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歷
1926年1月 出生於北京
1939年8月～1945年7月 北京私立兢存中學國中畢業，北京私立輔仁大
譚曾魯學附屬高中畢業
1945年8月～1950年7月 北京大學醫學院醫療系（六年制）學習
1950年7月～1951年7月 四川重慶大學醫學院附設沙磁醫院實習
1951年7月～1951年10月 中央衛生部醫政處醫管科科員
1951年10月～1953年8月 北京大學醫學院解剖科助教
1953年9月～1954年7月 北京俄語專修學校二部（留蘇預備部）學習
1954年8月～1957年12月 原蘇聯列寧格勒第一醫學院人體解剖學教研室研究生，獲原蘇聯醫學科學副博士學位，後我高教部承認為博士學位
1958年1月～1977年8月 北京醫學院人體解剖學教研室主任，講師，北京解剖學會理事
1977年3月～1981年2月 毛主席紀念堂衛生保護室副主任，兼北醫一號任務研究室（細胞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員
1981年2月～1993年5月 北京醫科大學細胞生物學教研室主任，兼一號任務研究室主任，副教授，教授.兼北京解剖學會理事，中國解剖學會理事，解剖學報副主編
1993年5月～1999年6月 離休，返聘
人物生平
1926年1月26日生於北京。父親譚宗培原是京漢鐵路邢台縣車站副站長，崇尚“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受父親的影響，從小好好讀書，想出人頭地，光宗耀祖。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譚曾魯隨著父母輾轉京漢鐵路線上，飽嘗顛沛流離之苦。後回到北平，因家境不好，奮力讀書，品學兼優，國中得免學費，又靠借貸讀完高中。1945年，考入北京大學醫學院醫療系（六年制）。8月，盼來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滿懷希望撥開雲霧，看到了自由的藍天，熱切地希望中國能走上和平、民主、獨立、富強的道路，建設美好的國家。然而，國民黨傲視淪陷區大學生為“偽學生”，要進行“甄審”、“甄別”。這當頭一棒打掉了譚曾魯的美好憧憬。眼看國民黨政治腐敗，經濟凋疲，物價飛漲，民不聊生，十分苦惱。而《吶喊》、《彷徨》等魯迅作品，喚醒了他的鬥爭意志。1946年12月聖誕之夜，美國兵強暴北大女學生沈崇事件的發生，使他義憤填膺，積極參加了反美大遊行。從此，在進步書籍的影響下，在學運的鬥爭中，大踏步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反飢餓反內戰運動中，把“反飢餓爭民主”、“反迫害爭自由”、“團結就是力量”等口號，寫到了中南海運料門的大白影壁牆上和入口鐵柵欄門的垛子上。任憑國民黨反動派僱人用灰漿多次塗刷也沒用，直到北平解放翻修垛牆時，才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1947～1948年，在北醫黨組織領導下，參加了北醫進步學生的“據點”——什坊院保健院和北大醫療隊的工作，為老鄉看病，作衛生調查，為東北來京的學生做些醫療工作等。
1948年8月19日，國民黨大加逮捕進步學生。同學們有的到解放區，有的暫時躲起來。見此情景，譚曾魯義無反顧地於1948年8月25日，在北醫參加了黨的外圍組織之一民主進步青年聯合會；接受了保護校產，挽留教授等一系列迎接解放的準備工作。
