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簡介
讓·雅克·拉豐讓-雅克·拉豐，1947 年出生在法國東南部城市土魯斯，屬於法國戰後的一代。這一代人在戴高樂將軍的影響下成長，他們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以振興法蘭西民族為己任。 1968 年，拉豐畢業於具有深厚數學教育傳統的土魯斯大學，獲得數學碩士學位，其後前往巴黎大學繼續深造，並於1972 年獲得套用數學博士學位。1973 年秋，年輕的拉豐來到美國哈佛大學，師從經濟學大師肯尼思·阿羅。拉豐僅用一年半的時間就獲得了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1975 年），這在哈佛的歷史上是十分罕見的。 1978 年，拉豐服完替代兵役後，拉豐放棄了在美國任教的機會回到土魯斯大學，他在艱苦的環境下一邊傳播經濟學一邊不懈地開創經濟學的新領域。沿著博士論文的研究方向，他很快在公共經濟學和機制設計領域作出了重要貢獻。1979 年，拉豐教授的專著《公共決策中的激勵》（與格林合著）出版，確立了他在公共經濟學領域的學術地位。
在70 年代，一般均衡理論仍然占據著經濟學的主導地位，但拉豐已經深刻地認識到了激勵機制設計理論在未來的經濟學中的重要地位。對於經濟組織中激勵問題的關注使得拉豐選擇激勵理論作為自己的研究方向。在70 年代末，當代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分支——信息經濟學正在興起。 信息經濟學研究的主要課題是不完全信息和不對稱信息下的激勵問題，由於在方法論上借鑑並結合了對策論的研究成果，信息經濟學成功地解釋了在一般均衡框架下無法解決的諸多難題，顯示了該理論強大的生命力，並極大地推動了企業理論和產業組織理論的發展。拉豐以信息經濟學作為他研究激勵問題的基本框架，開始了整合激勵理論體系的思考和探索。
自80 年代初起，拉豐教授開始探索將信息經濟學與激勵理論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套用於壟斷行業的規制理論的道路。在這個時代，席捲整個西歐的私有化浪潮引起了一場關於公用事業和壟斷行業競爭與規制的大論戰：諸如電信電力等壟斷行業是否可以通過私有化引入競爭？如何對其進行規制？等等。在批判傳統規制理論的基礎上，他和梯若爾（Tirole）創建了一個關於激勵性規制的一般框架，這導致了新規制經濟學的誕生。新規制經濟學結合了公共經濟學與產業組織理論的基本思想以及信息經濟學與機制設計理論的基本方法，它提出的激勵性規制的基本思想和方法成功地解決了不對稱信息下的規制問題。拉豐和梯若爾於1993 年出版的著作《政府採購與規制中的激勵理論》完成了新規制經濟學理論框架的構建，從而奠定了他們在這一領域的學術領導者地位。與許多理論經濟學家不同的是，拉豐教授非常重視經濟學理論的套用與檢驗。
從80 年代中期開始，他和梯若爾就努力將新規制經濟學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套用於諸如電信，電力，天然氣，交通運輸等壟斷行業的規制問題，分析各種規制政策的激勵效應，並建立了一個規範的評價體系。拉豐教授積極參與並領導了法國電信改革的實證研究工作， 並擔任了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國家的電信改革的顧問。從1999 年起，拉豐和梯若爾應邀擔任了微軟公司的經濟學顧問，他們的研究報告為微軟公司贏得反壟斷案訴訟的勝利提供了科學的依據和權威的支持。2000 年，作為對十幾年壟斷行業規制理論與政策研究的總結，《電信競爭》一書（與梯若爾合著）為電信及網路產業的競爭與規制問題的分析和政策的制訂提供了一個最為權威的理論依據。
