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梗概
二戰中的南太平洋戰場，美軍少將卡明斯率特遣分隊，登入了一座日軍駐守的熱帶小島。根據情報，日軍在此島不下了重兵，準備長期堅守。因此儘管未遭遇大的抵抗，卡明斯仍然不敢貿然深入，抽調了大量兵力用於運送輜重，修築道路。一個月後，部隊距日軍陣營不足1000米，道路也修築完畢，即將展開最後的總攻。
就在這時，卡明斯的指揮完全失靈，來自社會底層的士兵，徹底陷入自私、貪婪的抱怨廝鬥中。他們在一小撮日軍面前醜態盡出、抱頭鼠竄，戰友之間勾心鬥角、互相殘殺，整個陣營面臨崩潰。危機之餘，將軍制訂了一個大膽的作戰計畫，一個偵察排的士兵由此踏上了險象叢生的噩夢之旅。
作品目錄
| 第一部 | 起 浪 |
| 第二部 | 陶土與糞土 |
| 第三部 | 草木與幻影 |
| 第四部 | 尾 波 |
寫作背景
1942年夏天， 諾曼·梅勒在波士頓一家精神病院打了七天暑期工，他以此為素材創作了短劇《裸者與死者》。
為了寫就一部關於歐洲戰場或者太平洋戰場的小說，諾曼·梅勒於1944年應徵入伍。
諾曼·梅勒先後在菲律賓萊特島、呂宋島和日本服役。他當過文書兵、架線兵、炊事兵、偵察兵和空中攝影師，直到1946年才退役回到紐約，開始埋頭寫作。
《裸者與死者》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背景，講述了虛構的發生在太平洋一個熱帶小島安諾波佩島上的戰鬥。美軍少將卡明斯率領一支六千多人的特遣部隊，攻打控制該島的日本軍隊。《裸者與死者》於1948年5月由萊恩哈特公司出版。
文本分析了《裸者與死者》的美國軍隊中官兵針對猶太人、墨裔美國人、黑人和日裔美國人的種族歧視，揭示了美軍種族歧問題。
在西方社會，對人性及人的存在給予極大關注的存在主義是20世紀的一種社會思潮和哲學體系。讓·保羅·薩特是一位存在主義大師，其理論在當時十分流行。在薩特看來，人生是痛苦的，世界是荒誕的，他人即地獄，所以人不可避免地要忍受疏離、焦慮和絕望。“荒誕”與“異化”是薩特哲學的兩個基本概念。在戰爭這種極其殘酷的環境下，一切包括整個社會、軍隊制度都顯得那么可笑、荒誕、沒有任何理性可言。
主要人物
侯恩
早年的侯恩，是一個激進主義者，為了尋求自由主義的理想，他不惜與資本家家庭決裂，離家出走，但是面對隨後的人生，他卻又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選擇了妥協，究其原因，原先的家庭和社會環境早已對他產生了揮之不去的影響。儘管他憎恨以父親為代表的中產階級的庸俗和市儈，但是從小到大衣食住行的獲取，又使他不得不依賴於他的父親。在人生觀和思維方式上，他與中產階級也沒有什麼本質的區別，因而在內心深處，他早已選擇了對他們妥協。儘管如此，在內心深處，他依舊渴望能保持自己個性的完整，捍衛自由平等的理想。
在軍隊中，侯恩的言行表明了其內心深處的矛盾。由於他最終無法克服自身的缺陷，他不但被周圍的社會群體所孤立，而且離自己的自由主義理想也越來越遙遠，以致於最終成為集權主義社會的犧牲品。
面對卡明斯時，在某些政治觀點上，侯恩表現出與他不同的見地，並針鋒相對地與之爭辯，看似與將軍的專橫勢不兩立，而在潛意識裡，他卻感覺到，“在卡明斯將軍的軌道里，自己和卡明斯非常相似，他們實際上就是一類人”。在與克羅夫特相較量的過程中，看似兩人有著本質的區別，可在實際上，侯恩完全忘記了自己的初衷和使命。當他同克羅夫特在偵察排領導權的問題上明爭暗鬥時，他依然希望自己“還要當個頭兒”。在同普通士兵的相處中，他也一度踐行過平等民主的理念，顯示出對他們的關心和愛護。他明白自己的目的就是把隊伍帶好，爭取獲得將軍的賞識，早日回到將軍的身邊。
侯恩無論是在其個人生活還是政治傾向上，都是一個足以和卡明斯、克羅夫特相抗衡的人物，是抗擊他們法西斯力量的有力抵抗者。侯恩游離於過去和現在、想像與現實之間，傳遞出侯恩的矛盾心理和人格的分裂。現實中的侯恩，游離於其所在的軍官社交圈子外，一方面，他對周圍的軍官們充滿鄙視，與他們格格不入；而另一方面，他卻又不時地受到卡明斯的吸引，為其所用，算得上將軍的得力助手。在這樣的矛盾和煎熬中，侯恩最終走向了人生的不歸路———死亡。
卡明斯
卡明斯十歲就離開了家，獨自承受一切，接受軍校的訓練。將軍是一個反覆無常的法西斯主義者，言行舉止充滿怪異和矛盾，他一直像機器一樣，冷酷無情地控制著軍隊的運行。
他父母親是虔誠的基督教徒，可在待人處事方面，卡明斯的父母給他灌輸的卻是“教義所說，是一套做法，買賣小事，那又是一套做法，如此而已”。在卡明斯所生活的鎮上，幾乎所有的人都恨他的父親，因為他的發跡建立在使大家落下“一屁股債”的基礎上。
克羅夫特
山姆·克羅夫特：二等上士。偵察排的“當家”上士。
克羅夫特是戰爭機器的具體執行者、惡魔的化身。在很多方面，克羅夫特都表現出潛在的控制欲。在現實中，他是卡明斯畏懼理論的具體執行者。他像惡貫滿盈的暴君一樣，無所不用其極。對待戰俘，克羅夫特先是裝作很友善地安慰戰俘，當戰俘對克羅夫特表示感謝時，克羅夫特卻掏出槍，對準戰俘的腦袋射殺。克羅夫特兇殘肆虐的本性隨時支配著他消除任何反對他意志的東西。
