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載
傅佩懷先生在1987年第三期《文史資料選輯》上發表的《貓馬碑》文載“崇禎丙子（1636）年遼陽潰，傅國夤夜被敵兵所圍，幸被鑒玄（貓名）撓醒，起視敵兵三面舉火，吶喊擒拿……他騎上黃龍馬，朝南飛奔。馬不停蹄，人不離鞍，日夜兼程……一連數日，行程幾千里，回到了雲黃別墅（今貓林溝村）。遺憾的是鑒玄貓和黃龍馬卻雙雙累死。”故葬而祭之，“改雲黃莊為貓林溝。”
考證
遼陽之潰絕不是崇禎丙子（1636）年。據《明史·熹宗紀》記載：“天啟元年（1621）三月壬戌，大清兵取遼陽。經略袁應泰等死之，巡按御史張銓被執不屈，死。”《世界大事表》文載：“天啟元年，滿帝取瀋陽，定都遼陽。”可見，明末遼陽之潰是天啟元年（1621），並不是崇禎丙子（1636）年。
其次，所謂“傅國騎馬帶貓，行程幾千里而回臨朐”之說，更屬子虛烏有。因為遼陽潰敗之後，傅國並沒有被立即削職歸田，而是“遼陽之潰，臣獨以廉能聞。於是再奉敕總領廣寧，則以正郎總督新舊餉”。（傅國《遼陽敕跋》）只是傅國感到自己掌管糧餉，頗有瓜田李下、私囊不清之嫌；兼遼陽潰敗事件，朝廷尚在追究有關臣僚之責任，遂作《投經院辭差呈》，並“待罪途次，以需台裁”，等待處理。經過吏部審查，傅國在遼陽潰敗事件中，雖然無罪卻有一定的責任，遂削職為民，令歸故里。
傅國回家，時在“壬戌、癸亥間，幸聖恩予告賦歸來，而此山（雲黃山）始長為我有矣！”（傅國《雲黃別墅記》）其中，“壬戌、癸亥”分別是明天啟二、三年，即公曆1622年和1623年。由此可證：傅國回到雲黃莊是在1622年與1623之間，根本不是“崇禎丙子”（1636）年。
在此方面，《臨朐續志》的記載是：傅國“督餉遼左，節款百二十萬。遼陽潰，削籍歸，築室南流北亂山中”。且看“削籍”含義：削籍者，“謂官被斥革，朝籍中削去其名也。”由此可知，傅國回家是削去了朝籍；用現在的話說，就是開除了公職，是經過朝廷批准，並辦理了退職手續，然後才回到雲黃莊安度晚年；絕不是“騎馬帶貓，疲奔幾千里，逃回雲黃莊”。試想：如若傅國確實棄官而逃，朝廷豈不治罪？從1623年回家到1644年遭火遇難（土匪積薪焚樓），總計21年時間，他能在家中安度晚年？解職事小，株連族人事大，傅國豈不害怕？從《投經院辭差呈》的“待罪途次，以需台裁”等文詞來看，他是陳述了遼陽案情，等待朝廷處理。所以筆者認為，傅國回家，不僅不是棄官而逃，而是經過朝廷處理之後，才削職為民，回到家中的。
傅國養貓
關於傅國養貓，據其所撰《小友鑒玄墓記》文載：“先是鑒玄（貓）以崇禎己巳客余。明年，其友竊玄、弦玄繼至客余。”從此來看：傅國養貓，始於崇禎己巳（1629）年，至崇禎丙子霜月（1636年９月）已是貓死碑立。由此可證：傅國養貓是在他削籍歸田後的第七年始養，因為他是在1622年和1623年期間削籍而歸。既然如此，那么他的貓則絕不是在“遼陽所養”。雖然當朝皇帝寵愛養貓，以致後宮妃嬪、文武大臣及百姓養貓成風；但傅國督餉遼左期間，正是清兵犯境，邊關告急的多事之秋。試想：軍旅之中豈能象在家中一樣玩花養貓，戲耍日月？何況傅國先生在其《雲黃集·小友鑒玄墓記》中早已說明：鑒玄貓是在“崇禎己巳”（1629）年始養，而“崇禎己巳年”已是傅國從遼陽回家後的第七年，所以說清光緒《臨朐縣誌·雜記》所云：“官遼東時，畜三黑貓”的說法是錯誤的，這可能是輕信於民間傳說所致。