從90 年代初起，拉豐教授開始關注組織中的激勵問題，他深刻認識到了組織中的串謀行為對激勵機製造成的扭曲是導致經濟組織效率低下的一個最為根本的原因，因此在設計一個經濟組織的激勵機制時，必須考慮防範串謀的激勵機制。拉豐教授在這一領域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並將這些理論貢獻集成在《激勵與政治經濟學》（1999 年）一書中。作為激勵理論的主要開創者，拉豐教授視激勵問題為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因而幾十年來，他一直獻身於激勵理論的研究與套用，而三卷本的巨著《激勵理論》（與馬赫蒂摩合著，第一卷已於2002 年2 月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其中文版於2002 年7 月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陳志俊等譯）是集這一理論40 年發展之大成之作，標誌著激勵理論的一個統一的標準的理論框架的形成，被經濟學大師肯尼思·阿羅譽為激勵理論發展的一個里程碑。
拉豐教授是一個極其勤奮，因而高產的學者，迄今為止已經出版了12 本專著和300 多篇高水平的學術論文，他的學術貢獻為他在經濟學界贏得了極高的聲譽。但是拉豐教授並沒有像其他許多功成名就的經濟學家那樣等著獲諾貝爾獎，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傳播經濟學並且不斷地開拓激勵理論的新領域。即使在與癌症抗爭的過程中，他仍堅持完成了新著《規制與發展》（2003年12月）。沒想到，這本書竟成了他的遺著。
作為一個傑出的經濟學家，讓-雅克·拉豐教授在機制設計理論，公共經濟學，激勵理論和新規制經濟學等領域的突出貢獻和成就已經獲得經濟學界的公認，為此他被推選為世界經濟計量學會主席(1992 年)，歐洲經濟學會主席(1998 年)，美國經濟學會榮譽會員(1991 年)，美國科學院外籍榮譽院士(1993 年)，並於1993 年第一個獲得歐洲經濟學會的Yrjo-Jahnsson 獎(該獎與美國經濟學會的克拉克獎齊名)。然而，就在他距離諾貝爾經濟學獎僅有一步之遙時，這位堅強的鬥士卻倒在了戰場上，也許，這是他一生最大的遺願。
拉豐教授傳播經濟學的熱情並不局限在法國，他尤其關注開發中國家發展過程中制度變革所帶來的激勵問題。他認為開發中國家制度變革的選擇最終決定了該國的發展道路，而要順利地完成一個合理、有效的制度變遷，必須要有一批真正的經濟學家參與這一過程。為此，他不遺餘力地為開發中國家培養年輕的經濟學者，並要求他們學成後回國積極投身經濟制度改革。從90 年代初起， 拉豐教授就開始在中國講學， 並努力尋找在中國傳播經濟學的基地。 2000 年秋天拉豐教授在北京講學時，遇到了他的哈佛校友鄒恆甫教授，正是兩位教育家共同的追求和胸懷使他們走到了一起。在他們的共同努力下，武漢大學高級研究中心(IAS)和法國產業經濟研究所（IDEI）建立了長期的雙向合作與交流關係。2002 年8 月，拉豐教授在武漢大學進行為期三周的講學。他為來自北京大學、武漢大學、南京大學、浙江大學和中山大學等國內著名高校的研究生和青年學者講授激勵理論。同時為來自電信系統的政府官員和各大公司高層經理介紹壟斷行業的規制與競爭的基本思想、制度環境和政策分析。這一次講學極大地促進了激勵理論和規制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拉豐教授的著作《激勵理論》第一版10,000 冊就告售罄。這意味著有成千上萬的中國學者將通過它進入主流經濟學的領域。此後的一年裡，包括梯若爾在內的十幾位來自IDEI 的學者陸續來到武漢大學講學，內容涉及到激勵理論、產業組織理論和金融理論的各個前沿領域，這極大地擴展了國內學者的視野，加速了主流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並且幫助指導了一批年輕的研究生和學者。
正當這一交流計畫向縱深延續的時候，它的設計者拉豐教授卻永遠地離開了我們。2004年5月1日拉豐的去世，不僅是歐洲經濟學的巨大損失，同時也是中國經濟學的一大損失。經濟學界又失去了一位泰斗級人物。
主要著作
《公共決策中的激礪》
《不確定性和信息經濟學》（1998）
《政府採購與規制中的激礪理論》（1993，與Tirole教授合著）
《電信業的競鮍》（1999，與Tirole教授合著）
《激礪與政治經濟學》（2001）
《激厲理論：委託一代理模型》（2002，與Martimort合著）
個人成就
土魯斯學派
拉豐在法國推行經濟學改革並創立IDEI的過程中，與梯若爾等學者一起，在學術研究上逐漸形成了獨特的風格。通過他們的影響和團隊合作的擴展，這種風格已經成為了IDEI學術研究的鮮明特徵，學術界開始將其稱之為“土魯斯學派”。
