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西里·伊萬諾維奇·崔可夫:世界大戰的戰場上，驍勇善戰的將領為數不少；但 -百科知識中文網

亂世從軍

初經戰火1900年2月12日，陰風低吼。在俄羅斯帝國圖拉省奧謝特爾河谷的謝列布里亞內普魯德村的一座小木屋裡，降生了一個骨瘦如柴的小男嬰，他被取名為瓦西里·伊萬諾維奇·崔可夫。這裡的村民們此時誰也沒有料到，出生時奄奄一息的崔可夫在壯年之後竟成為馳騁疆場並一度主宰東德命運的一名元帥。

1912年，由於家境貧寒，12歲的小崔可夫就不得不過早輟學，告別父母離開家鄉，隻身一人前往首都彼得堡謀生。在喀山大街的彼得·薩韋利耶夫工廠，他幹上了一份專門為沙皇軍官製作刺馬針的苦工；這個苦孩子憧憬著自己將來有朝一日能穿上馬靴，帶上刺馬針去馳騁疆場建功立業。

出使中國

學業情況

1922年，戰事停息下來，崔可夫申請系統學習軍事理論，他十分嚮往進入工農紅軍軍事學院深造。這所學院的前身是1918年9月創辦的紅軍總參謀部軍事學院，是蘇聯軍事學院的開山鼻祖。1924年4月，著名的紅軍元帥伏龍芝出任該院院長，使該院的教學水準大大提升；為紀念1925年逝世的伏龍芝元帥，該學院於同年10月更名為伏龍芝軍事學院。這所學院曾培養出了朱可夫、華西列夫斯基等一大批蘇軍高級將領。1922年8月，崔可夫如願以償地成為伏龍芝軍事學院第五期的學員。在三年的時間裡，崔可夫得以系統地學習了軍事理論，使自己的軍事理論素養在豐富的實戰經驗基礎上得到很大的提升。1925年8月，崔可夫以優異成績隨第五期學員們如期畢業；院長伏龍芝元帥向畢業學員提出賀詞∶“為部隊軍事技能和政治覺悟的提升，奉獻出全部力量。”

由於學業優異，崔可夫被學院決定留在東方系的中國部繼續作為期一年的深造。東方系的主要任務是培養新一代的軍事外交官，對學員的要求十分嚴格。崔可夫在東方系中國部學習期間，將大量時間和精力用於學習中國的漢語，並經常去納里曼諾夫東方大學，與中國留學生一起討論有關中國的問題。

首次出使

1926年秋，伏龍芝軍事學院東方系中國部的實習生崔可夫，以外交隨員的身份，隨資深外交官克羅日科前往中國。在首次的中國之旅中，他先後到過中國的哈爾濱、長春、旅順、大連、天津、北京。此時的中國正處在戰亂之中，崔可夫深切感受到戰亂給中國人民帶來的苦難。

二次出使

1927年秋，崔可夫正式完成在伏龍芝軍事學院東方系的學業，再度前往中國，擔任軍事顧問。在這次軍事顧問的兩年任職期間，崔可夫四處遊歷，足跡幾遍布整個華北、華南和四川省。他進一步加深了對中國的了解，並學會講一口流利的中國話。

參戰

1929年，中蘇雙方在中東鐵路問題上出現糾紛，事態愈演愈烈，兩國軍隊在邊境地區不斷結集。7月13日，蘇聯宣布與中國斷絕外交關係，崔可夫奉命隨蘇方外交人員撤回國內。8月6日，蘇聯軍事委員會組建遠東特別集團軍，任命曾在1924至1927年在中國擔任孫中山先生顧問的布柳赫爾（即加侖將軍）出任該集團軍司令官；15日，蘇聯政府向中國發出最後通牒。16日，中國東北的大將張學良發表了對蘇作戰動員令，決定以東北軍的6萬兵力分東、西兩路抗擊蘇軍。此時，剛剛回國的崔可夫立即奉命趕赴遠東特別集團軍司令部的駐地伯力，在該集團軍參謀部從事情報的收集和整理工作，直接對集團軍司令官布柳赫爾負責。從10月10日起，中蘇雙方在黑龍江和松花江的匯合處——同江、富錦地區進行激戰，裝備陳舊的中國東北軍失利；11月17日，蘇軍又猛攻黑龍江省東部的密山地區、西部的滿洲里與海拉爾地區，再次得手。戰場上的失敗，使張學良不得不接受了《伯力協定》。而崔可夫則在此次中蘇軍隊交戰的前線，首次親眼目睹了蘇軍步兵與戰車部隊協同作戰的巨大威力。

