錄取數據之爭
北大清華狀元之爭揭示加分製造3成聯考狀元連日來，關於2010年各省區市聯考狀元統計數據的差異把我國高等教育的著名學府—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推上了風口浪尖。
2010年7月18日，北大宣稱：全國各省份文理第一名中，除兩成報考香港高校外，六成以上被北大收入囊中。一天后，清華招辦發布2010年的“捷報”：九成省份的理科第一名和近三成省份的文科第一名填報了清華，這種情況已持續3年。
兩校錄取的狀元相加，比例遠遠大於100%，輿論一時譁然。
針對公眾對數據真實性的質疑，清華和北大很快澄清，“其實，是因為數據統計的方法和依據不同!”在高分考生的數量上，清華依據的是考生的裸考分數(指沒有額外加分)，而北大採用的標準是各地省級招生部門提供的加分後分數。
北大、清華今年的狀元門口水戰，揭開了籠罩在狀元光環下的“新衣”——大量聯考狀元依靠加分製造。
三成聯考狀元都有加分
調查發現，2010年聯考，除西藏、山西外，其他29個省區市的65名文理科狀元中(部分省份有分數並列)，共30人存在加分，所占比例為46.2%，這幾乎占據“狀元榜”半壁江山。此外，還有數名狀元獲得了北大、清華自主招生20到30分的加分成績。
這30名加分狀元分別來自北京、上海、天津、重慶、吉林、遼寧、河北、山東、河南、安徽、浙江、福建、湖南、廣東、貴州、雲南、內蒙古等17個省區市。其中，北京、重慶、吉林、遼寧、河北、山東、福建、貴州、雲南、內蒙古等10個省區市文理科狀元均有加分。
30名加分狀元中，12人裸分即為該省最高分，加分或許是一種錦上添花;而對於剩下的18人，加分無疑是雪中送炭。依託加分他們得以越過全面分數高於自己者，並摘取“狀元”桂冠。這18人占所有統計的65位狀元中27.7%。
狀元加分類型之多讓人眼花繚亂，包括民族加分、全國奧賽加分、省(自治區、直轄市)三好學生加分、省(自治區、直轄市)優秀學生幹部加分等。此外，不少人還有北大、清華自主招生加分。
加分最少的是吉林省並列理科狀元徐勁松，他的裸分為697分，因為獲得全國奧林匹克化學競賽中一等獎加5分，總成績上升到702分，恰好和另一名裸分狀元程思佳分數一致，同登狀元榜。
天津裸分狀元比加分狀元的原始分高出18分
絕大多數加分狀元的加分值為10分或者20分。這對於競爭激烈的高分考生來說意味深遠：不少狀元如果不加分，在全省排在十名開外，有些甚至比名次靠後的學生裸分低10多分，而真正的狀元也因此湮沒在加分中。
比如，天津理科狀元黃會真裸分為675分，因獲得“市優秀學生幹部”稱號，得到20分加分，而裸分狀元、天津一中學生唐天琪考分為693分。單從裸分而論，唐天琪比加分狀元黃會真高出18分。
往年情況
狀元2009年夏天，浙江省出現四名聯考“狀元”。在浙江幾所中學圍繞2009年聯考“狀元”的宣傳戰中，爭論的焦點之一是聯考的裸分者與加分者排名問題。據浙江聯考“狀元榜”顯示，文科第一名、第二名都是體育競賽獲獎者，聯考成績被加20分；理科前三名中，位居第一的仍是一名加20分的考生。（中國青年報2009年8月31日）。
比如，天津市理科狀元黃會真裸分為675分，因獲得“市優秀學生幹部”稱號，得到20分加分，而裸分狀元、天津一中學生唐天琪考分為693分。單從裸分而論，唐天琪比加分狀元黃會真高出18分。
2009年浙江聯考狀元榜的統計更為精確：當時的浙江省文科第一名和第二名學生的聯考成績都被加了20分；而理科前三名中，位居第一的也是一名加20分的考生。依據裸考成績排名，去年浙江省文科狀元的裸分排在浙江省文科考生的第28名之後，文科第二名的裸分在全省40名以外。
中國青年報的調查發現，2008年北大文科在重慶招生中，“裸分狀元”只超北大當地投檔線1分。
在此起彼伏的狀元爭奪賽中，山西省的做法無疑是一抹獨特的風景。
與2009年一樣，山西省2010年繼續不公布聯考文理科狀元名單和身份。直到現在，山西省2009年的聯考狀元是誰也一直沒人知道。這受到了社會的好評。
山西省教育廳基礎教育處處長任月忠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這樣做是為了讓高中教育回歸理性、回歸規律，回歸到面向全體學生促進學生全面發展上來。
他表達了一個樸實的思想：不炒作聯考狀元就是為了讓高中教育面向每一個學生，學校只要把每一個學生教育好了就可以了。學校更多的關注點應該放在3年教育中去。