土魯斯學派的主要特色是注重博弈論、機制設計理論和激勵理論在當代經濟學各個領域的套用和推廣，並且注重解決具體的現實問題。這種學術風格的形成主要來自兩方面原因。一方面，拉豐為了IDEI的發展，必須經常從事一些套用性研究，如法國電信、電力、能源、環境和交通等領域的課題。在上述課題的研究過程中，他們對許多現實問題的本質有了深入的了解。他們認為，造成上述壟斷行業的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是激勵機制的扭曲。由於這些行業大量存在著不對稱信息和道德風險問題，引入一般意義上的競爭機制並不能夠有效地解決激勵問題。因而經濟學家們必須運用機制設計理論和激勵理論的基本原理與方法為政府部門設計一套激勵可行的機制。另一方面，由於拉豐和梯若爾都是這個領域的權威，因而無論在基本思想還是方法論上，他們都能將上述理論運用的得心應手，並且能夠將這套研究方法很好地傳給年輕的學者。
土魯斯學派的研究領域涉及到激勵理論、產業組織理論、規制經濟學、發展經濟學、公共經濟學、能源經濟學、環境經濟學、金融經濟學以及其他各個經濟學的前沿領域。在研究的方法論上，他們更加注重經濟學含義的深入解釋，推崇用更加簡單的經濟學模型解釋複雜而深刻的經濟學問題或現象。他們認為經濟學模型是為解釋經濟學的基本思想服務的，因而具體地選用什麼樣的模型取決於你所要解釋的對象。雖然IDEI的大部分學者都具有很好的數學背景，但是他們決不會為了炫耀自己的數學技能而故意選擇複雜的數學模型。對此，拉豐教授的一番話給出了一個很好的總結：
“如果我能夠用一個簡單的離散模型很好地揭示一個連續模型90%以上的經濟學含義，那么我為什麼還要用連續模型呢？”
事實上，從整個主流經濟學的發展方向可以看出，土魯斯學派的基本思想和研究方法論已經站在了主流經濟學的前沿上，因而他們的論文大多發表在高水平的學術期刊上，如Econometric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以及其他頂尖的期刊上。這些高水平的論文進一步地促進了土魯斯學派的傳播，並鞏固了他們的學術地位。
學術風格的繼承和發展需要良好的學術氛圍和積極合作的團隊精神。拉豐在努力引進高水平的學者，積極營造學術氛圍的同時，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培養 IDEI的團隊精神。事實上，團隊精神正是土魯斯學派的靈魂，也是IDEI能夠迅速崛起的根本所在。因而IDEI的成功再一次體現了拉豐卓越的領導才能。
拉豐認為，一個成功的學術團隊領導人必須具備以下三個條件：追求學問的激情，海納百川的胸懷和組織領導的才能。追求學問的激情是作為一個真正的學者必須具備的，只有這樣他才能夠抵制各種外界的誘惑，將做學問作為自己畢生的追求（這一點對於經濟學家尤其重要）。而海納百川的胸懷使得學者能夠接受各種不同流派的思想，尊重不同學派的成果，並於不同學派，不同風格的學者進行有效的合作。而出色的組織領導才能則是任何一個團隊的領導人所必須具備的。
拉豐與梯若爾長達20年的合作和友誼為IDEI其他的學者樹立了一個典範，而拉豐的學術地位和威望使他不但能夠吸引不同學術背景的學者，並且能夠將他們很好地凝聚在一起。這些優秀的學者大都具有鮮明的個性，並且往往來自不同的領域或流派，要將他們團結在一起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許多場合下，拉豐往往不得不充當仲裁者和調停人的角色：
“要知道這些學者誰也不服誰，有時候又充滿孩子氣，他們往往會因為支持不同的球隊而爭得面紅耳赤，最後連見面都不打招呼。這種時候，我必須出面把他們拉到一起吃頓飯，幫助他們徹底和解。所以，我經常得處理這類瑣事”。談起這些，拉豐教授也頗感無奈。
在IDEI訪問研究期間，我深刻地感受到了這種團隊精神。學者們所發表的大部分學術論文都是合作研究的成果，這種合作往往開始於一次喝咖啡時輕鬆的交談，不同研究領域和學術背景的學者可以從不同的層面探討同一個問題，甚至提供不同的分析方法，由此找到共同的興趣觸發了合作研究。在休息室和咖啡時，聽到最多的一句話就是這樣一個簡單的開場白：“最近在做什麼研究？有沒有可以合作的？”，或者是“我最近對金融學的一個問題很感興趣，你的博弈論功底很好，看看我們能不能合作？”。