戰爭經歷

理論基礎

1900年2月12日，崔可夫出生在俄國圖拉省一個叫做謝列布里亞內普魯德村的農民家庭里。家庭的貧困，使他在12歲那年就離家出走，來到彼得堡掙錢餬口，開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

崔可夫在彼得堡做工的工廠叫彼得·薩韋利耶夫工廠，位於彼得堡市中心，專門製造馬剌。這一時期的俄國正處於階級矛盾日趨尖銳、社會主義革命即將爆發的前夜，在這一歷史轉折關頭，崔可夫在工人中，受到進步思想的影響，特別是在他的兩個哥哥服役的波羅的海艦隊的水兵中，他大量接觸了無產階級革命的新思想。他閱讀了《共產黨宣言》，看到了許多布爾什維克的報紙和傳單，思想覺悟有很大的提高。他曾在回憶錄中寫道：“在那個時候，我還不懂得宣言裡所說的深奧的理論，但我深深地懂得：無產階級失去的只有枷鎖，而他們將得到的是整個世界。工人階級在反對資本家和地主的鬥爭中將起決定性作用，”

軍事訓練

1917年在喀琅施塔得水雷手中隊當見習水兵。1918年春，崔可夫在經歷了俄國十月革命這一偉大的歷史變革之後，進入紅軍莫斯科軍事教官訓練班，成為第一期學員。在訓練班，崔可夫接受了嚴格的軍事訓練，軍事素質有極大的提高。令他難忘的是，1918年7月2日，列寧來到軍事訓練班，並發表了演說。能親眼看到革命的領袖列寧，並聆聽他的講話，令崔可夫激動不已。

在軍事訓練班，崔可夫第一次參加了保衛新生革命政權的戰鬥，平定了莫斯科“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反革命叛亂。這次戰鬥很快就結束了。然而，新生革命政權所面臨的國內白匪叛亂、國外帝國主義武裝干涉的嚴峻形勢，促使崔可夫投身到更為廣闊的戰場和更加激烈的戰鬥中去。

參軍

從軍事訓練班畢業後，崔可夫參加了國內戰爭，在南方面軍任副連長。1918年11月和1919年5月先後在東方面軍和西方面軍第2集團軍第28師第40團任副團長、團長。在1919年春天，他率部參加了粉碎高爾察克匪軍的戰鬥，並於5月初擊退了高爾察克的進攻。由於崔可夫在戰鬥中的出色表現，5月4日，他被接受加入了布爾什維克黨。在粉碎高爾察克匪幫後，崔可夫被調往西方面軍任團長，參加了對波蘭白匪軍的戰鬥。由於作戰英勇，崔可夫在這一時期榮獲兩枚紅旗勳章。

平息國內叛亂並粉碎了帝國主義武裝干涉後，崔可夫於1925年進入伏龍芝軍事學院深造。結束學業後，他於1927年來到中國，任駐中國軍事顧問。1929年回國後任紅旗遠東特別集團軍司令部處長。1932年9月任首長進修班主任。1936年，崔可夫進入工農紅軍機械化和摩托化學院速成班學習。畢業後，於同年12月任機械化旅旅長。1938年4月任步兵第5軍軍長。1938年7日起，他先後任白俄羅斯特別軍區博布魯伊斯克集團軍級集群司令員、第4集團軍司令員，並指揮集團軍參加了解放西白俄羅斯的進軍。1939—1940年，蘇芬戰爭時期，崔可夫擔任第9集團軍司令員，指揮部隊參加了戰鬥。長期的軍旅生涯磨礪，崔可夫已成為一位出色的紅軍高級指揮員，成為一名統帥軍隊獨當一面的戰將。

被派中國

1940年12月，遠東方面的國際局勢日益緊張，日本已吞併了大半箇中國，並在北上進攻蘇聯和南下同英美開戰之間舉棋不定。在這種情況下，熟悉中國情況並在中國工作過的崔可夫再一次被派到中國，任駐中國武官和軍事總顧問，直到1942年3月奉召回國。

1941年6月，法西斯德國入侵蘇聯，此時，崔可夫正在中國，他密切注意著蘇德戰場的形勢發展。隨著德軍一路東進，攻陷明斯克、占領基輔、奪取斯摩棱斯克，直逼莫斯科城下，列寧格勒陷入重圍，崔可夫的心情十分沉重。他的心已飛回了祖國，渴望投入到保衛祖國的戰鬥中去。

回莫斯科

1942年3月，崔可夫從遙遠的中國回到了闊別20多年的莫斯科。崔可夫匯報了在中國的工作之後，就堅決要求：“上前線。”5月，崔可夫被任命為配置在圖拉地區的預備隊第1集團軍副司令員。司令員還沒有任命，指揮部隊的責任完全落在崔可夫的身上。