聯考加分一下“加”出四位狀元,“加”出“裸分狀元”與“加分狀元”,或者“正版狀元”與“山寨狀元”的狀元之爭。如此熱鬧的狀元之爭,所爭的顯然不僅是狀元本身的成色、“含金量”,更是近年來一直處於輿論風口浪尖的聯考加分政策本身“含金量”、信譽度。換言之,“加分狀元”之所以飽受爭議、為大多數人所不屑,被譏諷為“山寨狀元”,其根源正在於,現行的聯考加分政策本身事實上已經高度山寨化,愈來愈淪為嚴重缺乏社會公信力的“山寨加分”。
裸分狀元和加分狀元之爭的根源就在於加分政策的不合理性和不公平性。對加分政策的議論源自對教育機會不均等的憂慮。教育資源作為公共領域的共享資源，在制度供給不足的情況下，其使用的不公平必然會強化社會發展中的居民教育的不平等狀況。教育資源分享的不公平在很大程度上是強制性制度安排的結果，但其制度成本的承擔者大多是經濟和社會地位低下的弱勢群體。這才是公眾關注裸分狀元和加分狀元之爭的根本原因。
評論
加分與分數一同衡量考生的水平與素質有違公平
對於這場被熱炒得沸沸揚揚的狀元門，剛剛走出清華園的趙洋(化名)則選擇了冷眼旁觀。他說，無論是裸分狀元還是加分狀元，平時在學校里都很少會談論，也沒有聽說過有誰因為是狀元就找到一份好工作。
一位與趙洋很熟悉的中部某省狀元，至今在被問起自己的狀元身份時，還會不好意思地臉紅。“其實能進清華，大家水平都不差，是不是狀元也許可能就是聯考時，你的對手恰好得了一場感冒而影響了狀態。”
一個典型的案例是，重慶2009年的狀元何川洋的班主任周斌老師回憶，何川洋雖然一直是年級前十名，但從來沒拿過年級第一名。當年考出659分的最高分是爆了冷門。由於民族加分造假，他被取消入大學資格。復讀一年以後，他再次參加聯考，儘管成績還不錯，但是已經離2010年的狀元有了不小的分數差距。
大學4年，趙洋見證過不少狀元在大學裡成績起起落落。而在學校里真正讓他佩服的同學都是那種學習很不錯、社會工作又幹得很牛的人，“因為歷屆師兄師姐的發展證明這一切”。
大學評價諮詢專家蔡言厚提出了一個“傑出校友”指數：通過對1977年至2008年的聯考狀元逐一進行篩選，結果發現，這其中沒有一位是在學術、政治或商業領域的頂尖人才。比如我國有48位45歲以下的兩院院士，他們中沒有一個人曾經當過所謂的聯考狀元。
一則訊息讓人警醒：2010年在國內高校狀元爭奪正酣時，北京理科狀元被美國11所名校拒錄。
華中科技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副院長別敦榮教授不贊成將加分後的排名冠之以聯考“狀元”、“榜眼”等稱謂。在別敦榮教授看來，維護社會公平與和諧的加分政策是一種特殊的政治性措施，而其他加分政策往往是為了使學校能夠招收到更有特點、更有水平的考生，“衡量同類事物的最基本原則是對等性，當這種政策通過加分，同時又用分數來衡量這些考生的水平和素質時，它就違背了公平”。
只盯著狀元的大學是沒有希望的
北京一位資深教育記者見證過多年來聯考狀元爭奪賽中的悲喜故事。狀元的偶然性極大，和第二名的差別就是一分，但當榜單出爐的那一刻，所有聚光燈都照在了狀元頭頂，政府獎勵、上電視台，廣告代言蜂擁而至，第二名即使在一旁哭泣也無人問津。
“因為一個狀元不僅是家庭的面子，還是學校的面子，當地政府的面子，也是北大、清華的面子。”他說。
別敦榮教授表示，狀元錄取人數之爭除了能夠吸引一些人的眼球之外，對這些大學並沒有實質性的影響。北大和清華並不會因為多招或少招了幾位狀元，就能發達或走下坡路。有關大學應當從簡單的“唯分數論”的狀元之爭中超脫出來，認真研究自身的特點和教育要求，使招生更好地服務於教育，更好地服務於大學的辦學目的。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顧海兵也持有同樣的觀點。他認為，只盯著狀元，還可能導致大學間的不正常競爭，進而也推動了中學間的不正常競爭。很多中學的網頁上，赫然標明本校考上北大、清華的學生人數，只以考上北大、清華的學生人數論英雄。而在歐美等國家，每所大學都有自己的定位，每所大學都是不可替代的，老百姓的眼睛不是只盯著牛津、哈佛。優秀的學生在選擇高等教育的時候，應更多考慮的是自己的職業發展方向，而不是學校的層級。哈佛不可缺少，社區學院也是不可缺少的。
教育的本質是什麼?顧海兵教授的答案是：培養具有創新性的人。他說，衡量一個學生的優秀程度，大體可以觀察三個方面的能力：考試能力、學習能力和創新能力。所有有標準答案的考試，考生始終不能超越出題者的能力，也不能偏離少數出題者的偏好。所以，聯考狀元僅僅是所謂的考試能力突出而已。“而社會的發展決定於競爭力，競爭力的大小則決定於創新力的大小”。
在他看來，中國大學教育的成熟，應該從不再盯著考分高低做起。他在一篇部落格文章里寫下這樣的標題，“只盯著狀元的大學是沒有希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