至於傅國為何養貓？為何葬貓立碑？筆者認為：首先傅國養貓乃是其個人愛好，視若寵物，正如其在《三玄傳》中所說：“古人有友鶴、友梅者”，而他則“友貓”，即以貓為友。其次則是鑒玄貓頗為“仁義”。據傅國《小友鑒玄墓記》文載：“鑒玄（貓）以崇禎己巳（1629）客余。明年，其友竊玄、弦玄繼至客余。竊玄也自咿咿臥地，以其乳乳之；乳為沖，竊玄以故得成長”。本來幼貓竊玄並非鑒玄貓所生，然而鑒玄貓眼看竊玄嗷嗷待哺，則頗講仁義，視若己出，主動以乳乳之。由此，主人傅國則大受感動，加之後來“竊玄、弦玄竟不知所往”，獨“鑒玄與余（傅國）狎，首尾六年”。在此期間，傅國與鑒玄貓產生了深厚的感情，視貓如友，同吃同眠；及其病癯，傅國則“晝夜親飲食之”。後鑒玄貓病死，傅國悲而葬之，並立石作銘，題曰：“黃龍氏葬八蜡處”，遂成貓墳。
傅佩懷先生曾據此銘文而斷：“此乃明代戶部郎中傅國葬貓馬之所”（傅佩懷《貓馬碑》）並認為：“黃龍氏”指黃龍馬；“八蜡”指鑒玄貓。至於後者，則是無誤；至於前者，卻值得商榷。“黃龍氏”若是代指黃龍馬，那么黃龍馬怎會掘墓葬貓？村名由“雲黃莊”改為“貓林溝”，為何沒改成“馬林溝”？或是“貓馬林溝”？
從“黃龍氏葬八蜡處”這七個字來看，根本沒有貓馬合葬的含義！那么究竟是何含義呢？清光緒《臨朐縣誌·雜記》釋曰：“黃龍氏葬八蜡處，蓋謂以龍紀官。己為戶部郎，應稱黃龍。貓，又八蜡之一，故云。”可見，“黃龍氏”是傅國官職的婉辭代稱，並非指黃龍馬，所以說，貓林溝的貓馬墳只是貓墳，並非是馬墳。所謂“貓馬合冢”，純屬附會猜想！所謂“傅國騎馬帶貓，逃離遼陽”的傳說亦屬子虛烏有，根本不是史實！
從地名學的角度而論，貓林溝村名的形成，即以“貓死而葬，墳成碑立”為開端。本村初名：雲黃莊。至崇禎丙子（1636）年９月，傅國葬貓並立石銘志，鄰人以之為奇，遂漸稱“貓林溝”而不稱“雲黃莊”。其中“林”字，乃是臨朐方言，意謂：“墳冢墓地”，非指“林木樹叢”。
貓墳再說盤陽北大郝莊村西的貓馬墳。據大郝莊村民說：“本村張印立為官杭州期間，曾審一案，乃是賊盜官倉。盜賊聲稱：‘家中斷炊，老母待斃，故盜倉廩’。張知府頓生惻隱之心，念其‘家境唯艱，孝心可敬’，遂免其死罪而放回。明朝滅亡後的第二年（1645），清兵圍攻杭州。張知府率兵民守城。城守多日，卻無救兵。是夜更深，張印立每每欲睡，卻被家貓多次撓醒。夜半時分，城門失陷，清兵入城。那位曾被張印立義之不殺的盜賊何良竟然夜人官邸，把張印立救出杭州。臨行之前，家貓拽履，嘶鳴不止；張印立遂以袖蜷之，騎馬帶貓，掛冠而歸。及至家中，貓、馬餓累而死。張印立念其千里奔命之苦，遂葬之村西，人稱：貓馬墳。”從此傳說來看，張印立棄官而走，已觸犯“大明禁律”，當予治罪。然因明朝滅亡，所以張印立棄官而走，失守杭州，也就無人追究。這個傳說，雖在預料之外，卻在情理之中，似乎可信。在清光緒《臨朐縣誌》中亦有“印立掛冠歸”等字句。所謂“掛冠”，語出《後漢書》：“因王莽殺其子宇。逢萌遂斷‘禍將及人’，而解冠掛東都城門，棄官以去。”由光緒《臨朐縣誌》記載“印立掛冠歸”可證：張印立效仿逢萌，棄官而走確是史實。至於他所葬的貓馬墳，究竟有沒有貓？筆者不敢結論；但墳中有馬，確是事實。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貓馬墳所在地巨木蔚然，古樹參天。侯河村馬氏見林木成材，遂覬覦以爭，賴謂：“馬家祖輩墳地！”
郝莊張氏與其理論：“不是人墳，是張知府所葬貓馬墳！”訴諸有司，以圖處理。有司無奈，遂掘墓驗屍。結果，貓骨難辨；但馬首、馬腿分明！馬家敗訴，爭樹不成，反成鄰里笑談：“侯河姓馬的，認四蹄馬是他祖宗！”1958年，平墓整地時，貓馬墳被毀，掘出馬骨，剷出墓土，墊於溝中。郝莊族人凡年長者皆曾親眼所見馬屍骨殖。此則有目共睹之事實。
綜上所述，筆者斷言：臨朐縣七賢鄉貓林溝的貓馬墳，只是貓墳，不是馬墳；臨朐縣盤陽北大郝莊的貓馬墳，雖是馬墳，但不一定是貓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