崔可夫上任時蘇德戰場的形勢是，德國法西斯軍隊在莫斯科城下被擊潰(參見莫斯科戰役)，德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首次遭到重大失敗，其用“閃電戰”征服蘇聯的計畫破產了。但德軍統帥部並未因此而罷手，他們很快制定了1942年夏季戰略進攻計畫。該計畫是在蘇德戰場南翼集中兵力，迅速攻占高加索和史達林格勒，占領巴庫，奪取石油資源，占領富饒的伏爾加河下游地區，然後北取莫斯科，南出波斯灣。希特勒甚至妄想在北非的德意軍隊占領埃及並奪取蘇伊士運河的同時，越過高加索進入中東。

面對氣勢洶洶的德軍，蘇軍最高統帥部正確分析了形勢，計畫通過頑強的防禦削弱並阻止德軍進攻集團，不讓它進至伏爾加河，從而贏得必要的時間來組訓預備隊，待條件成熟後轉入反攻，以求全殲德軍重兵集團，扭轉蘇德整個戰場的形勢。

7月初，最高統帥部命令將崔可夫中將指揮的預備隊第1集團軍改稱第64集團軍，並將該集團軍部署在頓河地區，其主要任務是在頓河或伏爾加河與頓河之間的某一地域接敵。

史達林格勒戰役

史達林格勒戰役於1942年7月17日開始，崔可夫所率第64集團軍被部署在頓河大彎曲部。7月25日，崔可夫參加了衛國戰爭中的第一次戰鬥。由於德軍占有優勢，蘇軍後援部隊未能及時趕到，第64集團軍被迫退過頓河。8月初，崔可夫的第64集團軍被編入東南方面軍，展開層層阻擊戰，阻滯德軍接近史達林格勒。崔可夫還指揮部隊不斷對敵軍主力實施強有力的反攻擊，以消耗德軍的有生力量。

崔可夫在指揮部隊進行遠接近地防禦戰中，多次遇到險情，他所乘坐的飛機因負傷被迫在草原上降落，他所在的指揮掩蔽部差一點被德軍空投的炸彈命中。崔可夫置危險於不顧，仍然鎮靜地指揮部隊。至1942年9月12日，第64集團軍的部隊在敵人優勢兵力的壓迫下，經過英勇抵抗之後，撤退到距史達林格勒2—10公里的防線上。德軍突擊集團從東北和西南兩面直接攻向史達林格勒。史達林格勒城區爭奪戰開始了。

在戰役進行的關鍵時刻，方面軍軍事委員會召見了崔可夫。1942年9月12日，在方面軍司令部，方面軍司令員葉廖緬科上將和方面軍軍事委員赫魯雪夫宣布，任命崔可夫為第62集團軍司令員，接替認為這個集團軍守不住史達林格勒的洛帕京將軍。崔可夫危難之際勇挑重擔，他表示：“我發誓決不離開這座城市，我將採取一切辦法堅守。我決心要么就守住城市，要么就戰死在那裡。”從9月至戰爭結束(僅1943年10—11月間斷)，崔可夫一直任第62集團軍(1943年4月16日改稱近衛第8集團軍)司令，從史達林格勒一直打到柏林。

崔可夫接到任命後，立即趕赴第62集團軍司令部，對部隊進行了整頓，並經集團軍軍事委員會作出決定：史達林格勒是我們最後的戰場，為了保衛這座城市，不能繼續後退，要與敵人背水一戰；集團軍司令部留在右岸史達林格勒城內，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向左岸或島上撤退。

9月12日，希特勒下令第6集團軍不惜任何代價，迅速攻占史達林格勒。德軍不顧重大傷亡，每天從早到晚連續衝擊，市區爭奪戰達到白熱化程度，市內的街道和廣場都變成了激烈的戰場。崔可夫指揮部隊進行了英勇抵抗。蘇軍利用建築物組成支撐點和抵抗樞紐部頑強的阻擊敵人。為了鼓舞士氣、堅守城市，即使在德軍已突進到距指揮部1—3公里，指揮部隊作戰已很困難的情況下，崔可夫仍堅守崗位，拒絕把指揮部撤過伏爾加河。

整個10月份，史達林格勒都處在激烈的戰鬥之中。10月中旬，希特勒向德軍部隊下達命令，除了史達林格勒方向以外，在整個蘇德戰線上轉入戰略防禦。德軍繼續調兵遺將，向史達林格勒實施猛攻。1942年11月11日，德軍發動了最後一次猛攻，第6集團軍被分割成三部分，但崔可夫指揮部隊仍然堅守在陣地上，憑藉這三塊陣地牽制進攻的德軍。

