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西里•伊萬諾維奇•崔可夫。
世界大戰的戰場上，驍勇善戰的將領為數不少；但是，擁有外交生涯的勇將卻不多見。
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蘇聯紅軍中就有一位這樣的將領，他就是與世紀同齡的蘇聯紅軍
西里·伊萬諾維奇·崔可夫亂世從軍
初經戰火１９００年２月１２日，陰風低吼。在沙皇俄國圖拉省奧謝特爾河谷的謝列布里亞內普魯德村的一座小木屋裡，降生了一個骨瘦如柴的小男嬰，他被取名為瓦西里•伊萬諾維奇•崔可夫。這裡的村民們此時誰也沒有料到，出生時奄奄一息的崔可夫在壯年之後竟成為馳騁疆場並一度主宰東德命運的一名元帥。
１９１２年，由於家境貧寒，１２歲的小崔可夫就不得不過早輟學，告別父母離開家鄉，隻身一人前往首都彼得堡謀生。在喀山大街的彼得•薩韋利耶夫工廠，他幹上了一份專門為沙皇軍官製作刺馬針的苦工；這個苦孩子憧憬著自己將來有朝一日能穿上馬靴，帶上刺馬針去馳騁疆場建功立業。
兩度出使中國
１９２２年，戰事停息下來，崔可夫申請系統學習軍事理論，他十分嚮往進入工農紅軍軍事學院深造。這所學院的前身是１９１８年９月創辦的紅軍總參謀部軍事學院，是蘇聯軍事學院的開山鼻祖。１９２４年４月，著名的紅軍元帥伏龍芝出任該院院長，使該院的教學水準大大提升；為紀念１９２５年逝世的伏龍芝元帥，該學院於同年１０月更名為伏龍芝軍事學院。這所學院曾培養出了朱可夫、華西列夫斯基等一大批蘇軍高級將領。１９２２年８月，崔可夫如願以償地成為伏龍芝軍事學院第五期的學員。在三年的時間裡，崔可夫得以系統地學習了軍事理論，使自己的軍事理論素養在豐富的實戰經驗基礎上得到很大的提升。１９２５年８月，崔可夫以優異成績隨第五期學員們如期畢業；院長伏龍芝元帥向畢業學員提出賀詞∶“為部隊軍事技能和政治覺悟的提升，奉獻出全部力量。”
由於學業優異，崔可夫被學院決定留在東方系的中國部繼續作為期一年的深造。東方系的主要任務是培養新一代的軍事外交官，對學員的要求十分嚴格。崔可夫在東方系中國部學習期間，將大量時間和精力用於學習中國的漢語，並經常去納里曼諾夫東方大學，與中國留學生一起討論有關中國的問題。
１９２６年秋，伏龍芝軍事學院東方系中國部的實習生崔可夫，以外交隨員的身份，隨資深外交官克羅日科前往中國。在首次的中國之旅中，他先後到過中國的哈爾浜、長春、旅順、大連、天津、北京。此時的中國正處在戰亂之中，崔可夫深切感受到戰亂給中國人民帶來的苦難。
１９２７年秋，崔可夫正式完成在伏龍芝軍事學院東方系的學業，再度前往中國，擔任軍事顧問。在這次軍事顧問的兩年任職期間，崔可夫四處遊歷，足跡幾 遍布整個華北、華南和四川省。他進一步加深了對中國的了解，並學會講一囗流利的中國話。
１９２９年，中蘇雙方在中東鐵路問題上出現糾紛，事態愈演愈烈，兩國軍隊在邊境地區不斷結集。７月１３日，蘇聯宣布與中國斷絕外交關係，崔可夫奉命隨蘇方外交人員撤回國內。８月６日，蘇聯軍事委員會組建遠東特別集團軍，任命曾在１９２４至１９２７年在中國擔任孫中山先生顧問的布柳赫爾（即加侖將軍）出任該集團軍司令官；１５日，蘇聯政府向中國發出最後通牒。１６日，中國東北的大將張學良發表了對蘇作戰動員令，決定以東北軍的６萬兵力分東、西兩路抗擊蘇軍。