1949年1月，北平解放了。北京市人民政府成立，並把北平市改成了北京市。1949年5月4日，所有黨的外圍青年組織合併組建成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1950年3月5日，譚曾魯被批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50年8月，被分配到四川重慶大學醫學院的沙磁醫院做實習醫生。醫院領導認為他心靈手巧，可做外科醫生，還希望他管病房。不料，事與願違，1951年畢業，衛生部將其調回北京，在醫政處做了3個月科員。又調回北醫解剖科任助教。原來，當時北醫要加強教師隊伍建設，抽調一批得力畢業生充實各教研室，而解剖又是醫學生必修課，學校缺乏解剖學師資，讓其教解剖學。從此，與解剖學結下了不解之緣！
1953年8月，譚曾魯被選送留蘇，去北京俄語專科學校留蘇預備班學一年俄語。1954年8月至1957年12月，在原蘇聯列寧格勒第一醫學院人體解剖學教研室攻讀研究生學位。1957 年5月，通過“人類間腦的動脈”的學位論文答辯，獲蘇聯醫學科學副博士學位，後來，高教部承認為博士學位。1958年回國，先後任北醫人體解剖學教研室主任、細胞生物學教研室主任、基礎醫學院中共黨總支委員、黨委委員、支部書記等。一號任務研究室主任和毛主席紀念堂衛生保護室副主任等職。為北醫的人體解剖學和細胞生物學教學和研究工作、為保護毛主席遺體作了應有的貢獻。
曾任北京解剖學會理事；中國解剖學會第八、九屆理事會理事，解剖學報副主編等。享有國務院特殊津貼。主要專著有，譚曾魯主編：《正常人體解剖學》；譚曾魯、周柔麗主編：《醫用細胞生物學》，《腦缺血性皮質損傷機理與保護》則被收入王志均、朱文玉主編的《細胞保護》一書中。
主要成就
努力學習和創新填補空白
1953年8月，北醫校領導派譚曾魯到北京俄語專修學校二部留蘇預備班學俄語。一年後，他登上了去蘇聯的專列，到列寧格勒第一醫學院人體解剖學教研室作研究生。由導師M.T.普利維斯指導攻讀解剖學副博士學位。他選的研究課題是人類間腦的動脈，這方面的文獻較少，尤其是還沒有人做過丘腦下部。間腦是一個難點。譚曾魯除東奔西跑，收集人腦標本外，還得精心設計如何製作間腦動脈分布的標本。鑒於間腦與端腦同發自前腦，又因大腦皮質從前腦向前向後及兩側發展很快，蓋過了間腦。而間腦的外側壁又與端腦癒合一起，中間形成一狹窄的第三腦室。所以，只能在腦的底面看到間腦的部分有：丘腦下部的視交叉、漏斗、垂體的神經部和乳頭體。其他如丘腦本部：丘腦上部的韁三角、韁聯合、松果體；丘腦後部的內側膝狀體、外側膝狀體等，都被掩蓋在大腦皮質下，尤其是漏斗和垂體又被硬腦膜封閉在蝶鞍的垂體窩裡面。漏斗壁薄不足0.5毫米，質軟如嫩豆腐，鑲在骨窩中。如何把它取出，確實是一道難題。而且，間腦供血來自大腦前動脈、大腦中動脈和大腦後動脈，要注射遮光物質，必須通過這三對動脈進行全腦灌注。而遮光物質遠程行進，又如何才能從第三腦室壁的細小動脈（直徑100～200微米）通過漏斗壁而達到垂體後葉呢？一個個難題必須克服。經過精心設計，小心施工，譚曾魯只能用手輕輕托著嬌嫩的人腦，用鑿子輕輕鑿開蝶骨體蝶鞍部的薄薄骨板，將漏斗、垂體帶骨板全腦取出顱腔。又用塑泥製作底座，將腦底面朝上放置，以利三對動脈順利灌注遮光劑和墨汁。總共利用74個人腦標本，通過外部解剖觀察，切厚片X-線造影追溯，厚片透明以及切片觀察各部毛細血管，密度等，揭示了間腦從粗大的供血來源到細微核團的動脈分布，以及核團、纖維的動脈、毛細血管狀態及其密度等的分布規律。全面系統地以繪圖、照片、X線片和透明標本，充分說明了人類間腦的動脈分布，為臨床診治疾病提供了可靠的依據。導師稱讚他的手是“金子般的手”，給了他很大的鼓勵。論文答辯時，大家認為此項研究，工作量大，內容豐富，全面系統地描述了人類間腦動脈分布規律，質量優越，最重要的是丘腦下部的動脈分布為前人所未有，填補了空白。他的畢業論文《人類間腦的動脈》順利通過，獲蘇聯醫學科學副博士學位，畢業論文部分發表在蘇聯解剖學雜誌上。