而IDEI每周一次的論文報告會也給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報告會的氣氛非常熱烈，批評十分尖銳。許多時候，報告會往往成為個性彰顯的學術批判會，學者們以不同的方式發表自己真實的看法。比較溫和的金融學家Biais教授往往首先發問：“也許我很愚鈍，但是我真的聽不懂你在說些什麼!” ，而年輕氣盛的Martimort 教授的批評來得更加直接：“不對，根據我的直覺，你這個結論肯定是錯誤的！”。而報告者最怕的則是梯若爾教授（通常坐在第二排）和拉豐教授（通常坐在最後一排）的問題，因為他們的評論往往直指論文的本質性的錯誤，因而是致命的。我親歷的一次美國著名的博弈論學者Mailath在IDEI的論文報告會，介紹他在“聲譽模型”的最新研究成果，其間梯若爾指出了一個致命的漏洞，並告訴他自己在十年前曾經做過這方面的嘗試，後來發現此路不通。本來神采飛揚的 Mailath教授立即變得滿臉通紅，額頭上滲出了密密的汗珠，站在台上好半天都沒有反應過來。
另一方面，如果一篇學術論文能夠在IDEI獲得通過，尤其是得到拉豐和梯若爾的讚許，那么將來就很有可能發表在高水平的學術期刊上。這就是為什麼經常有學者從其他國家甚至美國來到IDEI作論文報告的原因所在。
拉豐在提高IDEI整體學術水平的同時也開始注重年輕學者的培養，並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其中Patrick Rey 和David Martimort都是拉豐自己培養的經濟學博士，他們已經成為年輕一代的傑出代表。在經濟學界有這么一個說法，當代經濟學界有兩個最好的老師，一個是 Eric Maskin教授（他是拉豐教授在哈佛大學的同班同學），另一個就是拉豐。在IDEI，拉豐的辦公室門口放著一個長椅，每天下午總是會有幾個學生坐在椅子上排隊求教，而他對每一個學生都十分耐心，認真地解答他們的問題，悉心地指導他們的論文。他用辛勤的付出實踐了自己的誓言：
“我生命中最主要的追求是改進高等教育，因為我深信從長遠的角度，這是一個人對社會所能做出的最大的貢獻。”
法國的經濟學改革
在法國產業經濟研究所的一次交談中，拉豐教授向我吐露了他的心聲：“我一生的主要目標就是改進法國的高等教育。我之所以放棄在美國的任教機會而回到法國，是因為痛感當時法國經濟學教育的保守和落後。在我們這兒有十分優秀的學生，卻沒有一流的教師。我發誓要改變這種狀況。”為了實現這一誓言，拉豐付出了27年的艱苦奮鬥，奉獻了所有的精力和激情，乃至自己的生命。
1977年，年輕的拉豐回到法國。在著名的法國理工學院，他滿懷激情地推行經濟學改革，卻遭遇了巨大的阻力，以至於無法進行下去。1978年拉豐懷著改革傳統經濟學的堅定信念，孤獨地回到家鄉土魯斯，開始他在土魯斯大學傳播主流經濟學的艱難歷程。回憶起這段經歷，拉豐教授不由得感慨萬分：
“那時候土魯斯大學的經濟學幾乎是一片空白，沒有系統的經濟學課程，沒有資料室，沒有研討班，更沒有經費來源。我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開始創業，整整十年，我感到非常的孤獨。而法國的教育體制非常僵化，教授的工資待遇很低，科研經費更是匱乏。為了生活，我不得不利用暑假到美國講學，為了募集科研經費，我不得不花費大量的精力四處奔波。”
然而拉豐當時所面臨的困難遠不止這些。與在巴黎的情形一樣，他在土魯斯大學的改革也遭遇了保守勢力的激烈抵制。拉豐不得不呆在土魯斯大學數學系，因為這是他曾經學習過的地方，那些教過他的老師們給了他有力的支持。
拉豐很快就意識到，自己和保守勢力之間不存在妥協的可能。為了能夠傳播主流經濟學，必須清除保守勢力。當時在土魯斯大學也有一位從事產業經濟學套用研究的教授，雖然他的研究方法和知識結構已經十分落後，但是由於他是“空中客車”公司的顧問，壟斷了大量的經費和學術資源，並且激烈地反對經濟學改革，因而成為真正的“學霸”。拉豐和他之間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較量。這是一場代表了新舊勢力之間的，誰也輸不起的生死決鬥。在這場鬥爭中，年輕的拉豐很快顯示出了作為政治家的領導才能和魄力。