克羅夫特成為暴君的原因：“社會的腐敗是一個原因，生性不善也是一個原因，是個德克薩斯佬，又不信上帝，這些都是原因。”
作品鑑賞
主題思想
美國作家諾曼·梅勒的小說《裸者與死者》赤裸裸地揭示了戰爭的荒誕不堪和戰爭時期人際關係極度異化的困境。揭露美國人自身“荒誕”、“異化”的法西斯傾向是《裸者與死者》小說中最集中表現的主題。
美軍真正的敵人並不是日軍——日軍早就準備放棄安諾波佩島，因此美軍對該島的軍事勝利只是一種徒勞無謂的勝利而已——而是美軍內部專制、集權的官僚體系和蔑視人權、踐踏人格、摧殘人性的野蠻行為。
指揮官卡明斯少將表面上是個精明強幹的美國高級軍官，骨子裡卻是個十足的法西斯分子。他教訓侯恩說法西斯主義遠比共產主義合理，只不過它錯誤地發生在缺乏足夠潛能的德國，而美國則具有足夠的潛能將這一法西斯主義理想變成現實。卡明斯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讓“一個更有威力、更加狡猾的美國人取代舊世界的希特勒，”因此他預言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將以世界霸主的姿態出現在世界舞台。卡明斯崇尚強權，認為美國未來惟一的道德就是權力的道德，而軍隊正是這種未來的預演，因此他隨意辱罵下屬，容不得任何與自己想法相悖的思想與言論。他還在軍隊中通過隨意設立各種職務與軍階組成了一個壓制士兵的龐大官僚階層，以摧毀他們的獨立人格和思想，迫使他們不折不扣地按照自己的意願行事。他認為只有建立起一個“恐怖的階梯”，軍隊才會具有戰鬥力，社會也才會有效運轉。
卡明斯象徵著意識形態上的法西斯主義，而克羅夫特上士則是這種思想的具體體現。在作品中他被描寫成一個變態、暴力、肆虐和仇恨的化身，一台製造恐怖的戰爭機器。克羅夫特是軍隊的典型象徵，因為士兵們害怕他的程度超過害怕死亡本身，而這正是戰爭機器能夠高效運轉的原因。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任何手段，不講任何道義。他不具備卡明斯那樣的抽象思維能力，但用實際行動將卡明斯的法西斯主義闡述的淋漓盡致，表現出人性最兇殘的一面。他將奉命前來指揮偵察排的侯恩視為自己實現權力欲道路上的障礙，設計將他除掉；在翻越安那卡山峰時，他不顧士兵的死活，兇狠地用槍威逼士兵前進，致使一人摔死深谷。從深層次看，克羅夫特殘忍地殺害俘虜和虐待士兵的行為實際是為了掩蓋他內心對戰爭與死亡的巨大恐懼。
以卡明斯和克羅夫特為代表的美國軍事機器象徵著獨裁與專制，他們的思想、行為也代表著美國許多希望通過戰爭與強權來獨霸世界、左右社會、操縱大眾的法西斯分子。
作家諾曼·梅勒並沒有把表現的重點放在日本或德國法西斯身上——他們是公認的法西斯和世界公敵，而是把表現重點放在揭露美國人自身的法西斯傾向方面。儘管美國並沒有公開宣稱支持與推行法西斯主義，但法西斯主義精神卻滲透在美國政治的肌體中，並通過強權政治的形式表現出來，因此美國人民應時時警惕與反對美國統治階級打著民主與自由的旗號推行全球的法西斯主義。從20世紀末的世界局勢看，《裸者與死者》具有強烈的警世與預言作用。
一、戰爭的荒誕
《裸者與死者》中描述了一場非理性、無秩序的戰爭。極權主義已經荒謬到令人髮指的地步，它扭曲了一些人正常的心理乃至生命，使一部分人變得野蠻冷漠如獸，一部分人變得軟弱如蟲。他們都是權力主義制度下的犧牲品。軍隊制度也極其荒誕，下級對上級只有絕對服從，而不能由任何異議。而他們共同的“事業”——安島征服則更顯荒誕，沒有人能清楚正確地知道這場戰爭的意義：屬於統治階級的卡明斯認為這是一次權力的集中，而士兵如戈爾斯坦則真不知道他們打這場戰到底為了什麼，另一個士兵雷德則認為不過是讓卡明斯的肩章上多添一顆星，對他自己並沒有好處。
1、非理性的極權主義。極權主義是20世紀的一種社會狀態，與自然的多樣性、豐富性和個性化相反，極權主義是指生命裸露於控制之下，生活在一個同一的社會中。極權主義的威脅充滿《裸者與死者》故事的各個方面，整個偵查排都處於獨裁統治之下。戰爭的真正動機在於獲得權利，簡單地說，這是一場權利之爭。
2、荒誕的軍隊制度。整個安諾波佩島都是將軍卡明斯的專政地，他“控制一切”。每個人都是整個軍事系統上的一個工具而已。下級必須絕對服從，聽從上級的命令而不管上級下達的命令是否正確。卡明斯認同人類環境改造學和生物學單位：“我不在乎你給我什麼樣的人，如果他在我手下時間夠長，我都會叫他害怕的。”軍隊就是他的社會實驗室：“軍隊要治理得好，你必須把每個人都納入到恐懼階梯上。對上級心存畏懼，對下級意有不屑，什麼時候大家達到了這樣的境界，軍隊就可以發揮最大的威力了。在這場實驗中沒有任何道德可言，文化轉換將視為一系列相關技術改造的問題。”
二、人際關係的異化
