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事跡
賀奎，字文宿，1900年出生在寧遠州州城東門外（今興城東關）的一戶中等市民家庭，父親靠做小生意為生，卻很注重對子女的教育。賀奎少年時代就被父親送到北京匯文中學讀書，後考入燕京大學就讀。賀奎從小生長在國家衰弱、民生凋敝的環境中，特別是隨著知識和閱歷的增長，救國救民的願望愈加強烈。在那個年月，賀奎認為好男兒當投筆從戎、馬革裹屍，為國家不惜犧牲一切，加上張作霖在東北整軍經武，招攬全國的人才來東北軍服務，於是，賀奎決心回到東北家鄉投筆從戎。1923年10月，賀奎考入東三省陸軍講武堂第五期步兵科學習，與後來成為抗日名將的呂正操、東北軍名將高福源是同學。有一次，高福源得知賀奎是放棄名牌大學到講武堂學習時，深受感動地說：“我們都是投筆從戎、矢志報國，但相比之下，更佩服為兄的眼界和氣魄。”
經歷
賀奎在講武堂學習成績名列前茅，幾次考核都是優秀，他的才華和能力被兼任講武堂監督的張學良看好。講武堂畢業後，賀奎就被張學良、郭松齡選派到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深造。學成回國後，張學良留賀奎在自己的指揮中樞任職，賀奎歷任張學良的上尉機要秘書、少校秘書、中校參謀。1933年3月，賀奎隨部隊參加了長城抗戰，在古北口外圍抗擊日軍，戰鬥結束後他被提升為六十七軍參謀處上校處長。
1935年秋，隨著東北軍在“剿共”戰場上的連連失利，賀奎的內心受到震撼。他感到，再打內戰只會消耗國力，讓日本侵略者坐收漁翁之利。1936年6月，賀奎再次被張學良破格提拔，出任東北軍一一五師少將師長，其實，這個師在兩年前的河南信陽長嶺崗戰鬥中被紅二十五軍殲滅，此次是用原先的番號重新組建。雖然張學良有意讓賀奎率部駐紮西安城內，但是每當想到還要打內戰，賀奎的心情就感到苦悶。這年11月，賀奎調任東北軍一0九師少將師長，駐紮陝西富平一帶。同先前任職的一一五師一樣，這個師也是在被紅軍殲滅後重新組建的，原先的官兵大部分在陝北直羅鎮戰鬥中被紅軍擊斃或俘虜。新招募的兵士多是陝西本地的農家子弟，雖然沒有家鄉淪陷的切膚之痛，但身在這支東北軍部隊中，在賀奎等高級軍官的感召下，官兵們抗日情緒高漲。後來擔任中央軍委炮兵副司令員的萬毅將軍此時就是賀奎麾下的一名中校團長。
西安事變發生時，賀奎在遠離西安的富平縣，他得知西安兵諫的訊息後，情緒激動，深深贊同張學良的抗日救國八項主張，他積極宣傳張、楊二將軍的聯共抗日主張，向部下闡述一致對外的道理。在他的鼓動下，一0九師上下團結一心，官兵們紛紛表示願隨時聽從召喚，奔赴抗日戰場。儘管這支部隊後來被編入國民黨四十九軍，師長也更換他人，但是在全面抗戰中，這支以陝西子弟居多的原東北軍部隊先後參加了淞滬、武漢、南昌、浙贛等多次會戰，湧現了許多可歌可泣的抗日英雄。據戰後統計，這個師抗戰初期的官兵有百分之九十都犧牲在了抗日戰場上，履行了軍人守衛國土的使命，這與賀奎當年的悉心教導不無關係。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在東北軍內訌、內亂不斷的局面里，賀奎保持了清醒的頭腦，他既沒有支持一些少壯派軍官主張和中央軍開戰的激進做法，也沒有倒向被蔣介石拉攏的東北軍將領。當時，東北軍騎兵第十師師長檀自新禁不住高官厚祿的誘惑，率領部隊投靠了中央軍，還扣留了防區內的楊虎城將軍母親。檀自新是錦西人，和賀奎有鄉土關係，但賀奎沒有受其拉攏，相反當東北軍將領楊大實經賀奎的防區前往檀自新部所在的蒲城縣解救“人質”時，賀奎給予了很多方便。楊大實一行歸來時，賀奎還親自看望了被解救的楊虎城母親孫一蓮以示慰問。
東北軍內部的不團結，令蔣介石分化、瓦解東北軍部隊有了可乘之機。由於東北軍高級將領在消除分歧後決定執行西安與南京達成的解決東北軍問題的“乙案”，從1937年3月起，東北軍各支部隊陸續從陝西、甘肅等地東調整編，一些部隊因此受到縮編。賀奎服從上級調遣，調任六十七軍少將副軍長。
