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歐中世紀神學法律思想
正文
指西歐中世紀占統治地位的、為封建統治階級效勞的基督教神學法律思想。在西歐中世紀，羅馬教會占有極大勢力，神學凌駕於一切之上，哲學、政治學、法學都隸屬於神學。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政治和法律都掌握在僧侶手中，也和其他一切科學一樣，成了神學的分枝，一切按照神學中通行的原則來處理。教會教條同時就是政治信條，聖經詞句在各法庭中都有法律的效力。甚至在法學家已經形成一種階層的時候，法學還久久處於神學控制之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卷，第400頁）。神學法律思想為封建統治階級披上了神聖的外衣，也為教權高於王權的要求提供了法律上的論據。羅馬帝國基督教神學家A.奧古斯丁(354～430)是教父哲學的主要代表，西羅馬帝國末期任北非希波（今阿爾及利亞的安納巴附近）主教。他提出早期的神學法律思想，認為上帝的永恆法處於最高地位；自然法體現人的靈魂中的善良品質，但在人類犯有“原罪”後已不復存在;世俗政府及其法律是人類墮落後的產物,用以控制人類罪惡本性,維護和平以及教會權力;教會作為永恆法的捍衛者有權干預世俗政府及其法律的事務。西歐中世紀神學家托馬斯·阿奎那是經院主義哲學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中世紀最系統的神學法律思想。他的思想代表了西歐封建社會和教會權力鼎盛時期的神學。與奧古斯丁早期的粗糙的神學法律思想不同，他利用和歪曲了亞里士多德的學說，將它和基督教神學結合起來，認為世俗政府及其法律來自人的本性，而不是“原罪”的產物，它們的作用在於謀求有德行的生活，而不僅在於控制人的罪惡本性；世俗社會中存在自然法，它體現人類由上帝所賦予的理性，是對永恆法的一種參預。
隨著中世紀教會法（即寺院法）的發展，特別是隨著博洛尼亞僧侶格拉提安努斯（1090～1159）編纂教會法，教會法學逐步發展起來。在中世紀中後期，教會法學、教會法學家或僧侶法學家是與羅馬法學、羅馬法學家或世俗法學家相對稱的名稱。教會法學家仿照羅馬法，系統地整理教皇教諭和教會的其他法律，並以《聖經》或教父詞句加以論證。他們認為，自然法不僅代表理性，而且是上帝法的一個組成部分，高於任何人定法，只有教會有權對自然法進行解釋。
在中世紀經院主義哲學內部，又有唯名論和唯實論的分歧。唯名論是與占統治地位的唯實論相對立的、作為唯物主義最初體現的一個派別。唯名論和唯實論在哲學上的分歧，主要是前者認為個別事物是第一性的，真實存在的，先於一般概念；後者認為一般概念是第一性的，真實存在的，先於個別事物。兩派在法律思想上的爭論，集中在對托馬斯·阿奎那所講的自然法，亦即對理性和意志的不同估價上。唯名論者、蘇格蘭神學家J.鄧斯·司各特斯（約1265～1308）認為：意志高於理性；上帝意志是一切法律的唯一淵源，只有一條自然法，即“愛上帝”。這種學說在“愛上帝”的形式下，貶低了阿奎那所講的自然法，即人類作為理性生物對永恆法的參預，限制了教會通過對自然法的解釋而干預世俗法律的權力。另一唯名論者、英國奧克姆的威廉（約1280～1349）更進一步認為，神的存在不是以人的理性來證明的，而是以信仰作為基礎的；上帝的意志已體現在《聖經》上，因而不再有其他通過理性所發現的自然法。根據這個理論，他嚴格地劃分了教會和世俗政府各自的權力範圍。唯實論者、16世紀的神學法學家、西班牙的F.蘇亞雷斯(1548～1617)，反對唯名論者的法律思想，強調理性高於意志以及自然法的存在，認為法律的公布和執行固然需要通過世俗統治者的意志，但這種意志如果是不正義的，就不成其為法律，也就是說世俗法律必須服從自然法，實質上即服從教會權力。
此後又產生了新教法律思想，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國的神學法學家R.胡克(1553～1600)。他將法律分為永恆法、自然法、天使法和人定法。其中,人定法又分為理性法、制定法、習慣法和國際法，它們都是以理性為根據的。他對自然法的解釋主要來自阿奎那的學說，並將這種自然法用來為當時伊莉莎白一世女王（1558～1603在位）作英國國教教主的權力辯護。
與神學法律思想相抗衡的，有注釋法學派和人文主義法學派，有政治家N.馬基雅維利和政治家、法學家J.博丹。馬克思曾指出，馬基雅維利和其後的T.霍布斯、盧梭等人,“都已經用人的眼光來觀察國家了,他們是從理性和經驗中而不是從神學中引伸出國家的自然規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8頁）。注釋法學派和人文主義法學派積極研究、推廣羅馬法；馬基雅維利和博丹強烈反對教會和貴族割據的權力，要求建立統一的民族國家，要求法律的統一。神學法律思想從而逐漸趨於衰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