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歷
許子東在上海長大,現在居於香港,擔任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妻子為有“燕子姐姐”之稱的著名主播陳燕華。許子東出身書香世代。年少苦讀,獲得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文學碩士、加州大學洛杉機分校(UCLA)東亞語言文化系文學碩士、香港大學中文學系哲學博士。
1982年獲得華東師範大學碩士學位,六年後被提升為副教授,是當時全國大學中文系副教授中最年輕的一位。80年代以《郁達夫新論》一書在學術界嶄露頭角。
1989年應邀到芝加哥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任魯思研究員(LuceFellow),次年轉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攻讀博士學位,1993年應聘到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書。
及後,許子東走上學者之路,曾任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副教授,以及香港大學、芝加哥大學的客座研究員。1990年代初來到香港,現任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副教授,任教香港文學、中國當代文學、現代文學批評等科目。同時亦擔任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兼職教授,中國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他對香港文化有獨特的觀察和思考,將香港主流文化比喻成跑馬文化,娛樂、金錢、法律,三者缺一不可。
許子東2000年開始與梁文道擔任鳳凰衛視中文台的高收視黃牌節目《鏘鏘三人行》的嘉賓主持,把學術融入日常話題中。據報章資料,許子東曾害怕上電視,但在朋友梁文道的遊說下,認為《鏘鏘三人行》是一個可作學術角度界入的節目,於是同意參與。
許子東現任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同時亦擔任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兼職教授,中國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許子東1980年代開始發表作品。著有《郁達夫新論》、《為了忘卻的集體記憶》、專著《當代文學印象》、《當代小說閱讀筆記》、《敘述文革》、《當代小說與集體記憶:敘述文革》,主編《香港短篇小說選》(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1998-1999年)、《再讀張愛玲》(與劉紹銘、梁秉鈞合編),另外發表論文數十篇。論文及專著曾多次獲獎,《郁達夫新論》獲上海哲學社會科學優秀著作獎、華東師範大學科研一等獎,論文《郁達夫風格與現代文學中的浪漫主義》獲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評論優秀論文二等獎,其作品獲獎共12次。
主要著作
書名 | 出版社 | 出版時間 |
---|---|---|
郁達夫新論 | 浙江文藝出版社 | 1984-03-01 |
當代文學印象 | 三聯書店上海分店 | 1987 |
為了忘卻的集體記憶 | 三聯書店 | 2000-04 |
當代小說與集體記憶-敘述文革 | 台北麥田出版社 | 2000 |
吶喊與流言 | 上海文藝出版社 | 2004-10 |
香港短篇小說初探 | 香港天地圖書 | 2005 |
張愛玲的文學史意義 |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 2011-10-03 |
重讀"文革":許子東講稿(第1卷) | 人民文學出版社 | 2011-11-01 |
張愛玲·郁達夫·香港文學:許子東講稿(第2卷) | 人民文學出版社 | 2011-11-01 |
越界言論:許子東講稿(第3卷) | 人民文學出版社 | 2011-11-01 |
人物成就
《郁達夫新論》獲上海哲學社會科學優秀著作獎、華東師範大學科研一等獎。論文《郁達夫風格與現代文學中的浪漫主義》獲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評論優秀論文二等獎,論文及專著曾多次獲獎。
相關言論
從許子東的敘述中,也許可以窺見一絲大陸出身的學人在香港學界發展的端倪。“我的正職還是教書,做研究,偶爾抽一點時間去做電視客串,不到我工作時間的1/4。至於為什麼要做,開始的時候只是玩玩,梁文道拉我去,說有外快,因為香港這個地方總是缺錢花。大學裡面的收入雖然很高,但都計畫好了,而客串的收入是額外的。
另外,像我們在外面教書,有很多好處,比如學術規則比較正常,但也有缺陷。對於我來說,做的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在香港,會覺得跟國內的情況有點脫節,有人批評我們不接地氣,對新東西來不及反應。特別是90年代的中國,變化非常快。
我心裡有兩重遺憾,第一,對國內最新的情況不了解,心中不踏實;第二,我在國外學了十八般武藝,有很多看法,但是傳達不進去。我可以寫文章,寫論文發表在國內的雜誌上,但要很長時間,而且範圍也很小。
現在我想到兩個方法彌補,一個是常去講課,在華東師範大學兼職,也是復旦的兼職研究員,這樣可以和內地的學生有交流,對研究很有幫助;第二個就是做電視,表面上看好像是我在輸出,但因為要輸出就必須留心各種報紙、網路,這也是很好的途徑。
很多學者做研究也寫散文,把對生活的感悟理解寫進去。我不會寫散文,現在就把電視當作我的散文,目的是保證我研究的純粹性,有足夠的機會來宣洩我平常的感受,講完就完了,牢騷發完就完了,研究的心就可以定了。
很多人誤解,以為我轉型了,其實不是,我是很不“憂國憂民”的。我認為要憂國憂民、讀書人應該靠學術研究,長久來說這個才是有用的。做電視的好處,簡單的說,讓我多了個跟國內的民生國情溝通的渠道,另外使我在研究和事態間找到一個平衡。這一切還得感謝香港這個環境,在上海、北京不一定能做得到。
香港的大學和香港的社會沒什麼關係,它和美國大學的關係近過和香港跑馬場、主流社會的關係。如果在香港的大學教書的話,你可以完全不聽紅磡體育館的演唱會,但是你必須讀哈佛學術期刊。如果每年不參加美國的學術會議,那你就會out!你和英語學術界的關係要遠勝於和香港社會的關係。
香港的學術界基本是英語學術圈的一部分,大學顧問委員會的名單,都是英國、澳洲、美國等學校的教授,在潛意識裡排斥大陸。它很想保持在英語世界的地位,不願意進入華語世界。我想這點是香港學界的共識。
我贊成保持學術的獨立性,但負作用在於,以中國文學研究為例,強調英文和漢學界,不重視內地中文研究的成果。比如,發表文章,如果發表在美國的漢學雜誌,就是很大的學術成績,可以得5分;其次發表在台灣的《清華學報》上,那也可以認可,2分;但是如果你發在大陸的任何一家雜誌上,半分都不算,不管你的文章質量。
這是個具體現象,但是背後反映出香港學界有意無意地想保留在英語學術圈的地位,而不願意簡單納入中國學術圈,這個行為本身有合理性和不合理性。
目前香港學術界的尷尬在於,面臨著英語學術圈和中國文化圈兩個同心圓,和英語文化圈,以學術規則維繫;中華文化圈,則以人倫精神、國家民族認同維繫。如何在兩者之間找到交集,是一個問題。
我現在是徹底的邊緣化,沒有什麼認同。你說我是香港人,也不能算,在這裡一輩子,別人也不認同,從身型上看,就不是廣東人,他們都稱為北方人,廣東話怎么講都有口音。你說你是大陸人也不能算,你又不在大陸工作,連身份都沒有,而且很多價值觀念你也不認同,但我覺得這個問題不是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