畢業後，譚曾魯又到列寧格勒第二醫學院、蘇聯軍事醫學科學院形態研究所、莫斯科腦研究所以及莫斯科第一、二醫學院人體解剖學教研室等參觀學習了半年。於1958年1月回到北醫，擔負起了解剖學教研室主任的重任。首先編寫本校學生用的解剖學講義（鉛印）充實理論，固定內容，一改過去年年編教材，年年油印的落後狀況。其次，整頓解剖實驗室，革掉方桌板凳、破缸爛壇的舊設備，創設了八個大實驗室，除學生自行操作供給的標本外，每室陳設四個標本櫃的精製標本。教師們想方設法改變室內環境：室內粉刷一新，窗明几淨，安放了灰白兩色外加淺綠色套的解剖台，台下放著白色塘瓷桶，周圍環放白色鐵轉凳和書架。洗手池、香皂、白毛巾、鏡子等，一應俱全，非常漂亮。不誇張的講，可與國際水平媲美，成為一流的解剖實驗室。最後確定了脈管系和神經系兩大科研方向，譚曾魯也帶起了研究生。
譚曾魯為解決全國醫學院校醫學生用書，衛生部召開了一個教材會議，組織與會代表評選高校的講義。北醫的解剖學講義被評選上了，衛生部決定：由北醫主編全國各醫學院校通用的解剖學教科書。於是，教研室又日以繼夜地忙碌起來，組織上海、南京、山東、北京第二醫學院和北醫各解剖教研室的教授和專家們，以北醫的解剖學講義為藍本，同時，參考國內外多種解剖學教科書及有關資料，分工進行修編。譚曾魯承擔了編寫緒論、脈管學總論和各論。並在序言中寫道：“本書以整體觀點、發生髮展觀點、機能與形態相互作用的觀點及理論聯繫實際的原則來闡述正常人體形態結構，力求避免孤立地、單純形態地描述，並適當地聯繫活體、聯繫機能、聯繫臨床，使其成為一門生動的科學。對祖國醫學中有關解剖學材料的引述，則力求確切，以期避免產生錯誤概念。”序言扼要地寫出了要活學活用解剖學的觀點。
以辯證唯物主義觀點認識人體、改革教學
譚曾魯恩格斯講：“形態與生理現象，形狀與功能彼此互為條件”。早在蘇聯學習時討論及此，深受啟發。又讀中國有關典籍《洗冤錄》：“負米者死，肩骨後朽；輿夫死，腿骨後朽，以其生前用力為精氣聚，故入土不易朽”，通過現今的實驗證明，芭蕾舞演員的足骨（趾、蹠、跗骨）、小腿骨和大腿骨的骨皮質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厚，尤以足骨最為顯著；且其骨小梁適應力線排列非常整齊而緻密；韌帶強勁，肌肉發達。前者背馱肩扛，負重遠行；後者足尖站立，負重身體且舞。這種長期適應其功能活動，顯示形態結構相應的變化，都充分說明了形態與功能相互適應的道理。從人的進化發展來看，與其他動物有著本質的不同：勞動給人體結構帶來許多本質的特點，如直立姿勢、可做精細動作的手、高度發達而產生思維活動的腦等。因而，上肢就不再作為支撐體重而形成靈活、輕巧、適於勞動的形態特徵，下肢就成為粗大、堅實而適於支持身體、維持直立姿勢和走路的形態結構。縱觀古今中外發生、發展的無數解剖學事實，都說明了上述觀點。由此，譚曾魯認為：“形態與功能相互適應，相互依存。形態結構是功能的物質基礎，功能的變化逐漸引起形態結構的變化；而形態結構的變化也會影響其功能”。譬如，常見的骨折不正常癒合，往往形成畸形動作，嚴重者甚至影響其功能。據此觀點，若將肌肉的起點或止點易位，也可使屈肌變成伸肌，或者伸肌變成屈肌，以完成其新的功能，常為外科所採用。這一重要觀點是譚曾魯從蘇聯回國後首先提出，並在國內人體解剖學中予以強調和闡述。同時，他亦強調要把這一觀點與進化觀點、整體觀點、密切聯繫（臨床）實際的觀點、動態地、活的來認識人體及其形態結構，一直反映在他所主編的《正常人體解剖學》和《醫學細胞生物學》教科書中，並長期用以指導教學改革與實踐。
