軍隊便重新獲得了具壓倒性優勢的空軍和裝甲部隊的支援。
在戰爭之前，由於擔心以色列會渡過運河，沒有西方國家願意提供以色列架橋的裝備。然而以色列仍然從法國購買了大量二戰報廢的修橋模件、浮橋架設裝備。以色列甚至準備了較為複雜的自製“滾軸橋”，不過由於後勤耽誤而沒有運用上。在10月16日/17日的晚上以色列架設浮橋完成，緊接著渡河的Avraham "Bren" Adan師迅速南下，以切斷埃及第三軍團向西撤回埃及的後路，同時派出突襲部隊繼續掃蕩運河東方的埃及地對空飛彈陣地。在埃及軍的密集炮轟下，以色列仍然在大苦湖北邊的運河上架起了4座浮橋。到戰爭結束時，以色列部隊已經大量攻入埃及，距離首都開羅只剩下101公里了。
在戈蘭高地
在戈蘭高地，以色列軍以2個裝甲旅和11個火炮連的兵力，抵擋敘利亞5個師與188個連的入侵。在戰役開始時，敘利亞坦克立即與以色列的坦克混戰在一起。敘利亞的直升機空降突擊隊攻占了以色列位於赫爾蒙山（Hermon）上的最重要的看守堡壘Jabal al Shaikh。
在戈蘭高地的戰鬥被以色列高層列為第一優先。在西奈半島的作戰由於距離以色列本土相當遙遠而不會有太大威脅，但戈蘭高地一旦陷落敘利亞軍便能長驅直入以色列。後備役軍人被儘可能的以最快速度分派至戈蘭高地，他們一到達兵站據點便直接駕駛分配的坦克開往前線，無須等待其餘訓練的成員、無須等待安裝機關槍於坦克上、也無須等待測定坦克火炮口徑的步驟（軍方規定的一種曠日費時的目測檢查）。
如同在西奈戰線的埃及軍，敘利亞軍一直小心的只在己方防空飛彈的保護範圍內行動。敘利亞也使用許多蘇聯制的反坦克武器（但由於戈蘭高地地形崎嶇而沒有像在平坦的西奈半島上如此有效）。敘利亞估計以色列的後備軍人至少要24小時才能到達前線，事實上，以色列的後備軍人在戰爭爆發後15個小時便開始陸續到達前線了。
在第一天戰鬥結束時，在戈蘭高地的敘利亞軍已經達成了一定規模的勝利，然而在超過4天的激戰中，北邊的以色列第7裝甲旅終於守住了戰線，得以守住位於以色列軍總部所在地Nafah旁的崎嶇山丘。由於一些仍然未知的原因，敘利亞幾乎就要攻占Nafah，但卻在那時停止了前進，使以色列得以重整戰線。最合理的解釋是當時敘利亞已經事先估計了進攻的時間，而當時戰場的指揮官不願意改變計畫。
在戈蘭高地南邊的戰場，以色列的巴拉克裝甲旅（Barak）沒有任何天然的屏障，開始遭受大量的傷亡。裝甲旅的指揮官Shoham上校在第二天的戰鬥中陣亡，留下副指揮官和其他軍官指揮各自的坦克激戰，敘利亞部隊不顧一切的向加利利海（Sea of Galilee）推進並湧向Nafah，這時巴拉克裝甲旅已經四分五裂失去了組織功能，殘存的坦克和乘員則各自為戰。
戈蘭高地的局勢在以色列後備援軍抵達後終於開始逆轉，1973年10月8日，以色列軍開始反擊。不同於南邊廣大的西奈半島，狹小的戈蘭高地很難在戰爭中起緩衝作用，然而在戰役中證明了戈蘭高地在地理上是個重要的戰略據點，而且是阻止敘利亞入侵以色列本土的關鍵。到了10月10日禮拜三，所有入侵的敘利亞部隊都被擊退回開戰時的邊界了。
以色列高層必須要做一個決定—要就此停戰維持自1967年以來的邊界，或是繼續攻入敘利亞的領土。10月10日，以色列高層就這個問題爭論了一整天的時間直到晚上，有些人主張就此停止前進，將多餘的兵力調回西奈戰線（史密爾·葛農在Hizayon戰敗才在2天前發生），其他人則主張繼續進攻，攻向大馬士革，徹底擊敗敘利亞，這樣做也可以恢復以色列在中東的軍事霸主的形象。總理梅厄最後決定繼續進攻。