“七·七”事變標誌著全面抗戰的爆發。這年9月，賀奎隨六十七軍奉調前往華北抗日前線作戰，曾在河北大城、滄州、獻縣、邯鄲等地與日軍激戰，在子牙河戰鬥中給日軍重大殺傷，延緩了日軍的南侵時間，因此受到蔣介石的通令嘉獎。10月底，六十七軍來不及休整就被調往淞滬戰場，在松江縣城戰鬥中，為了保證完成上級的“死守三日”的作戰任務，軍長吳克仁決心與日軍決一死戰，他對部下要求：“團長必須到一線指揮作戰，團長死了旅長上，旅長死了師長上，戰至最後一個人，也要完成死守任務！”結果經過三天苦戰，面對日軍三個師團勁敵的進攻，六十七軍付出了重大犧牲，不但官兵傷亡三分之二以上，八個團長在一線全部壯烈殉國；師少將參謀長鄧玉琢寧死不屈，身中數彈陣亡；四位少將旅長中，劉啟文、朱芝榮英勇殉國，吳騫身負重傷。最後在突圍途中，中將軍長吳克仁、軍少將參謀長吳桐崗遭到日軍便衣隊的襲擊，犧牲在渡口旁邊。此戰六十七軍一0七師全軍覆沒、五位將軍殉國的慘烈場景為抗戰史所少見。
松江戰鬥被賀奎稱為“一生中最慘痛之戰事”，這以後的幾十年中，每當提起松江戰鬥，都會勾起賀奎的傷感。想到那些活生生的戰友、部下在幾天的時間裡壯別人世，賀奎的心境倍感淒涼。然而更令賀奎心緒難平的，是國民黨當局對這些抗日忠魂的歧視和不公。
1937年11月10日，賀奎代理六十七軍軍長，他收容六十七軍殘部，撤往安徽省婺源縣（今屬江西）待命。一路上，他總能聽到傷員悽慘的喊聲和不斷有傷員因救治不及時而死去的噩耗。昔日的軍中硬漢賀奎也禁不住流下了熱淚。他深知，六十七軍官兵大部分是東北子弟，他們背井離鄉，懷著東三省淪陷的仇恨，時刻盼望著打回老家去，而今，他們中很多人卻只能長眠在蘇州河畔、松江城邊，再也無法回到家鄉去和守望他們的親人團聚。令賀奎憤怒的是，蔣介石千方百計地排擠雜牌軍，僅僅因為六十七軍是東北軍部隊，加上西安事變時埋下的積怨，不但在淞滬戰役後對六十七軍沒有任何的補充，反而宣布撤銷該軍的番號，餘部被縮編入中央軍二十五軍，殉國官兵沒有任何撫恤，反而因為沒有找到遇難的軍長吳克仁的屍體而誣陷其為“通敵、叛國”。賀奎身為六十七軍倖存的最高將領，他多次據理力爭，苦陳六十七軍抗日之功，都沒有引起當局的重視。賀奎和國民黨實力派陳誠有過交誼，於是他退而求其次，希望通過陳誠的幫助為吳克仁等殉國將領爭取撫恤，但也如石沉大海，毫無結果。後來陳誠乾脆告訴他：“你就不要再爭了，委員長若不是看你和他都在日本留過學，恐怕早就讓你退役了。”賀奎只得服從調遣等待時機。
1937年12月，賀奎將六十七軍遺留的問題轉給歸入二十五軍的一0八師師長張文清，他對張文清深情囑咐說：“六十七軍這支英勇抗日的部隊現在不復存在了，你是東北軍的‘老人兒’，一定不要忘記昔日張副司令（張學良）對我們的訓導，將抗日進行到底，這樣才能對得起失去自由的副司令和東北軍死去的抗日英烈！”即使這時，賀奎也不是想著如何保存實力，而是一心想著抗日報國，沒有私心雜念。後來這支東北軍餘部在抗日戰場上表現得很英勇，沒有辜負賀奎的期望。2005年熱播螢屏的電視劇《歷史的天空》中，那支由一個軍縮編為一個團的英勇抗日的國民黨雜牌部隊，其實就是六十七軍變遷的真實寫照。
1938 年10月武漢淪陷後，賀奎到重慶擔任閒職。以後的七年多時間裡，不惑之年、精力充沛的賀奎卻只能擔任少將參議，無法實際領兵，更沒有上陣作戰的機會，他多次向上級請纓抗日，表示誓死效命疆場，願望卻屢次落空，面對國土淪喪，身為雜牌軍將領的賀奎深感無用武之地。他對一位東北軍故交說：“抗日作戰，中國軍隊本應團結一心，可我這個日本士官的畢業生卻被閒置，只因為我沾了張學良的光。”