此時，剛剛回國的崔可夫立即奉命趕赴遠東特別集團軍司令部的駐地伯力，在該集團軍參謀部從事情報的收集和整理工作，直接對集團軍司令官布柳赫爾負責。從１０月１０日起，中蘇雙方在黑龍江和松花江的匯合處——同江、富錦地區進行激戰，裝備陳舊的中國東北軍失利；１１月１７日，蘇軍又猛攻黑龍江省東部的密山地區、西部的滿洲里與海拉爾地區，再次得手。戰場上的失敗，使張學良不得不接受了《伯力協定》。而崔可夫則在此次中蘇軍隊交戰的前線，首次親眼目睹了蘇軍步兵與戰車部隊協同作戰的巨大威力。
１９３０年代初，蘇軍開始進行技術裝備改造，組建了裝甲和機械化部隊，發展了空軍、炮兵及其它兵種，並大力培養各級指揮官。具有實戰經驗、系統軍事理論素養和外交官履歷的崔可夫被蘇聯軍事委員會選派擔任首長進修班主任職務。他在這一任上，極力推廣新的軍事理論和軍事技術，深入探討了縱深戰鬥和縱深戰役理論，倡導走出傳統的單一“陣地戰的死胡同”。１９３６年初，崔可夫被選送入紅軍機械化和摩托化學院的速成班學習；年底，他從速成班畢業後被分配擔任機械化旅的旅長。此時，全蘇聯正陷入史達林發起的一場大規模的清洗運動之中，為數眾多的軍隊高級將領在這場暴風般的災難中被無情地清洗掉；但崔可夫卻奇蹟般地交上了青雲直上的好運，開始大步跨入高級將領的行列。
１９３８年４月，年僅３８歲的崔可夫被任命為步兵第５軍的少將軍長；僅僅三個月之後，他又升任白俄羅斯特別軍區博布魯伊斯克集群司令官。１９３９年初，國際形勢因希特勒德國的擴軍備戰而日趨惡化，位於蘇聯西部前哨的白俄羅斯特別軍區進行重大改組，在原博布魯伊斯克集群的基礎上組建了第４集團軍，３９歲的崔可夫出任集團軍司令官。
１９３９年９月１日，德國軍隊入侵波蘭；兩天后，英法兩國對德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９月１７日，蘇聯政府宣布∶波蘭政府現已流亡國外，波蘭國家已不復存在，蘇波兩國之間既訂的全部條約一律廢止；鑒於波蘭局勢已對蘇聯安全構成威脅，蘇軍將越過蘇波邊界，“解放”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隨後，蘇聯政府組建了白俄羅斯方面軍和烏克蘭方面軍。崔可夫指揮的第４集團軍被編入白俄羅斯方面軍，參加了入侵波蘭的行動。
而早在１９３８年４月，蘇聯政府就以加強北方防務為由，多次向芬蘭政府提出無理要求，要獲得租借芬蘭本土和芬蘭灣某些屬於芬蘭的島嶼並取得在這些島嶼上設防的權利；芬蘭政府在保證不允許任何國家利用芬蘭領土作為進攻蘇聯基地的同時，拒絕了蘇聯政府提出的無理要求。在幾番秘密談判和要挾不成之後，蘇聯政府於當年１２月宣布廢止１９３２年簽訂的《蘇芬互不侵犯條約》，斷絕與芬蘭的外交關係，要發起對芬蘭的戰爭。於是，參加侵波戰爭的第４集團軍司令官崔可夫被調任第９集團軍司令官，指揮該集團軍所轄的４個師承擔了對芬戰爭中切斷芬蘭“腰部”的任務；但仕途坦蕩的崔可夫此次在戰場上卻沒能交上好運。１２月底，崔可夫的第９集團軍雖然楔入芬軍防禦區４０多公里，但在隨後的戰鬥中，他的兩個主力師即摩托化步兵第４４師和步兵第１６３師（共擁有４８０００人、３３５門火炮、１００多輛戰車和５０輛裝甲車），極不適應芬蘭的嚴寒氣候，被芬軍殲滅過半。崔可夫因此被解除了第９集團軍司令官的職務。