以色列部隊攻進了敘利亞本土，在敘利亞的巴珊（Bashan）攻克了20平方公里的土地，從那裡以色列得以用重型火炮開始炮轟大馬士革的市郊，距離只有40公里。
由於阿拉伯國家的戰況迅速惡化，約旦的海珊國王不得不派兵支援。為了避免直接和以色列開戰會遭到以色列空軍攻擊，他派出了一支遠征部隊前往敘利亞。伊拉克也派出了遠征部隊前往戈蘭高地，由30,000人、500台坦克、700台裝甲車輛組成。伊拉克部隊的出現讓以色列相當吃驚，以色列原本預期伊拉克部隊至少要24小時以上的時間才能到達前線。伊拉克部隊突襲了以色列裝甲部隊攻勢的突出部的南方側翼，迫使以色列部隊向後退卻數公里，以避免遭到包圍。
敘利亞加上約旦和伊拉克的部隊發動反擊以阻止以色列進一步的攻勢，然而，他們也無法擊退以色列部隊位於巴珊的突出部。
以色列戈蘭尼旅（Golani Brigade）突擊隊和總參謀部直屬偵察營（Sayeret Matkal）特種部隊重新占領了赫爾蒙山上的據點。由於山上防衛的敘利亞狙擊手的攻擊，兩周前的進攻已經造成25人陣亡67人受傷，而這次的進攻又造成55人陣亡79人受傷，最後終於奪取了據點。1輛以色列的D9推土機和以色列步兵一同破壞了前往山頂的道路，以免日後又被敘利亞占領。同時一個以色列傘兵旅也占領了山上的其他據點。
戰爭轉折
埃及在西奈半島上取得了巨大勝利後，戰術上就發生的極其重大的錯誤：他們沒有乘勝追擊，給了以色列一個得以喘息的機會。以色列接受了大量的美國軍援，並集中兵力遏制住敘利亞的進攻，同時使用美國提供的衛星套用於戰爭，他們觀察到了埃及的第二和第三集團軍之間存在一個缺口，很快，以色列軍隊利用這個縫隙打入了蘇伊士運河，導致了埃及軍隊（第三兵團）被圍，戰局被逆轉。
海上的戰鬥
以色列和敘利亞發生的拉他基亞海戰（Battle of Latakia），是一場具技術性革命的海戰。以色列的勝利證明了，體積小而速度快、並且配備了電子反制設備的飛彈快艇的潛力。戰鬥發生在敘利亞的港口拉他基亞外，在戰鬥中，以色列飛彈快艇引誘敘利亞快艇在最遠的射程時就發射飛彈，接著以金屬箔片和雷達干擾技術使這些飛彈全部落空，等敘利亞快艇射光了飛彈後，以色列快艇便追上去在適當的距離內發射飛彈，結果擊沉了好幾艘敘利亞快艇。
在這場海戰和其他幾場小型海戰後，敘利亞和埃及海軍就一直停留在他們位於地中海的港口內直到戰爭結束，使以色列得以掌握地中海的海運航道，這使得以色列得以取得大量由美國船隻運載來的軍火補給（其實以色列有96%的補給是經由這樣的船運所取得的，而非經由空運）。
在戰爭中，以色列海軍還對埃及港口發動了幾次小型的襲擊，以摧毀那些可能用於運載埃及突擊隊至以色列戰線後方的埃及船隻，不過這些行動對整場戰爭的影響並不大。
戰爭停火
受困的埃及第三軍團
1973年10月22日，在美蘇間的談判結束後，聯合國通過了停火決議。下令以色列與埃及間的戰鬥立刻停止（但法律上來說不包括以色列和敘利亞間的戰鬥），停火命令於12個小時後的以色列時間下午6:52生效，但戰鬥直到夜晚才慢慢停止。事實上僅利用人造衛星的圖片是不可能判斷雙方的前線位置的。
在下令停火時，以色列部隊距離他們的目標只有幾百公尺—最後一條連線開羅和蘇伊士運河的道路。當天晚上，埃及軍在許多地區違反了停火令，擊毀了9台以色列坦克。為了報復，大衛·埃拉扎爾向高層請求繼續向南方攻擊，莫夏·戴揚同意了，以色列部隊繼續向南進攻，占領了最後一條道路，徹底包圍了蘇伊士運河東方的埃及第三軍團。