異化是薩特哲學的基本理念之一，甚至可以說薩特就是為了解決現代社會中自我的異化問題而創立起哲學體系的。在個人與他人的關係中，每個人都把他人當成客體加以對象化,“我”從一個“自為的存在”頃刻變成了一個“自在的存在”，它使“我”失去了自由，似乎變成了主人面前的奴隸了。因此,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對立的、異化的，出現了“他人即地獄”的狀況。《裸者與死者》中人與人之間那層溫情脈脈的面紗沒有了。
每一個人在企圖實現自己利益的時候，要么利用他人，要么視他人為障礙。總之，每個人，在他人眼裡，都是作為客觀對象的“物”。在這種情況下，尊重別人，或者被別人尊重, 實在是無從談起的事。所以，人的尊嚴的喪失，人性的喪失，主體地位的喪失，是人的異化的最根本現實。
1、官與兵關係的異化。在部隊根本不存在任何民主及言論的自由。下級必須無條件服從上級的命令，不能提任何建議或者提出相反的意見，更不要提反抗當權派或者“以下犯上”。如果有人膽敢這么做，他將受到嚴厲的懲罰。在部隊中，“對上級總是心存畏懼，對下級意有不屑”。
2、兵與兵關係的異化。戰爭中軍人之間關係的異化表現在各個層次上甚至包括士兵與士兵之間的關係。在軍隊里沒有友誼更沒有兄弟情可言，儘管他們是為了共同事業的戰友。冷漠、孤獨與異化是永恆的主題。
3、男女關係的異化。對作家諾曼·梅勒來說，女人的存在的價值在於她能生兒育女的母性本能以及她們能滿足男性的性能力。女性是下等的、被征服的，男性則是上等的，是強有力的征服者。小說中男女的關係也不是那么令人滿意。在23個主要人物中，只有三個人——加拉赫、羅斯和戈爾斯坦幸福地與其妻子生活在一起。也就是說，其他人都不能享受男女之間這種幸福的生活。在他們的眼中，女性是無價值的、不忠實的，絕不要相信女人。不論他們何時提起女人，他們總是咒罵或者羞辱她們。女性主要作為“性對象”存在。男人把女人當作手段而不是目的。
三、走出“荒誕”與“異化”的困境
在一片“荒誕”與“異化”之中正視自己的存在，反顧人生的價值和意義，覺察到對自己和對他人有責任，以愛情、友誼和最重要的同情心來充實內心，以存在主義的人道精神當作火把去照亮前路。小說中士兵威爾遜腹部受傷，布朗、史坦利、戈爾斯坦以及里奇斯四人將其抬回安全的地方。布朗和史坦利因為太過勞累放棄了，但是戈爾斯坦和里奇斯卻克服重重困難將其抬回去了。在這種冷酷環境下顯示的這種兄弟情確實很可貴它是一線希望。“歸根到底，其作用的還是情感，情感真正把握推向哪個方向，那就是我應當選擇的道路”。
“荒誕”與“異化”並不是小說的最終目的，正如存在主義關心的不是“在”而是“變”的可能性，小說的最終目的是喚醒人們在絕望中掙扎和拼搏的勇氣，以造就直面慘澹人生的猛士。
寫作手法
1）象徵
通過作品中對“裸者”與“死者”細緻入微的描寫，諾曼梅勒借他們的口說出了針對極權主義的看法和意見，他要告誡人們的是，極權主義在當時的美國仍然存在，儘管國家發達了，戰爭停止了，但是危險因素卻依然存在。“裸者”與“死者”象徵了美國社會底層的那些可憐的人們，對戰爭中士兵的心理以及行動的描述，其實也就是對生活在美國社會底層人民的詳細刻畫。
面對極權主義，作為自由主義代表的赫恩最終選擇了理性的反抗，但極權主義卻不罷休，最終將赫恩置於死地。在這方面，諾曼梅勒也用實例象徵了美國社會中人類對戰爭機器的反抗，個人自由主義對極權主義的反抗。
2）諷刺與警告
在作品的末尾，作者借極權主義代表人物卡明斯的口，預言美國最終也將重蹈他曾經反對的法西斯極權之路，到了那個時候，美國也不必再帶著偽善的面具，不必假裝仁慈，不必為出兵爭奪資源而找藉口，因為美國本質上就是一個極權的社會。這對美國當時提出的“維護和平”與“仁愛”的觀點是一個絕妙的諷刺。
然而《裸者與死者》同時也警告美國人，要警惕那些內心充滿戰爭思想的權力人物，他們善於欺騙並且喜歡玩弄計謀，為達到他們的目的不擇手段，人們要清醒起來，不能夠落入他們的戰爭圈套，同時也一定要團結起來，共同抵抗少數人的戰爭欲望，避免百姓遭受無意義的戰爭之苦。
女性語言
1、文本中涉及女性的語言
《裸者與死者》中大多數女性形象都是通過大兵們嘴裡的言論和跳躍式的回憶展示出來的。從對待女性的態度上，可將大兵們涉及女性的語言大致分作三大類：
1）侮辱類語言
《裸者與死者》的語言大膽出格，隨處可見“粗言穢語”，特別是涉及到女性的時候，更是粗俗不堪。例如：“等你摸著了門兒，玩女人就象彈吉他一樣。”“你們這幫娘們全是臭婊子。”
文本中更是有一段正在挖茅坑的大兵們“談女人”的場景，“女人全是一路貨”、“那幫臭娘們” 、“女人嘛，沒有一個是好東西”，歧視性語言遍布整個文本，“哎呀，簡直是個死不要臉的破鞋。”梅勒對女性的描寫，是採用一種污穢的、低級的、充滿暴力色彩的語言，站在男性立場進行的描述。女性無法發出自己的聲音，她們只是男人談論的一個話題，是被輕視、被謾罵、被侮辱、被玩弄的對象。
2）尊重類語言