在崔可夫率領第62集團軍堅守史達林格勒的同時，蘇聯最高統帥部利用這一段時間在史達林格勒地區悄悄集結了大量部隊，並制定了圍殲史達林格勒地域敵軍集團的作戰計畫。1942年11月18日，崔可夫率部守住了重要的戰略要地，史達林格勒會戰蘇軍防禦階段結束。蘇軍開始了圍殲德軍集團的戰略性進攻戰役。

攻開始後，崔可夫率部協同友軍參加了圍殲進攻的史達林格勒的德第6集團軍的戰鬥。1943年1月26日，由西向東進攻的第21集團軍與由東向西進攻的第62集團軍在馬馬耶夫高地會師。德第6集團軍被分成南北兩個集群。崔可夫的第62集團軍參加了圍殲北部集群的戰鬥。至2月初，德軍全部停止抵抗，德第6集團軍司令保盧斯元帥被俘。史達林格勒會戰以蘇軍的勝利而告結束。

史達林格勒會戰，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德戰場上的一次決定性戰役，它打破了希特勒滅亡蘇聯進而稱霸世界的狂妄企圖，成為蘇聯衛國戰爭的根本轉折，乃至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重大轉折。這一時期，也是崔可夫戎馬生涯中最艱難、最重要的時期，他率領第62集團軍在長達兩個多月的時間裡，經受了德軍優勢兵力的多次進攻，守住了史達林格勒，為整個會戰的勝利作出了極為重要的貢獻。在保衛史達林格勒的鏖戰中，崔可夫堅守陣地拒不後撤，並研究和創造性地運用了城市作戰的各種方法和漠式，充分顯示了他的英勇無畏和軍事才幹。而第62集團軍經過戰鬥的洗禮，也威名大震。

史達林格勒會戰結束以後，崔可夫指揮的第62集團軍被調入西南方面軍編成內。並於1943年3月底，從史達林恪勒附近換防到北頓涅茨河的庫皮楊斯克和斯瓦托沃地域，在這個地區進行休整、補充兵員和軍事裝備。4月16日，最高統帥部大本營把第62集團軍改編為近衛第8集團軍。這是對崔可夫指揮的這支部隊的戰鬥力的肯定和信任，是一種崇高的榮譽，最高統帥部大本營在訓令中明確指出：“把富有戰鬥經驗和英勇頑強的部隊組成近衛兵團(近衛步兵軍、近衛集團軍)留作預備或第二梯隊，在進攻戰役中把他們使用在主要突擊方向上實施突破；在防禦戰役中，使用他們去實施反突擊。”此後，這支血戰史達林格勒的光榮部隊就一直使用近衛第8集團軍的番號，一路西進，直到攻克柏林。

庫爾斯克戰役

經過休整以後，崔可夫率領近衛第8集團軍參加了庫爾斯克戰役，以及在西南方向實施的戰略反攻，先後進行了伊久姆—巴爾文科沃、頓巴斯、尼科波爾—克里沃羅格、別列茲涅戈瓦托耶—斯尼吉廖夫卡等戰役，以及強渡北頓涅茨河和第聶伯河、夜襲扎波羅熱和解放敖德薩的作戰，1943年3月19日，崔可夫榮膺蘇聯英雄稱號。當崔可夫於4月10日率領部隊解放敖德薩後，莫斯科為此鳴禮炮240響，以慶祝這一勝利。

近衛第8集團軍於6月初，結束了解放烏克蘭地區的戰鬥，根據大本營的決定，該部隊被編入白俄羅斯第1方面軍，並被部署在主要突擊方向，即解放白俄羅斯的作戰方向上。對蘇軍來說，解放白俄羅斯對於迅速進入波蘭、攻占東普魯士開闢通往德國的進攻捷徑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而德軍也試圖不惜任何代價，固守白俄羅斯。但此時的德軍已是力不從心。戰役開始，蘇軍便不斷突破敵軍的防線(參見白俄羅斯戰役)，並於7月初，解放了明斯克，圍殲了明斯克以東的德軍集團(參見明斯克戰役)。

盧布林—布列斯特戰役

在白俄羅斯戰役中，崔可夫率部參加了盧布林—布列斯特戰役，他指揮集團軍接連強渡西布格河和維斯瓦河，攻占了馬格努謝夫登入場。使蘇軍進入到波蘭領土對德對戰。至8月底，蘇軍在多別列、蘇瓦烏基、華沙以東近郊、維斯瓦河以東，暫時轉入防禦。隨後，崔可夫晉升為上將軍銜。