隔天早晨，引發了一陣外交上的慌亂。蘇聯的偵查飛機證實了以色列部隊正在朝向南方推進，於是蘇聯指責以色列違反停火令。在電話中，基辛格質問梅厄夫人：“我們怎么知道在沙漠中停火線到底在哪裡？”梅厄夫人回答：“我們終究會知道的”稍後基辛格才知道埃及的第三軍團已經被包圍了。
因此美國不斷向以色列施加壓力，不希望以色列摧毀埃及第三軍團，甚至威脅將支持聯合國要求以色列退回戰線的決議，於是以色列只好答應提供受困的埃及第三軍團非軍用的補給物資（食物及清水）。在與以色列大使Simcha Dinitz的電話中，基辛格告訴以色列大使，想徹底摧毀第三軍團是一個“並不存在的選擇”。
北部戰線的緩和
在北部戈蘭高地的戰線，敘利亞軍已經準備好發起另一次大型的反擊。除了敘利亞的5個師外，還有伊拉克的2個師，以及其他小規模的包括約旦在內的阿拉伯國家部隊。蘇聯的支援也補充了之前在戈蘭高地的損失。
然而，在攻勢展開的前一天，聯合國發布了停火令（只及於埃及和以色列），“埃及於星期一 [10月22日] 接受了停火令，使阿薩德陷入進退兩難的局面。停火令並沒有及於敘利亞，但連帶的效力卻不能被忽視。一些敘利亞將軍主張維持攻擊計畫，並認為這樣埃及將會感激敘利亞並也會繼續戰鬥…其他人則認為繼續戰爭將會讓以色列有藉口徹底摧毀埃及第三軍團，到時埃及無法繼續作戰，以色列就能將軍隊主力北調全力對付敘利亞，甚至進攻大馬士革。”（Rabinovich, 464-465）
最後，阿薩德決定取消攻勢，宣布敘利亞接受停火令，而伊拉克政府也下令伊拉克部隊返國。
戰後議和
有組織的戰鬥到1973年10月26日全都結束了。不過戰線上仍偶爾會發生衝突，同時仍然維持軍事緊繃的局面。受困的埃及第三軍團被切斷了所有補給，因此成了以色列的人質籌碼。
埃及的國家安全顧問Hafez Ismail傳遞訊息給基辛格—只要以色列同意讓第三軍團獲得非軍用的補給物資（食物及清水）並徹底停火，埃及願意直接和以色列進行對話。
最後，基辛格拿了一份談判出的提議給薩達特，薩達特幾乎沒有任何爭論便簽署了。以色列的檢查哨將被聯合國接管，允許非軍用的補給物資通過，並且會開始交換戰俘。接著在日內瓦展開了會議，最後各方都簽署了休戰協定。在1月18日，以色列簽署協定將部隊撤回運河以東，直到1974年3月5日撤回了所有的以色列部隊。
基辛格的穿梭外交終於在1974年5月31日達成了脫離戰爭狀態的協定，雙方互相交換戰俘，並且由聯合國在邊界設立緩衝地帶，聯合國脫離接觸觀察員部隊（UN Disengagement and Observer Force）創立並駐紮在戈蘭高地以維護停火協定。
戰爭援助
阿拉伯聯軍與以色列在兩個戰線的激烈作戰與損失，讓雙方的裝備與儲備彈藥都下降至危險的程度。作為各方的主要支援國家，美國與蘇聯分別展開大規模的運補行動。
蘇聯軍援
蘇聯在埃及與敘利亞的要求下分別對兩國展開軍援的行動。蘇聯除了以運輸機將裝備與物資輸送到這兩個國家以外，也自部分東歐國家調動裝備支援阿拉伯聯軍的作戰。
最早被以色列與美國注意到的蘇聯運輸機群分別前往大馬士革與開羅，顯示蘇聯可能在運送最後一批增援物資。根據戰後的公開資料，這些飛機其實是在兩國政府的通知下，將蘇聯在當地的技術人員以及家屬送回國內。
實質上蘇聯對兩國的運補，大多數的物資運往敘利亞，以補充他們在戰場上蒙受的重大損失。
五分錢救援
埃及和敘利亞在初期的攻勢使以色列軍遭受大量戰損，以色列急需補給軍火武器，否則戰局將面臨崩潰。除開裝備的受損以及需要補充的零件以外，以色列全國彈藥儲備量也下降到非常危險的層次。以色列歷經多次戰爭，對於需要的彈藥儲存量有很好的經驗，可是這一次的戰鬥的消耗量遠遠高於過去的任何一場戰鬥，而且以色列使用的多種火炮彈藥在當時尚未具備生產能力，導致彈藥的供應會面臨斷炊的危機。在美國運輸展開前，以色列全國的105毫米彈藥儲存量一度下降到只能夠維持48小時。除此之外，開戰當時的狀況，超過預期的消耗量所衍生的心理壓力和恐慌，也是促使以色列積極要求美國協助的原因之一。
