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熹

譚熹，字啟東，1896年出生於賓縣枷板站北陳家樓屯的一個較富裕的農民家庭。少年讀私塾。1921年，考入哈爾濱私立東華中學。1926年，考入北平師範大學，1929年畢業。1930年，任吉林省女子師範校教員，同年加入反帝大同盟，並加入中國國民黨。1931年夏，任賓縣中學校長(1939年，中學改為國民高等學校，譚熹仍任校長)。譚熹任賓縣中學校長初期，目睹賓縣教育腐敗現狀，聯合陳煥錦、吳秀等人大鬧教育局，怒斥教育局是"新葫蘆裝舊酒"，縣督學呂樹聲實感內疚，被迫辭職，由陳煥錦接替。

譚熹有濃厚的愛國思想。"九．一八"事變的第二天，他在縣長孫象乾召開的各界首腦會議上，發表了積極抗日救國的演說，駁斥一些人消極等待，依靠國聯交涉，反對輕舉妄動的論調。他慷慨陳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依靠國民政府不把握，指望國聯交涉也沒希望，我們不能坐視亡國，只有發動全民，武裝起來，和日本侵略者血戰到底！"9月22日，他和趙濯華、鄧秀琳、劉斌、趙再田、劉哲民、馬志清等7人組織東北義勇軍軍事委員會，趙濯華為司令，譚熹6人為委員，組織1 500餘人的抗日武裝。其中，他動員中學學生40一一50人參加抗日隊伍。這支抗日武裝後來編入吉林抗日義勇軍馮占海部。
譚熹的一生以振興教育為己任。1932年初，日本侵略者占領賓縣，政局混亂，學校被迫停課。他夜以繼日地護守學校，使學校的設備、教具、房捨得以完好的保存下來。1933年，為了復學上課，他四處奔走，到偽縣公署要求經費，四方聘請教師，通知催促學生入學，對城裡住的學生，還親自登門動員，經過二番準備，於3月正式復學上課。
他在教學要求，課程設定，課餘活動，生活管理等方面，都很規範嚴禁，學校辦的較有起色。他要求教師盡心竭力，學生刻苦攻讀，常對學生說："光陰似白駒過隙，一去不返。”激勵學生珍惜時間，學好各科課程，得到真才實學，在社會上做個有用的人。他對家庭貧困的學生免收學費，使不少學生免遭失學之苦。學生的課餘生活，也很活躍，如組織學生講演會，歌詠比賽和演話劇等。為培養學生自治能力，組織學友會，一伙食管委會和辦理圖書借閱，創辦化學工藝社等。學生畢業後，他幫助物色學校，鼓勵學生深造。對不能繼續求學的學生，千方百計地幫助介紹職業，對家居農村，就業無門的尤秉恆，他極力推薦去偽縣公署工作。把失業的學生孫永海留校工作。他對畢業後就業的學生有嚴格要求，不準當偽警察，不準做壞事。
譚熹支持共產黨在中學的反滿抗日活動。縣中學中共工委支部(或黨支部)為了宣傳革命理論，壯大反滿抗日隊伍，擴充了學校圖書室，增填一些進步書刊、歌曲和唱片。圖書室向學生開放，學生進步思想增漲很快，有的學生和青年教師還參加了共產黨和共青團。學校的反滿抗日活動愈加活躍。這些活動得到譚熹的支持。但受到教務主任石雲鵬的反對，一再向校長譚熹提出整頓學校的建議。他說："學生應以讀書為木，不應參與政治活動，否則將給學校帶來意外的麻煩，那時，大家都要受牽連，甚至坐牢，你是一校之長，更是首當其衝。"他主張停止幾名學生的學籍，解僱幾名進步青年教師。譚熹聽後激動地說："我們是老同學老同事，我們要做一個真正的師長。你看他們所做的那件事不是對民族有益的?你不要害怕，我是一校之長，出事由我負責。你覺得在這裡不安全，那么，你看哪裡是安全之地呢?"譚的一席義正詞嚴的話說得石雲鵬啞口無言而退。
1937年5月13日，賓縣中學黨支部書記、中學訓育主任呂大千被捕，他非常痛心。共產黨員教師李夢九以治病為理由，辭職轉移，他極力支持，說："你走吧！少惹是非。"
同年7月，呂大千被害犧牲的訊息傳回賓縣，譚熹不顧個人安危，組織教師募集錢物，並親自對烈士的母親呂老太太進行慰問，對烈士進行哀悼。
在東北淪陷的複雜情況下，他忍辱負重，關心教師，愛護學生，機智地與日本侵略者對抗。1939年，日偽為了進行奴化教育，派日本人熊谷八郎任學校教諭，後改任副校長，譚熹假意對"犯過失"的學生進行責罰，一面低聲說："還不快跑!"使學生得以解脫，免遭日本人副校長的嚴厲毆打責罰。
譚熹愛國愛人民的思想行為，以及在賓縣各界和學生中的影響，引起日本侵略者的注意，被定為"要視察人"，受到監視。1944年3月，吉林省國民黨部領導人被捕，牽連譚熹，亦在賓縣被捕入獄。他被捕的第二天，被押送偽濱江省警務廳，同年8月，在獄中受重刑致死，時年49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