維斯瓦河—奧得河戰役

接著，崔可夫率近衛第8集團軍參加了維斯瓦河—奧得河戰役。1月12日，烏克蘭第1方面軍發起進攻，1月14日，崔可夫所在的白俄羅斯第l方面軍也發起進攻。崔可夫率部從馬格努謝夫登入場發起突擊，德軍的防禦很快被突破。蘇軍士氣高漲，以每晝夜前進25公里的高速度向德軍縱深挺進，先是解放了羅茲，並於1月25日強渡瓦爾塔河，突破了德軍在波茲南的防線，合圍了德軍6萬人。崔可夫親自指揮了攻克波茲南的戰鬥。儘管德軍進行了頑強的抵抗，但至1945年2月23日，蘇軍終於占領了這座城市。於此同時，近衛第8集團軍的另一支部隊協同友軍堅決向西挺進，並於1月28日攻抵德國邊界。2月3日又前出到奧得河。崔可夫命令近衛第4軍從行進間強渡該河，占領了科斯欽南郊基茨、曼什諾夫、拉特什托起克等地。在2、3月間，蘇軍又進行了多次局部戰鬥，進一步鞏固和擴大了蘇軍在奧得河左岸的登入場。這裡距離法西斯德國首都柏林只有70多公里了。

柏林戰役

蘇軍進抵奧得河後，柏林戰役的準備工作便迅速展開，大量的兵員和裝備補充到部隊。蘇軍進行柏林戰役的目標是：在寬大的正面上，儘可能同時實施數個強大的突擊，合圍並分割柏林集團，將其各個殲滅。蘇聯最高統帥部為了打好這最後一役，動用了3個方面軍，即蘇聯元帥朱可夫指揮的白俄羅斯第1方面軍，蘇聯元帥羅科索夫斯基指揮的白俄羅斯第2方面軍，以及由蘇聯元帥科涅夫指揮的烏克蘭第1方面軍。

崔可夫所在的白俄羅斯第1方面軍的任務是：在格利岑、科斯欽、勒布斯地帶內作戰，並以科斯欽登入場實施主要突擊，在寬約70公里的正面突破敵人的防禦，粉碎敵柏林集團，攻占柏林。崔可夫率領的近衛第8集團軍具體承擔的任務，是在霍爾塔夫鐵路車站和薩克多夫村地段突破敵人防禦，並向塞洛、加爾策伊、沙爾勒滕堡方向突擊。

當時，在柏林方向上，蘇軍以193個師250萬兵力對德軍的85個師100萬人。蘇軍無論是在兵力上還是在技術裝備上部占有壓倒優勢。但在近衛第8集團軍進攻地帶內，敵軍在第一梯隊部署了3個師的兵力，並擁有大量加強炮兵；在第二梯隊也有3個師。特別是部隊要攻克的塞洛高地，山坡陡峭，德軍在此建立了強大的防禦支撐點。所以，崔可夫部擔負的任務仍然是很艱巨的。

4月15日晨5時，柏林時間晨3時，蘇軍發動全線進攻。4000門大炮持續進行齊射轟擊，數百台探照燈同時打開照向敵軍陣地，使敵人目眩。崔可夫指揮部隊迅速渡過豪普特運河，並開始強攻塞洛高地。由於德軍在此投入了重兵，蘇軍的進攻遇到頑強的抵抗。崔可夫根據情況迅速變更了兵力部署，集中了優勢火力，於1943年4月16日再一次發動強攻，就在這一天，崔可夫第二次榮膺蘇聯英雄稱號。17日，蘇軍終於占領了塞洛高地。接著，他們頂住了德軍一次又一次的反撲，繼續向前突進。到1943年4月20日，白俄羅斯第1方面軍已連續突破敵人4道防線，德軍已無力再發動反擊，而只能收縮兵力防禦柏林了。

1943年4月21日，崔可夫指揮部隊抵達柏林市郊。根據方面軍的命令，部隊向柏林東南郊和南郊移動，以便從南面對柏林進行合圍並實施總攻。1943年4月24日，近衛第8集團軍的部隊在強渡施普雷河和達米河後，與烏克蘭第l方面軍的部隊在舍納威德機場地域內會師。德軍柏林集團被分割成柏林集團和法蘭克福—古本集團兩個部分。1943年4月25日，蘇軍與美軍在易北河托爾高地域勝利會師。至此，整個柏林戰役進入了最後決戰階段。

白俄羅斯第1方面軍和烏克蘭第1方面軍光榮地承擔起攻克柏林的任務。崔可夫率領的近衛第8集團軍根據命令，將部隊直向柏林，發起了對納粹德國的最後一擊。1943年4月25日，蘇軍對柏林發起強攻前，崔可夫特意來到炮兵發射陣地，他想看一看試射的情況，“並將我軍對第三帝國實施最後一次突擊的第一排齊射的情景留在自己的記憶里”。清晨，崔可夫登上設在一座5層樓上的觀察所，親眼目睹了蘇軍發起強攻時的壯觀景象，萬炮齊轟，大地抖動，整個柏林籠罩在戰火硝煙中。