與上述的侮辱類語言相比，書中對女性抱著尊重態度的語言顯得少得可憐，即便有人懷著這樣的態度，表達這種觀點時的聲音也較軟弱，例如，在大家“談女人”時，布朗說女人沒有一個是靠得住的，史坦利不敢苟同，他想到自己的老婆，但也只是這樣表達他的觀點“我的老婆我就信得過”，只有米尼塔附和了句“我的女朋友我也信得過”，隨即招來其他人的反駁攻擊，到後來史坦利不得不以繼續挖溝來結束這場討論，而米尼塔則是以粗口來還擊：“啐，去你的吧。你就以為你是沒事人兒了，他媽的！”
3）溫情類語言
以粗暴面目出現的男權話語占據了文本中的大幅篇章，將對女性使用的溫情類語言擠得零散難覓，但並不代表一點沒有。溫情類的語言主要存在於對母親和妻子的回憶中，馬丁· 內茲:“媽媽喜歡我”。戈爾斯坦：“多少年來一直隨著媽媽一起幹活，母子倆有一種密切相依的特殊感情。”“戈爾斯坦又看起自己妻子的信來，內心感到說不出的懷念。”這類語言對母親和妻子形象的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
侮辱類的語言給作品蒙上了一層灰暗的色彩。其表層原因之一是作品中的人物群體——大兵們主要來自於社會底層，“在國內都是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小人物，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受底層文化的薰染，慣於講粗口；其二是艱苦的生存環境壓抑了大兵們的心靈，島上的自然環境惡劣——“人在與自然力量的對抗中注定要敗北，熱帶雨林的暴雨，地質形成的阻礙，和無法無規的密林把人損耗到崩潰或者死亡”，戰爭環境扭曲了大兵們的心理，文本借史坦利之口“可我看這跟咱們長期駐在太平洋上又無事可做，總有些關係吧。”傳達出這樣的信息——對女性的侮辱性語言與大兵們所處的戰爭環境有著某種關係。而造成這種描述特點的深層次原因則是作品誕生的文化語境，在強調二元對立的傳統西方父權制文化語境中，女性形象被二分為天使/魔鬼。作為男性附屬的女性角色，在男性需要時猶如天使，一旦失去寵愛，則墜入地獄，憎惡如魔鬼。《裸者與死者》中不乏此類例子，在對權力有著極強欲望的男性身上表現得特別突出，卡明斯將軍的妻子、克洛夫特的妻子都曾遭遇這樣的經歷:戀愛新婚時如膠似漆，莫名翻臉後憎惡萬分。
在這樣的背景下，對女性使用“尊重類”、“溫情類”語言的男性角色和這兩類語言一樣寥若晨星。
女性群像
媽媽、妻子、妓女等所構建的女性群像在這群男人粗言穢語的外衣下夾雜著對媽媽、妻子、女友甚至是妓女的回憶、思念以及各種各樣的複雜情緒，文本中各種女性形象也藉此得以豐滿起來。以下就具有典型意義的幾種角色略作分析：
1）母親形象
“媽媽”這個詞，在常規意義上，原本應是每個人人生行旅中愛的源泉，寧靜的港灣。媽媽是每一個人親密接觸到的最初的女性。在這部作品中，“媽媽”作為女性中十分重要的形象也經常出現。文本中的媽媽形象大多存在於對往事的回憶中，例如，馬丁·內茲：“媽媽喜歡我”，戈爾斯坦：“多少年來一直隨著媽媽一起幹活，母子倆有一種密切相依的特殊感情。”即便是心如鐵石的卡明斯將軍，童年的印記中也有著母親親情的痕跡:“春寒料峭的下午，母子倆收拾起顏料和畫板，愛迪好孩子，今兒玩得快活嗎？此刻她的話音帶著一種從未有過的顫動。母子倆在一起，只要旁邊沒有別人，她口氣里就會流露出一種從未有過的疼愛。我太喜歡了，媽媽。”梅勒在這裡不遺餘力地再現童年的母子親情畫面，在卡明斯的成長之路上留下了一縷溫情。對媽媽的追憶顯示出這些軍人正常人性的一面。
2）妻子形象
關於“妻子”的描寫，文本中多處存在。對“妻子”的回憶和懷念，顯示出將士們內心溫暖和軟弱的那一面，被炮火薰染得幾乎如鐵石一般的人，其內心深處其實依然保持著正常人的心態。
例如：戈爾斯坦讀到妻子的來信，“戈爾斯坦又看起自己妻子的信來，內心感到說不出的懷念。”甚至冷酷無情的卡明斯將軍和嗜血的克洛夫特也曾經有過溫柔纏綿的新婚生活。而在加拉赫身上，對妻子的感情書寫達到了極致。
文本中，梅勒在這裡下了重筆，將加拉赫由滿懷希望到希望的肥皂泡驟然破滅、跌入乍聞噩耗的谷底的心情劇變描繪得淋漓盡致，加拉赫聽到神甫找他的訊息時先是心頭一喜，“心跳得很快，內心的盼頭蠢蠢欲動”，以為神甫將要他作助手，自己“脫離戰鬥”的夢就要實現了。來到神甫面前時，他努力表現得“挺有禮貌的，卻又含著不安”，竟至於“出一身大汗”。隨後的對話中，加拉赫告訴神甫自己的妻子天天都給他寫信，“難得有一天不寫的”，在神甫告訴他有個不幸的訊息時，他“打了個冷顫”，“愈聽愈不安，種種胡思亂想，”竟“脫口說道：‘該不是我老婆把我甩了吧？’”， 到這裡，加拉赫對妻子的眷念之情已躍然紙上。接下來，神甫小心翼翼地揭開真相的話語對加拉赫來說猶如鈍刀割肉，加拉赫心中對家人的排序下意識地出現：媽媽、要出生的孩子——“這么一想，立刻覺得心頭一寬。腦子裡掠過一個念頭：還算不幸中之大幸。”神甫吐出“那是你的妻子”的話使得加拉赫幾近崩潰，梅勒使用了“木頭人”、“大腦皮層仿佛上了麻藥”、“無意識”等一系列詞句大篇幅地表現加拉赫此時的狀態，正所謂此時無聲勝有聲。