二十多年來，在從事解剖學的教學過程中，除強調觀察真實標本和進行屍體解剖操作外，教研室還用運動分析、活體觸摸骨突標誌、臟器位置，並配以X射線片及造影，說明器官狀態和器官內脈管分布規律的內容。同時，教師們還出板報，以圖片聯繫臨床實際，利用病例分析，以正常人體形態結構知識來分析神經系統損傷後所產生的一系列現象、症狀，講明道理。使學生能全面整體地、動態地、理論聯繫實際地、生動活潑地學習人體解剖學，藉此培養學生運用解剖知識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認知能力。一改過去學解剖僅靠死記硬背一大堆解剖名詞，苦讀“枯燥無味的解剖學”，學後還不知用在何處，最後完全忘記的悲慘局面。這生動地說明了“有聯繫才容易記憶”的認識規律。教師們甚至還強調要求學生應有一雙像X射線一樣的眼睛，只要看到人體哪一部位，就能清楚無誤地在頭腦里反應出該部位的一切形態結構。當然，這是勉勵的話，記憶還有它的客觀規律性。
偉人安息吧
1976年9月9日，衛生部通知，要譚曾魯到人民大會堂聽候任務。上午9點，他就趕到了人民大會堂待命。下午，被接到了中南海。屏住呼吸，忍著悲痛，按照中央指示，他接受了保護毛主席遺體的工作安排。當時，見到了中國醫學科學院的張炳常、徐靜和陳克銓，三位已為遺體做了防腐處理。他奉命認認真真、仔仔細細地進行了全面檢察，將不足之處又做了必要的補充。10日晚，應華國鋒同志邀見，問及如何保存好毛主席遺體。在座的還有陳錫聯等同志。因華國鋒同志原在湖南任省委書記時，曾與譚曾魯等一起參加過在長沙出土漢代馬王堆女屍的解剖，所以譚曾魯就簡單扼要地講述了當時有關專家們對女屍保護的分析總結要點：最關鍵措施是深埋（低溫）、隔氧、防腐，並提出了具體建議。這些建議都成了在人民大會堂瞻仰主席遺體期間，以及後來保護遺體的基本原則。譬如，為把瞻仰遺體的室溫降下來，必須控制每天瞻仰人數；撤掉瞻仰時的伴奏樂隊，代之以音響播放音樂；吹冷風製冷以及隔氧等臨時措施。
毛主席遺體的保存，先是由中央政治局決定保存一個星期，大家覺得問題不大。可是後來，中央再次決定，要求長期保存，萬無一失，供人瞻仰。這就不同了。為此，國務院成立了專門的辦公室，遺體保護工作交給衛生部主持，由黃樹則、吳階平、林鈞才、徐靜組成的領導小組負責遺體保護和組織科研計畫的實施。同時，在北京醫學院、上海第一醫學院分別建立一號任務科研樓，北京醫學院也就立即成了一個主要的實驗基地，投入了模擬實驗。一個有組織、有計畫的遺體保護科研項目在中央的直接領導下迅速上馬了。參與這項研究的專家，不但有北京醫學院、上海第一醫學院、廣州醫學院、湖南醫學院的解剖學專家，還有中國科學院化學所、微生物所等各專業的專家共數十人，共同研究討論保護遺體的技術措施。在原來提出的防腐、低溫、隔氧保護的基礎上，確定了氣態、液態保護，以“六防”為原則的科研任務。譚曾魯負責北醫一號任務，任研究室主任，同時參加毛主席遺體保護的實際觀察和操作。在這期間的日日夜夜，工作人員認真細心地觀察，用儀器監測，做下記錄。同時，查閱大量古今中外有關資料，以“六防”為原則，設計了一系列課題，組織全體成員製作模型，慎密地進行同步實驗觀察、攻關，以求得到可靠的科學數據，慎重運用到實際工作中，以保證“萬無一失”。
26年來，對毛主席遺體的保護，由於基礎工作紮實，相應措施得當，監測結果沒有多大變化。目前瞻仰人數已超過一億多人次。這項成績的獲得，並非容易，有目共睹。這是全體工作人員的辛勤勞動、聰明才智的結晶。但譚曾魯始終相信和強調的一點是：“萬無一失”是我們應竭盡全力，運用我們的聰明才智，利用所有一切科學知識和手段進行保護，但只能是延緩、阻止、使其慢慢變化，而“變化是絕對的，不變是相對的”。
腦血管和神經元的缺血性損傷與恢復