梅厄總理向國際呼籲懇求援助，歐洲國家全都拒絕，只有美國總統尼克森答應支援以色列—尤其是蘇聯也開始支援阿拉伯國家軍火的情況下。美國向許多商務航空公司接觸，希望幫忙運載軍火至以色列，但航空公司都害怕戰後遭阿拉伯國家抵制，因此全都拒絕了。只有以色列的國家航空公司EI AI願意協助，然而EI AI的那些客運飛機根本沒有足夠的運載能量將所需的大量軍火及時運達。此外，這些民航機無法運送大型裝備，譬如火炮或者是坦克。在裝卸的效率上也遠不如軍用運輸機，儘管如此，這些運輸還是勉強的為以色列的作戰多爭取的一點時間。
美國政府本身沒有立即展開運輸作業的主要原因在於高層的政治衝突。尼克森總統當時為了水門案而無法分身，因此將協調的作業全部交給國務卿基辛格負責。基辛格除了穿梭各國展開外交折衝之外，為了爭取日後的政治籌碼，在運輸作業上該由誰負責等政治責任與功勞方面與國防部長斯勒辛格發生拉鋸戰。雙方的立場都相當堅定，毫不相讓，即使以色列已經發出多次緊急請求下，僵持的局面也無法打開。連日應付各方政治與輿論壓力的尼克森總統也未能適時介入，解開這些衝突。
美國空軍面臨最大的技術問題是所有現役的運輸機都沒有空中加油設備，這表示除非找到中途降落加油與更換組員的機場，美國空軍將無法擔任空中運補的工作，而經由海上運輸的提議是無法讓以色列接受的。由於政治上害怕阿拉伯國家抵制的問題還未解決，歐洲的盟國都拒絕讓這些運輸飛機中途降落加油，甚至拒絕讓這些飛機飛過他們的領空。最後只有葡萄牙願意協助，因此葡萄牙的拉日什機場（Lajes Field）成了整個運輸行動的基地。由於其他歐洲國家的要求，原本就停留在這些國家的運輸機也得飛回拉日什，很快的每天便有超過30架飛機通過拉日什，為了容納這些飛機行動，機場迅速擴建到能容納1300人住宿，甚至連在二戰時建立的兵營也派上用場。
最早的規劃是由美國空軍的運輸機將物資送到拉日什機場，然後由以色列自己將物資送回去，以避免美國介入或者是其他的政治問題。這個規劃在運輸行動尚未開始前就被認為行不通而放棄，因此所有的運輸機會在拉日什停留之後，遵循非常嚴格規劃的航線飛往以色列。
尼克森決定援助不能再耽擱下去了，下令美國空軍“把所有能飛的玩意都飛往以色列”。這項名為五分錢救援行動（Operation Nickel Grass）的任務於是展開，接下來9個小時裡，大量C-141和C-5運輸機已經開始飛往以色列。
在葡萄牙至以色列的航線上，運輸機沿著極度精確的航線飛行穿過地中海，航線的南邊有敵方的阿拉伯國家、北邊則是拒絕開放領空的歐洲國家，任何偏離的飛機，尤其是進入埃及領空，都無法保證會不會被擊落，因此護航是必要的，美軍第六艦隊與以色列的戰鬥機共同擔任護航的工作，直到運輸機平安抵達以色列班古利安國際機場（Ben Gurion International Airport）為止。雖然與阿拉伯國家戰鬥機的接觸報告很多，不過直到戰爭結束前，沒有任何一架運輸機受到騷擾。
到達以色列的軍火很快被卸載並直接送往前線，有些彈藥在發射出去的時候，甚至還是冰冷的。美國方面很擔心任何運輸機在地面的時候或者是軍火在機場範圍內受到任何攻擊而引發無法估計的損失，不過在這一段時間當中，並沒有預期中的攻擊發生，也沒有運輸機受到攻擊而損失。