漸漸恢復清醒的加拉赫告別神甫，回到營地，陷入了“難解的孤寂”，而有關他對亡妻的思念的重頭戲自此方始，從回憶“新婚時節”的溫柔開始，點點滴滴，而梅勒似乎覺得還遠遠不夠，又在隨後“飛回到過去”，回到了加拉赫的小時候，這種閃回的手法在書中多處運用，正是這貌似離散的閃回將原本離散的人物經歷和心理狀態相交集，並立體化地呈現在讀者面前。加拉赫的人生履歷和心路歷程在這個過程中徐徐展開，而馬莉姑娘，從女朋友變成妻子的馬莉姑娘，在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在加拉赫的內心深處，藏著的夢想是“他真想做個騎士，用劍去保衛羅衣飄香的美人。”頭腦簡單的他一度在別人的煽動下胡亂揮舞著自己的劍，揮灑著自己莫名其妙的仇恨，如今“美人”已逝，武器仍在，加拉赫的心一片茫然。
而後的加拉赫始終未能從喪妻之痛中走出來，一封封遲來的信一遍遍提醒他妻子的存在，使他覺得馬莉並沒有死，可又感到絕望，覺得“有如身在朔風怒號的寒冬的海邊，不勝其淒冷孤寂之感。”
3）妓女形象
在大兵們的口中，“妓女”出現的頻率很高，女性作為男性附屬品的意義在妓女形象上達到了極致，天使與魔鬼的雙重角色在妓女身上重疊，作為慰借男性生理甚至心理需求的天使，男性在許多時候總是會想到妓女；在玩夠了之後，或者是無法找到妓女的時候，男性對待妓女的態度則是咒罵加侮辱。
妓女之於大兵猶如鴉片之於菸鬼，這種極端化了的心理使得大兵們將自己對女性的情感變得簡單粗暴，追崇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感覺。比如克洛夫特，“喝醉了酒就玩妓女，有時莫名奇妙地冒了火，還會把妓女打一頓。”
大兵們對妓女的態度最能清晰地反映他們的心態。當他們要為膨脹的欲望尋找發泄的突破口時，妓女無疑是最佳選擇。而當他們想在潛意識中試圖證明自己的清白，或在心理上要顯示自己的強者地位時，妓女這個弱者中的弱者，這個實實在在社會存在同時又被社會道德譴責和遺棄的族群，無疑更是大兵們可能尋找到的最佳對象，男權主義者對女性的歧視與欺凌在大兵對待妓女的態度上得到了極端體現。
女性意義
1）女性群像存在的效果——精神家園中的花影，大兵們的心靈依託文本中女性群像的存在，增強了文本的立體感，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存在於文本的各個角落，極大地調節了戰場畫卷的單調色彩，豐富了大兵們蒼白的心靈世界。
媽媽的形象勾連著童年家園的縮影、成長路程中的回憶，是過去的“家”的重要代表符號。妻子的形象是心靈家園的標記性符號，代表著現在、甚至是未來的“家”。史坦利和戈爾斯坦有一段夜談，戈爾斯坦說：“對女人老是不那么放心的，也往往就是跟—嗯—跟浪蕩女人鬼混慣了的那幾個。說穿了還不是因為他們信不過自己？”這裡傳遞出一種理念：對妻子的尊重、信任，正是對自己的尊重、信任；反之，缺乏甚至是沒有對自己的尊重、信任，就不會對妻子（或是其他女性）抱有尊重和信任。史坦利說“結婚是人生最大的樂事。”婚姻、家庭、妻子都屬於人生圓滿的重要標記，只有對婚姻與妻子感到滿意、感到珍惜，才會去努力維持心靈家園的圓滿。有關妓女的形象和語言則揭示出大兵們無可寄託的漂泊寂寞、殘缺的病態心靈，關於妓女的一切就如同虛幻的花影，充斥著大兵們荒蕪的精神家園，麻痹著大兵們的心靈。
如果沒有這些關於女性形象的談論和回憶，這些男人的世界不會完整；如果諾曼·梅勒沒有著筆於女性群像，《裸者與死者》的藝術效果必將失色不少。
2）女性群像存在的意義——承載苦難、承載希望
正是這些隱在幕後的媽媽、妻子、女友等角色所構建的女性群像，支撐了這群站在台前的男人們的情感天空，謾罵也好，牢騷也罷，再多的髒話也無法抹去這些女性在他們心中留下的印跡，無法將她們與自己分割開來。扭曲了一切的戰場扭曲了大兵們的生活，也扭曲了他們的情感，但他們在戰場之外的人生畫卷中，女性的角色始終占據著重要地位，不可或缺。而在朝不保夕的叢林中，在槍林彈雨中搏命的小島上，大兵們一無所有，精神上更是無所寄託，有的只是在喘息之際對自己心中“女人”的回憶或是笑談。
群像中的女性，承擔了謾罵與不敬，承擔了苦難，甚至是承載了那非常渺茫的希望。在文本快接近尾聲的時候，露宿在山樑上的加拉赫一覺醒來，恍惚中仿佛聽到了妻子喚他醒來的聲音，於是睜開眼看到天亮了，“就這樣，馬莉給他帶來了黎明。”儘管這黎明的清淨很短暫，儘管這夢幻般的感覺後來被隆隆的炮聲打破，希望和美好還是在這裡閃現過。
女性群像在承載希望的同時，苦難也與之相俱，小說的結尾，達爾生少校在考慮如何給士兵們上地圖課時，竟打算搞一張真人大小的好萊塢女星蓓蒂·葛蘭寶的泳裝彩照來安放坐標方格，達爾生少校還為此自鳴得意，興奮不已。文本末尾再次將好萊塢女星代表的女性群像置於男性附屬品、戰爭課堂上的教具的地位，使得文本中剛剛展現出的希望的花影，轉眼又被遮掩在荊棘草莽之中，似真似幻，意味深長。