城市作戰，特別是在柏林這樣大的城市作戰，要比在野外條件下作戰複雜得多。崔可夫在指揮部隊作戰時，採取了靈活的作戰戰術。他把部隊全部改編為排、連、營為單位的強擊群的突擊隊，並配備各種口徑的火炮、坦克，士兵採用跳躍式的進攻，進行巷戰。崔可夫還特彆強調要充分相信各分隊指揮員的才智，充分發揮每一個戰士的主動戰鬥精神。而他率領的指揮部則主要擔負了組織蒐集情報，協調各突擊隊之間的戰鬥行動，監督彈藥和給養的補充情況，以及確定晝夜間統一的信號標誌等方面的工作。正是由於採用了正確的作戰戰術，所以，儘管蘇軍的進攻不斷遇到德軍的頑強抵抗，但還是很快深入刊柏林市中心政府辦公的各個街區。1945年4月30日，兩名蘇軍士兵將紅旗插上了德國國會大廈屋頂。

4月30日晚，德軍陸軍參謀長克萊勃斯將軍前往崔可夫的指揮部，商談停火事宜。崔可夫從他口中得知希特勒已於當天自殺的訊息。他是盟國高級將領中最先獲悉這一訊息的人。此次談判未能取得進展。5月1日晨，崔可夫又根據德軍無線電台提出的要求，不顧個人生命危險，來到處於德軍射程範圍的動物園東北角，準備與德軍代表談判德軍投降問題。在等候的時候，崔可夫遭到德軍中死硬分子的槍擊，大腿和膝關節被擊中，他的傳令兵拚死將他救了出來。他也許是對德作戰中最後一位流血負傷的高級將領。

1945年5月2日，德軍完全停止了抵抗，柏林城防司令魏德林將軍率殘部投降。1945年5月8日，德軍最高統帥部派出了以凱特爾元帥為首的代表，在柏林近郊卡爾斯霍斯特簽署了無條件投降書，德軍正式投降。

戰爭經歷

1930年代初，蘇軍開始進行技術裝備改造，組建了裝甲和機械化部隊，發展了空軍、炮兵及其它兵種，並大力培養各級指揮官。具有實戰經驗、系統軍事理論素養和外交官履歷的崔可夫被蘇聯軍事委員會選派擔任首長進修班主任職務。他在這一任上，極力推廣新的軍事理論和軍事技術，深入探討了縱深戰鬥和縱深戰役理論，倡導走出傳統的單一“陣地戰的死胡同”。1936年初，崔可夫被選送入紅軍機械化和摩托化學院的速成班學習；年底，他從速成班畢業後被分配擔任機械化旅的旅長。此時，全蘇聯正陷入史達林發起的一場大規模的清洗運動之中，為數眾多的軍隊高級將領在這場暴風般的災難中被無情地清洗掉；但崔可夫卻奇蹟般地交上了青雲直上的好運，開始大步跨入高級將領的行列。

1938年4月，年僅38歲的崔可夫被任命為步兵第5軍的少將軍長；僅僅三個月之後，他又升任白俄羅斯特別軍區博布魯伊斯克集群司令官。1939年初，國際形勢因希特勒德國的擴軍備戰而日趨惡化，位於蘇聯西部前哨的白俄羅斯特別軍區進行重大改組，在原博布魯伊斯克集群的基礎上組建了第4集團軍，39歲的崔可夫出任集團軍司令官。

1939年9月1日，德國軍隊入侵波蘭；兩天后，英法兩國對德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9月17日，蘇聯政府宣布∶波蘭政府現已流亡國外，波蘭國家已不復存在，蘇波兩國之間既訂的全部條約一律廢止；鑒於波蘭局勢已對蘇聯安全構成威脅，蘇軍將越過蘇波邊界，“解放”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隨後，蘇聯政府組建了白俄羅斯方面軍和烏克蘭方面軍。崔可夫指揮的第4集團軍被編入白俄羅斯方面軍，參加了入侵波蘭的行動。