並非所有軍火都是以運輸機送到以色列的。在開戰的頭幾天裡，以色列空軍損失了大量戰機，被阿拉伯國家所部署的各種地對空飛彈擊落或擊傷。因此以色列向美國買下36架F-4幽靈戰鬥機，這些戰鬥機本來隸屬美軍，在塗掉美軍標誌換上以色列空軍的標誌後，由美軍飛行員直接飛往以色列，並馬上投入戰場。
除了補充以色列消耗的裝備與彈藥以外，美國還提供以色列一些新裝備：小牛飛彈、百舌鳥飛彈與托式飛彈，其中百舌鳥飛彈的使用被埃及指責有美國空軍的飛行員直接介入戰爭。
直到戰爭結束為止，這項行動讓以色列在戰爭的緊要關頭，能夠迅速補充初期損失的裝備，因此這項行動有時也被稱為“救了以色列一命的行動”。
也因為美國的這項行動，嚴重激怒了阿拉伯國家，阿拉伯國家聯合對美國實行徹底的石油禁運，造成美國油價暴漲，導致1973年石油危機。
軍援對比
雖然蘇聯比美國早大約5天進行運輸作業，運輸機需要涵蓋的距離也遠短於美國空軍跨越的部分，無論是在總運輸量和裝備的可用程度上都遠不及美國對以色列提供的效果。
主要的原因包括：
1．蘇聯的軍用運輸機的載重量不如美國空軍使用的機型。
2．蘇聯在運輸作業前段的規劃與整合作業非常不理想。蘇聯的裝備往往送到的時候還需要組裝，或者是彈藥，燃料與武器是分開運輸或者是放置，導致接收到裝備的國家需要額外的時間將需要的部分整合起來才能送往前線。全部蘇聯運送到的坦克，只有從東德來的一小部分是可以直接從飛機上下來之後進入戰鬥。
3．阿拉伯國家的機場裝卸作業效率不佳，相較於美國與以色列的機場裝卸效果，這方面也導致蘇聯軍援的效果不佳。
援助統計
從1973年10月9日蘇聯開始空中運補到10月24日之間，美國與蘇聯所提供的援助分別是：
蘇聯：共飛行935架次，提供16000噸物資與裝備，以及206架軍用機。
美國：共飛行565架次，提供22400噸物資與裝備，以及56架軍用機。
此外，以色列的航空公司共飛行250架次，運送5500噸物資與裝備。
戰爭結果
“如果我們能在西奈奪回10厘米的土地，並站穩腳跟不撤退，那么我們就能徹底改變東西方對我們的態度，改變一切、特別是1967年失敗後我們生活中的恥辱。”——埃及總統薩達特
作戰時間：1973年10月6日至24日
作戰地點：中東地區，主戰場位於西奈半島和戈蘭高地。
參加兵力：阿拉伯國家：正規軍57萬人，坦克4000餘輛、作戰飛機1000餘架。
以色列：常備軍11.5萬餘人，預備役20餘萬人。坦克1700輛、作戰飛機500餘架。
戰爭結果：阿拉伯國家：死亡8500餘人，損毀坦克2200餘輛，損毀飛機約440餘架。
以色列：死亡2800餘人，損壞坦克850餘輛，損毀飛機約110餘架。
主要指揮官：埃及國防部長伊斯梅爾元帥；以色列裝甲師師長、陸軍少將沙龍。
雙方裝備
埃及軍隊渡過蘇伊士阿拉伯國家配備的絕大多數是蘇聯制的武器，而以色列則大多是西方國家制的武器。
△阿拉伯國家軍隊
坦克：T-54、T-55、T-62、T-34和PT-76
飛機：MiG-21、MiG-19、MiG-17、Su-7B、Tu-16、Il-28、Il-18、Il-14、An-12
直升機：Mi6、Mi8
△以色列國防軍
坦克：M4雪曼坦克（Sherman tank）、M60巴頓坦克（Patton tank）、百夫長坦克（Centurion tank）、AMX，以及其他約200輛之前戰爭中俘獲的T-54、T-55和PT-76坦克
飛機：A-4天鷹式攻擊機（A-4 Skyhawk）、F-4幽靈戰鬥機、幻象3型戰鬥機（Dassault Mirage III）、超神秘4戰鬥機（Dassault Mystère IV）、IAI Nesher、Sud Aviation Vautour