借達爾生少校之手，梅勒毫不留情地揭露了權力在性別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任虎軍指出：“《裸者與死者》是梅勒再現性別關係中權力關係的第一部小說。”梅勒的匠心獨運發揮到了極致，他一方面苦心營造出獨特的女性群像效果，另一方面，卻又將女性群像置於權力大棒驅趕著的暴力威脅之下，達爾生少校的粗暴想法不僅僅是對女性群像的侮辱，而且象徵著權力狂們企圖揮舞其權力大棒將精神家園中的希望花影無情擊碎，梅勒試圖藉此告知世人，無節制膨脹的權力之欲最終將摧毀人類的精神家園。
梅勒在文本中以強烈的男權話語風格勾勒出若隱若現的女性群像，但這種男權話語風格並不能代表梅勒本人的聲音，筆者以為，史坦利等少數人對女性懷著愛惜之心的尊重式話語才是梅勒的真實聲音，梅勒竭力在荊棘叢生的男權主宰的世界中，尋找並展現女性群像所代表的希望花影，這是梅勒為女性爭取應有地位的努力，也是為實現男女和諧相處的理想世界的努力。
作品評價
雖然《裸者與死者》寫的是有關戰爭題材的作品，但是，作為一位美國猶太作家，梅勒在小說中沒有忘記闡發自己的猶太性：對其所刻畫的兩種不同類型的猶太士兵的處境和命運給予了深切的同情；充分利用長篇小說這種文體，詳盡而又生動地描繪了這兩位猶太士兵的思維方式、道德觀念、舉止言談等以凸現猶太人所獨具的品質；突出、強調軍隊中的反猶主義氛圍。
——喬國強
《裸者與死者》中運用“時間機器”回溯美軍官兵參戰前的生活，但基本上都遵循了傳統的批判現實主義創作方式。
——中國作家網
內容概要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一艘滿載美國士兵的軍艦趁著夜色向 南太平洋的安那波佩島進發。凌晨四時，軍艦向島上的日本守軍發動炮轟，隨後，師長卡明斯少將率特種分遣隊在半島尖端登入。最初幾天，幾乎沒有遇到任何重大抵抗。島上駐紮的日本兵不下5000人。他們建造了一條牢固的防線，準備長期固守。所以卡明斯將軍也不敢貿然向前推進。他從手下6000人中抽調了三分之二的兵力，運送輜重，修築道路，作好戰前準備。一個月後，部隊推進到距日軍防線不到1000碼的地方。卡明斯估計兩周以後道路可以修築完畢，再用一周即可突破日軍防線。可就在這時，部下卻像野獸一樣進入冬眠狀態，他的指揮不靈了。卡明斯感到心煩意亂。於是他加強了紀律要求，並首先拿自己的副官赫思少尉開刀。卡明斯時不時地斥責赫恩，說他對勤務兵管教不嚴，還不斷分派給他一些無聊的工作。
畢業於 哈佛大學的赫恩很有獨立自主性，明白自己不過是主人膝下的一條搖尾乞憐的狗，不能忍受這種侮辱。一天，他完成任務回到卡明斯帳篷匯報，見帳篷內空無一人，便故意將一支未抽完的菸捲扔到光潔如鏡的地板上，用腳踩碎，以發泄心中的憤懣。卡明斯回來後，見地板上亂扔著火柴棍和碎菸頭，並看到了赫思留在書桌上的紙條，知道這是赫恩乾的，頓時勃然大怒，他想：對這種犯上行為，必須趁早收拾。他打電話找來赫思，問赫思這場戰爭的目的是什麼。赫恩直截了當他說：“戰爭不是好事情，某個人想推行他的制度，結果造成千百萬生靈塗炭。”而卡明斯的理論則認為，戰爭是“權力道德”的表現，所有的人都轉向極權，不識時務者都將被粉碎淘汰。為了證明他的觀點，將軍把一支煙扔到赫恩腳下，命令他揀起來，否則就要把他送交軍事法庭，囚禁五年。赫思在卡明斯的脅迫下，只得屈辱地彎腰將煙臺撿起。對於將軍這種強使部下服從的作法，赫思少尉從 人道主義立場出發非常反感，於是他堅決要求調離，卡明斯把赫思派到達勒遜少校的部下，讓他繼續在那兒出醜露乖，因為將軍知道，赫恩代表了一種使他的理論無法成立的反叛力量。
卡明斯制定了一個作戰方案，派一連兵力乘小艇繞到南岸陸登，穿過安那卡隘口，打進敵後，以接應北岸的登入行動。他命令赫恩指揮一個偵察排先去偵察，一下穿過隘口通往敵後的路線，赫思和克勞夫特上士帶領偵察排乘小艇繞到南岸登入後，在密密的叢林裡艱難地開路前進，剛到達了安那卡隘口，就遭到日軍伏擊，威爾遜腹部中彈，其他人只得暫時撤回安全地帶。克勞夫特上士卻不肯善罷干休，他雖然沒有卡明斯將軍的思想和理論，但支配慾之強烈則不亞於將軍。赫恩也一夜沒有人睡，因為如果完不成探路任務沒法回去向卡明斯交差，赫思決定先派馬丁內斯趁黑夜上前面摸摸情況，馬丁內斯發現，密林里仍埋伏著許多日軍，但克勞夫特不讓馬丁內斯把真實情況告訴赫思，克勞夫特是個權迷心竅的傢伙，對赫思調來偵察排懷有強烈的妒意。想誘使赫恩上當，謊告他前邊非常安全，沒有任何日軍。赫思聽說後，決定繼續前進，結果進入密林不到半小時即遭到日軍伏擊，頭一排子彈就把走在前面的赫思打死了。克勞夫特立刻成了偵察隊的頭，他命令，改變路線，攀越安那卡山峰，山路崎嶇，山峰高聳人云，克勞夫特凶恨無情地驅趕著士兵，大家累得幽靈般地挪動著腳步。在距離頂峰不到一千呎時，遇到了一條四米寬的深澗，士兵們所處的位置極糟，只能橫著跳，到對山後又必須馬上站穩，任何一點差錯就意味著粉身碎骨，偵察隊隊員們一個接一個地躍到對岸，只有猶太兵羅恩極度疲勞，雙腿發軟，沒能跳過去，慘叫著摔下了懸崖。到了第二天早晨，原本就十分低落的士氣消失殆盡，克勞夫特睡覺時，大家商量決定，拒絕繼續前進。瓦爾森當著克羅夫特的面宣布，說他不走了。克勞夫特威脅要以違抗軍令槍決他。瓦爾森告訴他，除非槍決每個人，因為大家都不定了，但遺憾的是，其他士兵都被克勞夫特鎮服，沒人敢站到瓦爾森一邊。在克勞夫特的槍口下，瓦爾森最後只得屈服，偵察隊又向上攀登了幾小時，就連克勞夫特自己也耗盡了最後一點力氣。他透過濃密的樹葉看到了陽光，知道山頂就在眼前。就在這時，他昏昏沉沉地撞著一個形狀如足球的大蜂窩，被激怒的黃蜂成群結隊地向士兵們襲來，士兵們被蟄得哇哇直叫，跌跌滾滾地逃下山去，克勞夫特自己也對付不了這些可怕的黃蜂，只得跟在大家的後面往回撤。他最終放棄了登山計畫，一隊人踏著叢林中的老路，默默無言地返回營地。第二天，由前來接應的登入艇送回部隊，回來後不久，克勞夫特就了解到，他們的偵察任務根本就沒有必要進行。