當時，中國軍隊里有不少的外國軍事顧問；蘇聯的軍事顧問遍布除共產黨軍隊之外的各個戰區。他很快就獲知，蔣介石統率的部隊有２９０個步兵師、１４個騎兵師、２２個炮兵團、６個迫擊炮團及其它部隊，總人數為３８５６０００人。不久，崔可夫了解到實情是：中國有些部隊只是徒有虛番號的空架子部隊；中國很多部隊的裝備、戰鬥力和士氣都很低；很多士兵僅是為了在軍隊里混飯吃而已，但他們有著吃苦耐勞、逆來順受和忍氣吞聲的良好秉性；國共兩黨的軍隊沒能建立起良好的協同作戰關係（他本人也不便協調這種關係）。崔可夫在與國民黨軍事領導人接觸時發現，“他們容不得批評，甚至是最合理的批評”。在就任蔣介石的總軍事顧問期間，崔可夫制訂過不少軍事計畫，但多數難以獲得蔣介石的首肯。在重厭，崔可夫還廣泛接觸各國的駐華使節以收集各種情報。他與美國駐華代理武官雷特上校、法國維希政府的駐華武官馮伊上校等人建立了良好的信任關係。他對各種情報進行仔細的分析後，幫助莫斯科方面確定了日軍的南進戰略企圖，為蘇聯政府與日本簽訂《蘇日中立條約》以避免兩線作戰做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
１９５２年，崔可夫上將在蘇共十九大上當選為蘇共中央候補委員。１９５３年３月，蘇聯領導人史達林逝世，蘇軍高級將領開始進行任職的調整（布爾加寧元帥出任國防部長）。５月底，蘇聯政府取消了德境管制委員會，崔可夫被調回國，擔任基輔軍區司令（由基輔軍區司令格列奇科上將對應接任崔可夫的蘇駐德占領軍集群司令遺缺職務）。
１９５５年，時年５５歲的崔可夫獲晉元帥軍階。
１９６０年４月，崔可夫調任國防部副部長兼陸軍總司令；同年７月，兼任蘇聯民防司令。在１９６１年的蘇共二十二大上，崔可夫元帥當選為蘇共中央委員，成為蘇聯武裝力量的高層中堅人物。在赫魯雪夫擔任蘇共中央總書記期間，崔可夫元帥受到了重用，成為其得力的軍事助手。崔可夫大力倡導質量建軍，使蘇聯陸軍裝備大量先進的飛彈和核武器，並使蘇聯陸軍完全實現了摩托化；他還使蘇聯的民防工程得到了很大發展。在“古巴飛彈危機”事件發生後，赫魯雪夫採取退卻策略，引起蘇聯軍方高層強硬派的不滿；崔可夫積極協助赫魯雪夫在蘇軍高層進行了有效的疏導工作。
１９７２年，７２歲高齡的崔可夫元帥改任國防部總監小組組長，仍然著力研究軍事理論問題，總結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驗。在自己的晚年中，崔可夫勤於筆耕，以自己豐富的人生經歷和非凡的軍事指揮生涯，撰寫了《在戰火中錘鍊青春》和《在華使命》兩部回憶錄；出版了《集體英雄主義的集團軍》、《史達林格勒∶經驗與教訓》、《戰火中的１８０天》、《空前的功績》、《從史達林格勒到柏林》、《史達林格勒近衛軍西進》、《在烏克蘭的戰鬥》、《本世紀之戰》等八部很有份量的戰史著作。
１９８２年３月１８日，戎馬一生的崔可夫元帥安詳地閉上了自己的眼睛，享年８２歲。與世紀同齡的崔可夫元帥是勇於創新的戰術家和技藝高超的戰役指揮官。他在自己漫長的軍事生涯中，以其大膽的獨創精神屢建戰功，先後榮獲了９枚列寧勳章、１枚十月革命勳章、４枚紅旗勳章、３枚一級蘇沃洛夫勳章、１枚紅星勳章。崔可夫元帥光輝戰鬥的一生贏得了人們的普遍敬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