1945年抗戰勝利後，考慮到對東北地理、人文的熟悉，國民黨當局委派一批原東北軍將領回東北任職，賀奎表示不想利用過去的社會關係去當“接收大員”，因為那樣會和許多原來的偽軍官打交道，賀奎對這些當過漢奸的人是不屑一顧的。這樣，回到東北後的賀奎仍然擔任閒職，他借休養之機修繕了在興城東河旁的自家宅院，時常在家中賦閒。據當時見過他的老人們回憶，賀奎雖然身為國民黨將軍，但是沒有一點架子，外出經常是步行，見到熟悉的鄉親、故舊還熱情地招呼、寒暄。實際上，此時賀奎內心並不得志，一心愛國的他僅保留了少將的名分，還要隨時準備被推上內戰的戰車。
1946年 6月，賀奎苦於仕途上不得志，嘗試通過競選“國大”代表的活動擴大自己的聲望和影響。然而，興城選區只有一個代表名額，賀奎雖做了一番努力，最終在與吳叔班的競爭中敗北。吳叔班是民國初年國會議長吳景濂的女兒，又是宋美齡在美國威斯利安女子學院讀書時的同學，論經濟實力和政治影響，賀奎都是無法與之較量的。1947年陳誠出任東北行營主任後，賀奎再次被啟用，他相繼擔任東北行營軍務處處長、行營第一處處長、瀋陽防空司令等職，但他對內戰並不熱衷，也沒有帶兵與解放軍作戰。1948年5月，蔣介石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才決定委任賀奎為東北“剿總”錦州指揮所中將副主任、冀熱遼邊區“剿匪”中將副司令官，同時兼任遼西行政公署主任，後又兼任遼寧省政府委員，但在蔣介石嫡系、東北“剿總”錦州指揮所主任范漢傑的重壓下，賀奎並沒有實權，相反卻受到壓制和排擠。由於戰亂，遼西行署主任一職形同虛設，並沒有實際的行政管理權。賀奎對國民黨統治漸漸失去了信心。
1948年10月15日，錦州解放，賀奎在錦州被解放軍接收。解放軍部隊首長接見了賀奎，鼓勵他要認清蔣介石集團的本質，早日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隨後，賀奎被送到哈爾濱“東北解放軍官教導團”學習，期間，賀奎在教導團幹部的幫助下，深為自己參與內戰而慚愧。
為期一年多的教導團學習結束後，因為賀奎在抗日戰爭中的經歷和在解放戰爭中的表現，組織上對他予以了照顧，分配他到東北軍區研究室從事軍事學術研究，而後又調到南京高等軍事學院任教，他講授的有關戰術戰法的課程深受學員們的歡迎，一些解放軍將領還作過他的學生。
1952年，賀奎轉業擔任國務院參事室參事，回到北京和家人團聚。賀奎經常對子女表示感謝黨和政府對國民黨將領的關懷和照顧，不能給組織添麻煩。後來國務院參事室編制有限，賀奎主動提出自己沒有功勞和資格擔任參事，應當把職位讓給更合適的統戰對象，他的謙讓作風讓參事室領導欽佩，經過努力，安排賀奎調到交通部參事室任參事。1961年12月，賀奎當選為北京市東城區第三屆政協委員。
1959年以後，賀奎回響周恩來總理“將親歷、親聞、親見記錄下來存史、資政、育人”的政協文史資料工作的號召，主動將自己的經歷用文字記錄下來，留下了寶貴的文史資料，他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撰寫了1.5萬多字的回憶文章《六十七軍在抗戰中被蔣介石消滅的經過》，詳細地記敘了東北軍精銳部隊六十七軍在抗日戰場上血戰的經過和被蔣介石分化瓦解的悲慘遭遇，後來被收入全國政協文史委編輯的《西安事變親歷記》一書中，成為研究抗日戰爭時期東北軍的重要資料。
1967年，賀奎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8歲。彌留之際，他還想念那些在抗日戰場上為國犧牲的東北軍將士，囑咐家人一定要將自己撰寫的回憶文章保存好，將來有機會作為還歷史本來面目的史料依據。
1987年2月，在賀奎及參加過松江戰鬥的國民黨官員王公王與等人回憶的基礎上，經過反覆調查，國家民政部追認抗日殉國的國民黨六十七軍軍長吳克仁將軍為革命烈士，六十七軍官兵英勇抗日的史實隨後也被寫入各種抗戰著作，賀奎將軍多年的夙願終於得到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