直升機：Super Frelon、CH-53、S-58、AB-205、MD500 Defender
①埃及空軍與防空指揮
埃及空軍在開戰前有210架各式米格21戰鬥機，100架米格17戰鬥機，80架蘇7B攻擊機，5架伊爾28轟炸機與25架圖16轟炸機。埃及空軍在消耗戰結束之後積極擴充空軍的規模與提升飛行員的素質。飛行員需要通過兩年半的學科與基礎飛行訓練，然後是80小時的中級課程與170小時高級訓練課程。畢業之後還要花費一年的時間在作戰訓練單位針對未來使用的機種進行最終的飛行訓練。不過埃及在開打前始終無法解決飛行員數量短缺的問題。
以色列總理果爾達·梅厄埃及的防空指揮系統獨立於陸軍之外，麾下共有75000人，是埃及空軍的3倍規模。當消耗戰結束之後，埃及持續擴充SA-2與SA-3防空飛彈部署在蘇伊士運河區的陣地數量`這些陣地也利用水泥與砂石加強防禦能力。1970年的一份報導指稱埃及在該地區共有45個營的防空飛彈陣地。
②以色列空軍
開戰前以色列空軍擁有127架F-4E戰鬥機與RF-4E偵察機，162架各式A-4攻擊機，35架幻象IIIC戰鬥機，40架Nesher戰鬥機和15架超級神秘戰鬥轟炸機。以色列空軍在當時比起其他國家空軍擁有更充裕的各類空載電子干擾系統，包括ALT-27遠距離干擾莢艙，ALQ-71噪音干擾莢艙與ALQ-87噪音干擾莢艙，同時許多戰機上面裝有雷達預警接收器與干擾絲和熱焰彈釋放器。但是許多以色列空軍飛行員並不信任這些電子設備，加上埃及與敘利亞部署的防空飛彈密度超過以往，許多干擾設備無法有效的降低這些地面飛彈系統的效果。
此外，以色列空軍還部署10個營的鷹式防空飛彈與超過400門40與20毫米防空炮。
戰後影響
戴維營契約
原本希望藉由戰爭奪回西奈半島的薩達特，則對和平的進展緩慢而感到洩氣；在1977年11月，他做出了史無前例的舉動——前往以色列訪問，成為了第一個訪問以色列的阿拉伯國家領導人（這同時也等於承認了以色列的存在）。
薩達特的訪問加速了和平運動的進展，美國總統吉米·卡特邀請薩達特和貝京前往戴維營（Camp David，美國總統的行宮）與會，會議從1978年9月5日—17日，最後談判成功，以色列與埃及在1979年簽署了以色列-埃及和平條約（Israel-Egypt Peace Treaty）。以色列從西奈半島撤出所有軍隊和殖民者，以交換與埃及的正常關係與長久的和平。
許多阿拉伯國家對此非常不滿，埃及被從阿拉伯國家聯盟里驅逐。事實上直到那時為止，埃及還一直被當成“阿拉伯國家裡的領導者”。
第四次中東戰爭最大的影響便是，在戰爭結束時簽署的和平協定是自1948年的戰爭以來，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首次公開進行對話。
對於阿拉伯國家而言（尤其是埃及），從六日戰爭以來一直承受的戰敗感得以克服，並讓他們能平等的與以色列進行談判。然而，戰爭中埃及只在西奈戰線獲得一小部分土地，以色列卻在戈蘭高地以及運河西岸獲得更多的土地，這場戰爭使阿拉伯國家了解到他們無法在軍事上擊敗以色列，也因此使以阿間的和平得以展開。
這場戰爭震驚了整個以色列，之前六日戰爭的大勝讓以色列軍過度自信，一直以為以色列在中東擁有優勢軍事實力。而戰爭初期的挫敗造成以色列國內心理上的恐慌。以色列承受了比例極高的人員傷亡。
石油危機