而早在1938年4月，蘇聯政府就以加強北方防務為由，多次向芬蘭政府提出無理要求，要獲得租借芬蘭本土和芬蘭灣某些屬於芬蘭的島嶼並取得在這些島嶼上設防的權利；芬蘭政府在保證不允許任何國家利用芬蘭領土作為進攻蘇聯基地的同時，拒絕了蘇聯政府提出的無理要求。在幾番秘密談判和要挾不成之後，蘇聯政府於當年12月宣布廢止1932年簽訂的《蘇芬互不侵犯條約》，斷絕與芬蘭的外交關係，要發起對芬蘭的戰爭。於是，參加侵波戰爭的第4集團軍司令官崔可夫被調任第9集團軍司令官，指揮該集團軍所轄的4個師承擔了對芬戰爭中切斷芬蘭“腰部”的任務；但仕途坦蕩的崔可夫此次在戰場上卻沒能交上好運。12月底，崔可夫的第9集團軍雖然楔入芬軍防禦區40多公里，但在隨後的戰鬥中，他的兩個主力師即摩托化步兵第44師和步兵第163師（共擁有48000人、335門火炮、100多輛戰車和50輛裝甲車），極不適應芬蘭的嚴寒氣候，被芬軍殲滅過半。崔可夫因此被解除了第9集團軍司令官的職務。

當時，中國軍隊里有不少的外國軍事顧問；蘇聯的軍事顧問遍布除共產黨軍隊之外的各個戰區。他很快就獲知，蔣介石統率的部隊有290個步兵師、14個騎兵師、22個炮兵團、6個迫擊炮團及其它部隊，總人數為3856000人。不久，崔可夫了解到實情是：中國有些部隊只是徒有虛番號的空架子部隊；中國很多部隊的裝備、戰鬥力和士氣都很低；很多士兵僅是為了在軍隊里混飯吃而已，但他們有著吃苦耐勞、逆來順受和忍氣吞聲的良好秉性；國共兩黨的軍隊沒能建立起良好的協同作戰關係（他本人也不便協調這種關係）。崔可夫在與國民黨軍事領導人接觸時發現，“他們容不得批評，甚至是最合理的批評”。在就任蔣介石的總軍事顧問期間，崔可夫制訂過不少軍事計畫，但多數難以獲得蔣介石的首肯。在重慶，崔可夫還廣泛接觸各國的駐華使節以收集各種情報。他與美國駐華代理武官雷特上校、法國維希政府的駐華武官馮伊上校等人建立了良好的信任關係。他對各種情報進行仔細的分析後，幫助莫斯科方面確定了日軍的南進戰略企圖，為蘇聯政府與日本簽訂《蘇日中立條約》以避免兩線作戰做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

會戰

1942年的史達林格勒會戰中，崔可夫指揮的第62集團軍在市區防禦作戰中，一次又一次地擊退了數倍於己的德軍部隊，完成了蘇聯最高統帥部“不許後退一步”的任務。蘇軍的《紅星》在社論中說：“第62集團軍的震驚世界的頑強精神，使我統帥部有可能集結兵力，轉入反攻，重創龐大的德國法西斯部隊”。為表彰第62集團軍的戰功，蘇聯最高統帥部向第62集團軍授予“ 列寧勳章”，並將其命名為“ 近衛軍”。而崔可夫本人則獲得了蘇聯最高榮譽稱號 ——“ 蘇聯英雄”。

史達林格勒會戰勝利後，崔可夫的第62集團軍被蘇聯最高統帥部改編為近衛第8集團軍，調入西南方面軍編制內。1943年夏季，希特勒為了重新奪回東部戰線的主導權，在庫爾斯克戰線發動了“堡壘作戰”。崔可夫指揮近衛第8集團軍向德軍中央集團軍群發起了猛烈反擊，最後庫爾斯克會戰以蘇軍的最後勝利宣告結束。

隨後崔可夫率領近衛第8集團軍參加了解放蘇聯本土的歷次會戰，近衛第8集團軍在崔可夫的率領下成為一支作風頑強、所向披靡、驍勇善戰的部隊。1945年4月，崔可夫揮軍進入柏林，30日希特勒畏罪自殺，5月2日，柏林城防司令魏德林來到崔可夫的指揮所，簽署了投降令。1945年5月9日，德軍最高統帥部代表凱特爾元帥、什圖姆普弗上將、弗雷德堡海軍上將在無條件投降書上籤上了各自的名字。崔可夫作為歷史見證人，參加了德國無條件投降的簽字儀式。5月9日這一天，被確定為蘇聯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日”，莫斯科紅場的1000門禮炮齊嗚30響以示慶賀。曠日持久的蘇德戰爭終於落下了龐大的戰幕。

戰爭之後

1952年，崔可夫上將在蘇共十九大上當選為蘇共中央候補委員。1953年3月，蘇聯領導人史達林逝世，蘇軍高級將領開始進行任職的調整（布爾加寧元帥出任國防部長）。5月底，蘇聯政府取消了德境管制委員會，崔可夫被調回國，擔任基輔軍區司令（由基輔軍區司令格列奇科上將對應接任崔可夫的蘇駐德占領軍集群司令遺缺職務）。

