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生背景
1861年洋務派思想家馮桂芬在《校邠廬抗議》一書中首先提出“中體西用”思想，他說：“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此後，李鴻章、郭嵩燾、薛福成、王韜、沈毓桂等一批留心時務的人都曾對此有所探討。鄭觀應在《盛世危言》的《西學》篇中說：“中學其體也，西學其未也；主以中學，輔以西學。”較早一字不差地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人是沈壽康，1896年4月他發表了《匡時策》，其中有：“中西學問本自互有得失，為華人計，宜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後來張之洞在其《勸學篇》中的《議學》篇中寫道：“新舊兼學，四書五經、中國史事、政書、地圖為舊學；西政、西藝、西史為新學，舊學為體，新學為用。”全書四萬言，對中體西用進行了詳盡的解釋和發揮。
對於西方近代文化，頑固派採取了一概拒絕的態度，主張“夷夏之辯”，洋務派則採取比較開放的態度，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體西用”是洋務派處理中西文化關係的原則，也是洋務派回擊頑固派進攻的武器。中學，即孔孟之道和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封建倫理道德，是不可變的。西學，即西方的生產技藝，可以用來作為鞏固封建統治的手段和工具。“中體西用”具有興西學和保中學的雙重性質。
洋務運動時期，甚至到戊戌變法期間，“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一直是當時的流行語，“舉國以為至言”（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轉引自阮芳紀等編的《洋務運動史論文選》，第328頁）。說明“中體西用”是那個時代的產物。年青的西方文化以波濤洶湧之勢衝擊著古老的中國文化，高勢能的資產階級文化同低勢能的封建文化展開了殊死搏鬥。“中體西用”正是這場交鋒的天然產兒，雖然缺乏先進的社會存在基礎使它僅僅存在了三十多年便英年早逝了，但作為在中西文化矛盾衝突中的一種重要的回應方式，這種觀念卻流行了一百多年，至今仍影響著現代中國一些人的思想。
歷史意義
從當時的時代來看，中體西用是當時可行的學習西方的方法。因為封建統治占統治地位，中國人向西方學習還僅僅是開始。所以要在充斥封建主義舊文化的天地里容納若干新文化，如果沒有中體為前提，西用無所依託，在中國是落不了戶的。當時頑固派勢力極大，“動以不談洋務為高，有講術西學者，則斥之為名教罪人，士林敗類”（鄭觀應：《盛世危言》，“西學”第一卷）。洋務派為了能在中國順利辦洋務，打出“中體西用”旗幟，宣稱他們引進西學並非要改變中國文化中基本的東西，而是洋為中用，強調中學為體，這樣就堵住了頑固派以夷變夏的攻擊，使西學得以在中國落戶。當時中國士大夫昧於章句之學，極力反對采西學之際，洋務論者甘冒離經叛道之大不韙，跨出了興西學的第一步，興辦同文館和各種洋務學堂，較大規模地派遣學生出國和翻譯西學書籍，充分表現出“西學為用”的革新意義。
雖然中體西用的理念沒有使中國走上富強道路，但引進了西方先進技術，使中國出現了第一批近代企業。這一思想為中國近代企業積累了生產經驗，培養了技術力量，在客觀上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起到促進作用，為中國的近代化開闢了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