為了報復美國支援以色列，阿拉伯石油輸出國組織（OAPEC）、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里的阿拉伯國家，由沙烏地阿拉伯領導，在10月17日決定每個月減低石油產量5%，並威脅徹底禁運。然而尼克森還是在10月18日向美國國會請求提供了以色列超過15億美元的軍火。到10月20日，沙烏地阿拉伯宣布對美國實行石油禁運，其他阿拉伯產油國緊接著加入，並且擴大到對荷蘭以及其他一些支持以色列的國家禁運，造成了1973年石油危機。雖然禁運是對於這場戰爭的反應，現在則有證據顯示薩達特早在8月已秘密前往沙烏地阿拉伯以組織這次禁運。
政治餘波
以色列民眾對以色列政府的抗議活動在戰後4個月展開。抗議由Moti Ashkenazi所領導，他是“布達佩斯堡壘”的指揮官—也就是那個唯一死守到最後未被埃及軍攻克的巴列夫防線上最北邊的堡壘（Rabinovich, 499），憤怒的民眾非常不滿以色列政府在戰爭中的表現（尤其是針對莫夏·戴揚）。以色列最高法院為此展開了調查，調查為何戰爭爆發前未能及時備戰，和戰爭開頭幾天內的挫敗。
特別委員會在1974年4月2日發布了初步的調查報告，六個人必須為戰爭前期的挫敗負責：
·以色列國防軍的參謀長大衛·埃拉扎爾（David Elazar）被提議免職，委員會認定他必須承擔“對戰爭前的準備工作和戰爭情勢發展的責任”。
·情報機關首長Eli Zeira和他的副手Aryeh Shalev被提議免職。
·Amam軍事情報部的埃及情報工作小組負責人Bandman中校、和南方地區情報首長Gedelia中校，被提議調離情報機關。
·南方戰線的指揮官史密爾·葛農（Shmuel Gonen），被提議除役現役（Rabinovich, 502）。他被迫在報告發布後的1975年1月30日離開軍隊。報告中指責他“他無法達成他應履行的職務，並應對我軍在戰役中的危險處境負責”。
與公眾的不滿不同的是，這份報告“因為受到壓力，報告調查的是主要是執行者的責任，而不是政府高層的責任，然而那已經超出他們能力所及”。然而梅厄總理和莫夏·戴揚顯然必須負起責任，公眾要求他們辭職（尤其是戴揚）的聲浪越來越大（Rabinovich, 502）。
最後，在1974年4月11日，梅厄總理辭職了。她的內閣也一起總辭職，包括已經請辭兩次而被梅厄挽留的戴揚在內。原本擔任埃拉扎爾的顧問的伊扎克·拉賓，在6月繼位成了新政府的總理。
戰爭指揮官
阿拉伯國家：伊斯梅爾，做法果斷、計畫稠密、戰術思想新穎。第四次中東戰爭前臨危受命，成為埃及的國防部部長兼武裝部隊總司令、成功地組織和實踐了戰役初期的多次進攻作戰。在西方軍界享有極高的聲譽。
以色列：沙龍，以色列最傑出的將軍。參加過五次中東戰爭，並在其中的第三次戰爭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具有超人的冒險精神和豐富的戰爭經驗，被稱為“以色列的巴頓”。
五次中東戰爭
第一次中東戰爭（亦稱“巴勒斯坦戰爭”，以色列稱“獨立戰爭”） 1948年5月15日
第二次中東戰爭（又稱蘇伊士運河戰爭） 1956年10月29日
第三次中東戰爭（亦稱六五戰爭） 1967年6月5日
第四次中東戰爭（亦稱十月戰爭） 1973年10月6日
第五次中東戰爭（又稱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戰爭） 1982年6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