1955年，時年55歲的崔可夫獲晉元帥軍階。

1960年4月，崔可夫調任國防部副部長兼陸軍總司令；同年7月，兼任蘇聯民防司令。在1961年的蘇共二十二大上，崔可夫元帥當選為蘇共中央委員，成為蘇聯武裝力量的高層中堅人物。在赫魯雪夫擔任蘇共中央總書記期間，崔可夫元帥受到了重用，成為其得力的軍事助手。崔可夫大力倡導質量建軍，使蘇聯陸軍裝備大量先進的飛彈和核武器，並使蘇聯陸軍完全實現了摩托化；他還使蘇聯的民防工程得到了很大發展。在“古巴飛彈危機”事件發生後，赫魯雪夫採取退卻策略，引起蘇聯軍方高層強硬派的不滿；崔可夫積極協助赫魯雪夫在蘇軍高層進行了有效的疏導工作。 1969年，中蘇珍寶島事件暴發，時任國防部長助理的崔可夫主張“一勞永逸的打擊中國”，甚至準備發射攜帶核彈頭的遠程飛彈，，對中國發動“外科手術式的核攻擊”最終由於擔心中國的大規模反擊未實施。

1972年，72歲高齡的崔可夫元帥改任國防部總監小組組長，仍然著力研究軍事理論問題，總結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驗。在自己的晚年中，崔可夫勤於筆耕，以自己豐富的人生經歷和非凡的軍事指揮生涯，撰寫了《在戰火中錘鍊青春》和《在華使命》兩部回憶錄；出版了《集體英雄主義的集團軍史達林格勒∶經驗與教訓》、《戰火中的180天》、《空前的功績》、《從史達林格勒到柏林》、《史達林格勒近衛軍西進》、《在烏克蘭的戰鬥》、《本世紀之戰》等八部很有份量的戰史著作。

1982年3月18日，戎馬一生的崔可夫元帥安詳地閉上了自己的眼睛，享年82歲。與世紀同齡的崔可夫元帥是勇於創新的戰術家和技藝高超的戰役指揮官。他在自己漫長的軍事生涯中，以其大膽的獨創精神屢建戰功，先後榮獲了9枚列寧勳章、1枚十月革命勳章、4枚紅旗勳章、3枚一級蘇沃洛夫勳章、1枚紅星勳章。崔可夫元帥光輝戰鬥的一生贏得了人們的普遍敬重。

擔任職務

在二戰期間，崔可夫指揮的部隊——近衛第8集團軍(原第62集團軍)因戰功卓著，先後受到最高統帥部17次通令嘉獎。戰後，崔可夫在蘇軍中擔任了一系列高級職務。1945—1949年任蘇軍駐德軍隊集群副總司令，第一副總司令，1949—1953年任總司令，1949年3—11月兼任蘇聯駐德軍管局總指揮，11月起兼任蘇聯對德管制會主席。1953年5月任基輔軍區司令員。1955年3月11日被授予蘇聯元帥軍街。1960年4月任國防部副部長兼陸軍總司令。1961年7月兼任蘇聯民防司令。1966年6月任蘇聯民防司令。1972起任蘇聯國防部總監組總監。1952—1961年為蘇共中央候補委員，1961年起為中央委員。蘇聯第二——十屆最高蘇維埃代表。

獲得榮譽

1982年3月18日，崔可夫去世，終年82歲。以他的地位和職務，本應葬在克里姆林宮宮牆下，但最終還是按其遺願葬於伏爾加格勒（史達林格勒）馬馬耶夫崗，與老戰友米哈伊爾·斯捷潘諾維奇·舒米洛夫上將作伴。崔可夫一生共獲獲列寧勳章9枚，十月革命勳章1枚，紅旗勳章4枚，一級蘇沃洛夫勳章3枚，紅星勳章1枚，獎章及外國勳章、獎章多枚，榮譽武器1件。

著作

在戰後的和平時期，崔可夫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對蘇聯人民進行軍事愛國主義教育方面的工作中去。他寫了多部著作，回憶他所親歷的衛國戰爭。他寫的著作有：《集體英雄主義的集團軍》，莫斯科1958年版；《戰火中的180天》，莫斯科1962年版；《空前的功績》，莫斯科1965年版；《初上征途》，伏爾加格勒1967年第3版；《在解放烏克蘭的作戰中》，基輔1972年版；《史達林格勒近衛軍西進》，莫斯科1972年版；《第三帝國的末日》，莫斯科1973年版；《本世紀之戰》，莫斯科1975年版；《戰火中錘鍊青春》，莫斯科1978年第3版(參見《崔可夫元帥戰爭回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