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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法學博士鄧建鵬的第一本法律史學專著付梓，囑託我寫篇序言。這當然是義不容辭的，因為我們有江西同鄉、燕園校友的緣份，似乎或多或少也有些對樂平洪岩鎮出身的洪皓、洪邁父子道德文章的共通興趣，另外還有因京都大學法學院教授、老朋友寺田浩明從中介紹而接上聯繫的一段佳話。仔細閱讀書稿之後，我發現儘管題目很宏大，乍一看容易給人以史論色彩太濃的印象，但作者其實非常重視史料的梳理和經驗性分析，考據、記述、推演、比較以及法理上的推敲論證等都不乏足可稱道的優點，字裡行間還飄溢著贛南“文鄉詩國”獨特的靈氣。順便加個註腳，迄今為止我與建鵬還沒有任何晤談交往，故此處評價絕非出自私誼或礙於情面。眾所周知，傳統的國家秩序以義務為本位而缺乏權利保障，這個學術命題並不新穎。從官民對立的視角來考察社會結構，就分析框架而言甚至還會引起“似曾相識燕歸來”的感慨，畢竟在近一二十年間，中國法制史研究的範式和方法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鮑爾?科恩提倡“就中國論中國”的視點而擯斥“傳統對現代”的兩分法，黃宗智認為中國的司法運作存在介於官與民兩者之間的“第三領域”，杜贊奇試圖把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結合起來，建構某種社會史學的新體系。但是，建鵬卻能以舊瓶裝滿香醇的新酒，並指著那似乎已塵埃落定的地方告訴人們：“甚囂，且塵上矣。”定睛一看，果然。進而有“何故惹塵埃”一問。於是作者不慌不忙地把近年發現的張家山漢簡、走馬樓吳簡、黃岩訴訟檔案、筆記、卷宗等都逐一展示出來，與典章制度、經史子集以及當代研究成果等互相對照和印證，並別出心裁地作出某些饒有新意的闡發或者判斷。
看得出來，在收集史料並進行梳理、分析、推論方面，作者的確是下過一番苦功的，因此實例和前人學說的引用顯得豐富多彩。有關描述、解釋以及個人見解也多有啟迪，很值得參考。就各部分的主題和論述內容而言，雖然已經存在許多先行研究的成果。但這本著作在稅收、財政開支、市場競爭機制等不同層次探索公與私、國家與個人之間的複雜關係，在公權私有化和私權公有化的雙重變異中追問制度設計的合理性問題，足以給人別開生面的印象。毋庸諱言，該書並非完璧無缺，或多或少還存在某些需要進一步推敲、改善的地方。然而這些都只是形式上的、技術性的微瑕，無損於整體的學術意義和價值。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強烈的現實關懷促使作者把治史與對法與社會發展的沉思緊密結合在一起，特別注重客觀因果關係的實證以及規律性現象的追究。相信讀者能從中獲得很多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