“我用了不到三年的時間就把那個傢伙趕出了土魯斯大學。為了改革，你必須掌握一定的權威，否則，即使你代表了主流，也會被保守勢力打敗。現在全法國的經濟學家有一半是我的朋友，另一半則是我的敵人。但是掌握實權的那一半都是我的朋友！此外，現任的土魯斯大學校長Belloc是我的學生，而他同時還是法國大學校長聯合會的主席。”談到這些經歷，拉豐的目光變得堅毅，充滿了自信。
贏得這場較量後，拉豐開始在土魯斯大學推動經濟學改革。然而法國相對落後和僵化的高等教育體制無法吸引高水平的學者，研究力量和師資隊伍的缺乏使得改革進行得十分艱難。拉豐逐漸認識到憑他一個人的力量不可能改變法國高等教育的體制，因而最好的辦法是在體制外另起爐灶。
從80年代初，拉豐開始積極投身法國壟斷行業的體制改革工作。在這個過程中，他不但和另一位法國經濟學大師梯若爾教授一起，在理論上建立了新規制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並將其成功地運用於法國電信和電力等壟斷行業的規制改革，而且與法國政府相關部門的官員和上述大公司的管理層建立了良好的私人關係。在他們的支持下，拉豐著手籌建一個全新的、具有相對獨立性的經濟學理論與套用研究機構。
1990年，法國產業經濟研究所（IDEI）宣告成立，拉豐教授任IDEI主任。IDEI雖然掛靠在土魯斯大學（後來改稱土魯斯第一大學或土魯斯社會科學大學），但在體制上是一個獨立運作的法人實體，因為拉豐相信，只有這樣他才能夠擁有足夠的權威，按照世界一流研究機構的模式組建並運作IDEI。
拉豐十分清楚，為了吸引一流的學者到IDEI來工作，必須給予足夠高的報酬，而在法國傳統的高等教育體制下，這一點是不可能做到的。但IDEI事實上是一個半官方，半民間的研究所，而對於這種性質的研究機構，法國政府不可能撥款資助，因而拉豐不得不自己籌集研究經費，用於研究人員的報酬和科研設施的建設。
雖然法國電力和法國電信等每年以研究項目資助的方式給予IDEI一定的經費支持，但隨著研究所規模的擴張，這些經費已不足以支撐研究所的運作，大量的經費缺口仍然靠拉豐一個人四處募集。因而拉豐不得不花費大量的精力和時間用於社交活動，以維持研究所的運作和發展。但是作為一個學者，拉豐又不能放棄學術研究，尤其是理論經濟學的研究，專心從事管理工作。這是因為，一方面，追求理論研究的激情使他無法停止研究的步伐，另一方面，作為學術領導的地位和責任要求他必須時刻走在學科的最前沿。
“作為一個研究所的主任，如果沒有學術地位，就不會有人看得起你，因而也不可能領導一個學術團隊。”面對巨大的雙重壓力，拉豐用堅強的意志支撐著疲憊不堪的身體，每天堅持超負荷地工作。“我每天白天都得忙於各種應酬，此外還得指導學生的論文。只有晚飯後才有時間從事學術研究，因而我不得不每天都工作到深夜。”
事實上，我在IDEI的時候，幾乎每個周末都能看到他那顯得蒼老而又挺拔的身影。他的笑容雖然充滿自信與祥和，但是仍然掩飾不住那一份疲憊和滄桑。
在拉豐愛國熱情的感召下，包括讓·梯若爾在內的一批在國際上享有盛譽的法國經濟學家都來到IDEI，而相對較高的待遇使得他們能夠安心從事經濟學的理論研究。在拉豐的領導下，IDEI很快形成了一個實力雄厚的研究團隊，良好的學術氛圍和積極合作的團隊精神使它的學術水平獲得了空前的提高。如今的IDEI已經成為經濟學界公認的全世界最為權威的產業經濟學研究中心。在2000年全球經濟學家大排名中， IDEI的20名經濟學家有15人入選前500名，其中5人入選前100名（梯若爾排名第二，拉豐排名第七）。雖然這種排名方式並不能完全反映學者的學術水平，但至少從一個方面體現了IDEI的綜合實力。
不僅如此，如今，拉豐領導的主流經濟學派已經完全改造並控制了法國乃至整個歐洲的經濟學界，他們控制了歐洲經濟學會及其主要期刊，同時也控制了經濟學理論和套用研究的主要資源。90年代末，作為歐洲經濟學會主導期刊的《歐洲經濟評論》的學術地位日趨衰落，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作為出版商的 Elsevier Science出版社對期刊定價太高，失去了許多年輕的讀者。在和出版商數次談判沒有任何進展的情況下，拉豐決定廢棄《歐洲經濟評論》而另起爐灶。在學會其他學者的支持下，2002年的歐洲經濟學會年會上，發表了震驚經濟學界的公報：
“自2003年元月起，《歐洲經濟評論》已經不再是歐洲經濟學會的刊物，學會將發行一本完全由學者而不是出版商控制的學術期刊，定名為《歐洲經濟學會期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