卡明斯少將煞費苦心地制訂好周密的作戰方案，並親自離開海島去爭取海軍支援，可是，沒等他回來，安那波佩戰役已不戰而勝。原來日軍早已彈盡糧絕，他們的軍需倉庫早在五星期前就中彈燒毀，整個防線支離破碎，有的陣地已經撤空，可卡明斯對此一無所知，他過去接到的軍事情報沒有一份是真實的。雖然，戰事已經結束，海軍卻照樣派來軍艦，照樣進行炮擊和登入。隨後，電台廣播了攻克全島的勝利捷報，並把勝利歸功於卡明斯將軍的正確指揮和海軍的有力支援。這一結論還將寫進美國歷史。
內容簡介
故事發生在一個虛構的熱帶小島上，通過兩條平行的線索來展開複雜的情節。前一條線索提供了生動有趣的戰爭情節，後一條線索則深化了作品的主題，使作品的內涵更豐富，更深刻。
這個發生在南太平洋一個小島上的故事讓讀者看到美國軍隊內部官兵之間的關係，看到美國社會的一個縮影。因此《裸者與死者》超出了戰爭文學的範疇，是一部帶有象徵意義的書，主題在於表現獸性與理想在人類心靈中的搏鬥。
作品賞析
在眾多的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題的小說中，諾曼·梅勒的《裸者與死者》是出類拔萃的一部。小說的深度在於它不是簡單地記敘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攻堅戰，而是以戰爭為背景來反映更為深廣的社會和歷史主題。
與其它戰爭小說不同，《裸者與死者》並沒有筆酣墨暢地描繪硝煙瀰漫，炮聲隆隆的戰場，其激烈的衝突主要表現在內部——在卡明斯將軍和克勞夫特代表的一方與赫思（有時也包括瓦爾森）代表的另一方的兩個陣營間進行。卡明斯將軍是個帶有濃郁的 法西斯色彩的軍人，他鼓吹權力至上，自命未來的世界必定是一個極權世界。他相信自己的理論，更迷信手中的權力，常用自己的職務和權威強行壓垮下級軍人的精神和意志。從某種意義上講，卡明斯將軍是政治、軍事統治力量的代表，他的權力可以滲透到人的存在的任何一個方面，這種權力也因此構成了對人類的威脅，至於克勞夫特也同樣具有主宰他人的強烈欲望。他雖不懂卡明斯將軍的思想，卻是其理論不折不扣的忠實的執行者。他是暴力和獸性的化身，不僅憎恨敵人，同時也憎恨自己人，並讓這種仇恨蔓延滋生，以至導致自相殘殺的惡果。
作為他們的對立面存在的赫思少尉則代表了自由理想主義，他來自哈佛大學，對整個戰爭有自己獨到的看法。他從人道主義出發，同情士兵的處境，甚至敢於（不自量力地）同權力象徵進行抗衡，而代表 虛無主義的士兵瓦爾森實際上也等於站在他這一邊。戰爭的特殊環境把雙方的較量推向頂點。隨著戰役的不斷展開，卡明斯唯權力論的鐵腕統治更加強硬，代表這種權力的下士克勞夫特更加兇殘無情，企圖維護人類尊嚴和信仰的赫思等更加無力抵抗。儘管較量往一邊倒，但最後並沒有得出勝負結局，因為雙方都以失敗而告終：赫恩等於是死在自己人設定的圈套中，從此和他代表的信仰一起在小說中銷聲匿跡；瓦爾森不得不在克勞夫特的淫威下屈服，自認為作戰驍勇的克勞夫特連一座山峰也不能征服，反而在一群黃蜂面前出盡醜態、抱頭鼠竄；至於所謂傑出的戰役指揮者卡明斯將軍本質上則是一個失敗者，因為最後的勝利與他周密的計畫毫無關係，而是他不在場時，由一系列他權力控制之外的偶然事件造成的。小說看似悲壯的戰爭場面中，沒有一個真正的英雄，沒有可歌可泣的業績，甚至也沒有真正的敵方。日本軍隊的存在只是為了增添氣氛，從來也沒有成為作家描寫的重點。小說的結尾更是一個莫大的諷刺，戰爭早已結束，匆匆趕來的海軍卻照樣對沒有敵人的海島進行炮擊和登入。
《裸者與死者》屬於美國文學創作主流的 現實主義和社會批判小說，但也具有濃烈的 自然主義色彩。諾曼·梅勒以軍隊生活中的恐怖壓力，集中反映了社會生活對美國人的威脅和壓迫，以軍隊的森嚴等級象徵二戰後的美國社會等級，以戰爭的荒唐代表整個社會存在的不合理性。在卡明斯和赫思的對立上，作者以高超的手法對戰爭的歷史和哲學含義，甚至對整個人生和社會的存在及意義進行發掘。最後赫恩被摧垮，權力打倒理智，獸性戰勝人性。這一結局代表了作者對未來的悲觀看法，作者以此來告誡美國公眾，要警惕法西斯主義在這個國家的復甦和蔓延，除非人們有足夠的力量扼止它，否則必將帶來嚴重惡果。這種有刺激性的主題衝破了以往戰爭小說的創作思想，這正是《裸者與死者》格外受到公眾歡迎的一個原因。小說的創作手法也是十分成功的。語言是士兵們熟悉的粗獷的“戰壕語言”，毫無做作之感。藝術上作者採用多斯·派索斯“時間機器”的手法，自然的插入和 倒敘使作品的層次豐富鮮明，結構嚴謹有序，使人產生一種強烈的藝術整體感。