研究的目的全在於套用。譚曾魯從研究間腦動脈的分布起，就一直關注著腦缺血性皮質神經元的損傷與恢復問題。縱觀各國有關這方面的研究，僅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對腦缺血性皮質神經元損傷才有較深入的認識。概括起來，有三種說法：一是鈣離子增多；二是自由基的產生；三是興奮性胺基酸（谷氨酸）大量釋放。對細胞保護，譚曾魯認為，細胞本身是有一定的保護能力的。但對超出自身能力範圍以外的強刺激，或強力的物理的、化學的、生物的嚴重損傷，是不可逆轉的。物理的損傷有如機械、放射、輻射、電擊、高熱等所致；化學的損傷有如強酸、強鹼、毒物等所致；生物的損傷有如微生物、病毒所致等。因此，應明確提出，以保護神經細胞的形態結構和功能為出發點，在腦皮質神經細胞缺血性損傷的過程中，在可恢復的臨界時間內，採取一些藥物或其他措施，爭取時間，使一些受腦出血壓迫或栓塞的病人減輕腦皮質神經元的損傷，以便早日康復，有著很重要的實際意義。如對腦出血病人，應及時取出血塊減壓，而對腦栓塞病人則應及時給予適當的溶栓藥物等。為此，譚曾魯等做了很多實驗。
首先，利用蒙古沙土鼠，完全結紮頸動脈，製成缺血性損傷的腦模型，採取2、4、6、8、10、20、30、60分鐘和1小時以上，直至它們在不同時間死亡後，把它們的腦立刻固定，製作超薄切片，電鏡觀察其細胞膜結構和細胞器的變化規律。以此估計神經元恢復的可能性，作為進行實驗的切人點。（最長存活模型可達12～14小時，其神經元膜結構及細胞器幾乎完全損壞，是不可能恢復的。）據研究分析，選擇20～30分鐘腦缺血模型為最佳（起初製作夾閉頸動脈20分鐘恢復血運的腦缺血模型為主，也做夾閉頸動脈30分鐘恢復學運的腦缺血模型）。在製成缺血損傷前後，分別注射氟桂嗪（F1unarizine）、強非肽（Dynorphin）A（1-13）、納絡酮、川芎嗪（現臨床常用的活血化瘀藥），或小檗胺等藥物以進行保護。分別經3、7、14、21天的缺血模型標本，製作超薄切片，電鏡觀察。經過大量沙土鼠不同時間，不同藥物和對照的大量超薄切片神經元的觀察，記錄、統計並對神經細胞形態計量學進行分析，初步印象確認：20～30分鐘腦缺血性損傷的神經元，經藥物保護，是可以恢復的。但若用川芎嗪則不夠理想。當然，這只是初步實驗。腦缺血性神經元損傷的原因和形成是很複雜的。至於套用於病人，則還有一段距離，需進一步探討！
主要論著
1.ТАНЪ ЦЗЭН-ЛУ АРТЕРИИ ПРОМЕЖУТОЧНОГО МОЗГА ЧЕЛОВЕКА.學位論文；北京圖書館.Л，1957
2.ТАНЪ ЦЗЭН-ЛУ АРТЕРИИ ПРОМЕЖУТОЧНОГО МОЗТА ЧЕЛОВЕКА АРХИВ.АНАТ.ТИСТ.ИЭМЪР.1957 ТОМ.36（5），47～54
3.譚曾魯主編.正常人體解剖學.人民衛生出版社，1962
4.譚曾魯，蕭軍軍，劉秀蘭.老年人面部皮膚的血管，中國解剖學會1980 年學術會議論文摘要彙編，1980，1：114
5.譚曾魯，彭學敏，劉淑雲.蒙古沙土鼠頸總動脈結紮腦皮質神經元變化的電鏡觀察，解剖學通報，1984，7：311
6.譚曾魯，馬守興，樓雅卿.氟桂嗪對蒙古沙土鼠皮質神經元損傷保護作用的電鏡觀察，解剖學通報，1988，11：290
7.譚曾魯，高亞梅，趙翔.納絡酮對蒙古沙土鼠腦皮質缺血損傷保護作用的電鏡觀察，解剖學雜誌，1990，13：279
8.譚曾魯，趙翔，安林.小檗胺對蒙古沙土鼠腦皮質缺血損傷保護作用的電鏡觀察，1993，未發表
9.譚曾魯，周柔麗主編.醫用細胞生物學，北京：北京醫科大學和中國協和醫科大學聯合出版社，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