藝術特徵
《裸著與死者》這部說的創作手法也是十分成功的。語言是士兵們熟悉的粗獷的“戰壕語言”，毫無做作之感。藝術上作者採用多斯·派索斯“時間機器”的手法，自然的插入和倒敘使作品的層次豐富鮮明，結構嚴謹有序，使人產生一種強烈的藝術整體感。 梅勒的創作特點較為明確，大致說來有如下幾個方面。其一，就創作風格而言，梅勒“從不走重複過去成功的輕鬆之路”。他的這種創作風格上的非延續性，無疑與其個人經歷和他對作為一個公眾人物的認識緊密相關。其二，梅勒小說中的中心問題是“壞人如何生活？”梅勒本人在接受採訪時也聲稱，他願意做馬克·吐溫作品中的湯姆·索耶，而不願意做哈克·芬恩。其三，梅勒作品中的人物主要是美國社會中享有特權的白人。梅勒在形式上更喜歡場面宏大，人物眾多，情節蕪雜交錯；在內容上則傾向於寫具有普遍意義的社會問題，而不願在寫這些問題時過於彰顯個人的民族文化身份。其四，梅勒喜歡對自己的作品進行解釋和評價，他的自我解釋和評價多得過分。
相關評論
《裸著與死者》雖然諾曼·梅勒承認有許多作品是出於經濟壓力速成的，但即使這樣，它們還是令人難忘並烙上了梅勒獨特的印記。作為記者，梅勒還成功地將小說的寫作技巧融入到紀實作品中，獨創了“非虛構小說”。如今這一獨特文體已經被許多作家、記者所接受和模仿。無怪乎，諾曼·梅勒在被譽為20世紀最偉大的美國作家之一的同時，也被稱為20世紀偉大的記者。有評論家說，自從25歲的諾曼·梅勒1948年憑藉《裸者與死者》衝進美國文壇之後就再也沒有超越這部處女作，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裸者與死者》在美國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 諾曼·梅勒以參加菲律賓戰役中的萊特島之戰的經歷，作為《裸者與死者》的寫作素材。小說為我們呈現了一幅血腥的畫卷，諾曼·梅勒對於死亡殘忍而快意的體認，都會讓讀者毛骨悚然。“他們始終生活在瘋狂與非理性中……而我則迷失在死亡的萬花筒里。”或許，梅勒的筆下永遠只有這兩類人物：即喪失了人性良知的“裸者”和被死亡陰影籠罩的“死者”。許多文學批評家把《裸者與死者》視為當時最好的二戰小說。談到自己的代表作《裸者與死者》，“狂妄”的諾曼·梅勒大言不慚：“就我個人而言，《裸者與死者》可能是《戰爭與和平》以來最偉大的作品。另一方面，我同時認為，我對寫作其實一無所知，我本質上是個門外漢。”他說：“我認為小說正走在消亡的路上，但我同時認為自己的職業自然顯得比別人的重要，所以我深信，世界會因此遭受損失。”關於寫作，諾曼曾說過，“在真正走上寫作旅途之前，失落、誘惑，這很容易讓人放棄。”而諾曼從未放棄。
作者介紹
《裸著與死者》諾曼·梅勒（NormanMailer，1923～2007），1923年生於美國新澤西州，美國猶太裔著名作家，國際筆會美國分會主席，美國“全國文學藝術院”院士，“美國文學藝術研究院”院士。迄今已創作了多部小說、戲劇、詩歌、電影劇本和散文。 梅勒1943年畢業於哈佛，本科專業是空間飛行技術。二戰期間從軍，1944年至1946年在太平洋地區服役。梅勒的代表作有《裸者與死者》、<夜間的軍隊>、<劊子手之歌>等，作品直接反映美國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曾獲普利茲小說獎等多項獎。梅勒是當代美國文壇的一位風格獨特的作家，不少作品剖析了美國社會中的病態現象，在文體上也敢於作大膽的探索。但作品中不免有一些不健康的成份，如過分渲染了變態心理和變態情慾等。
1948年，梅勒在巴黎寫出了成名作《裸者與死者》，有關於戰爭的現實描寫，也有反思和探索，以其本人的二戰經歷為基礎創作而成。1955年，梅勒與人合作創辦了主要在紐約發行的報紙《村聲》（TheVillageVoice）。1959年的小說<我的廣告>，是一部散文和未完成小說等等文章的雜集，似乎是不加掩飾地流露他的內在，其特殊的文體和姿態引起了年輕一代作家的共鳴。他的新聞報導得到很高評價，他報導過1967年10月在華盛頓的反戰抗議（他參加了抗議並因此入獄），也寫過美國兩黨的總統競選，以及美國的登月計畫。他的作品中批評美國的權力結構造成了集權，新聞報導筆法生動。曾於1968年（《夜間的軍隊》（TheArmiesoftheNight）和1980年《劊子手之歌》（TheExecutioner'sSong）兩獲普利茲獎。1969年，競選紐約市長失利。
2005年，獲得美國國家圖書基金會的美國文學傑出貢獻獎（DistinguishedContributiontoAmericanLetters）。
2007年1月，美國蘭登書屋出版了諾曼•梅勒的小說新作<森林城堡>（TheCastleintheForest）。
他於2007年11月10日去世（也就是我的今天），死於腎衰竭，84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