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概況
被奴工在四川渠縣渠江鎮一個叫“幸福壩”的地方，一個兩層樓的院落，走廊和陽台全由鋼筋封閉，大鐵門緊鎖。這個院子，曾叫做“渠縣乞丐收養所”，後改名“渠縣殘疾人自強隊”。院子的主人、“渠縣殘疾人自強隊”負責人叫曾令全，一名46歲的農民，他的另一身份是渠縣工商聯執委。其母俞必珍介紹，曾令全以前種地、養豬。約1993年，他去縣城農貿市場撿菜葉子回來做飼料，“撿”回一個蓬頭垢面的“討口子”(方言，指流浪乞討人員)，名為李兵，留下來幫著養豬。隨著養殖業擴大，曾令全又“撿”回兩名智障人員，李小平和朱國慶。曾令全收養“討口子”的“事跡”在當地流傳開來。其弟曾國華說，1997年，四川日報以《一個豬倌和三個乞丐》為題報導。曾令全的舉動也得到當地政府肯定，縣領導多次到曾家“現場辦公”。
曾國華介紹，約1999年，曾令全收養的智障人達到十來名。這時期，新疆一家豬場老闆看到報導後，聯繫了曾令全。曾帶著5個智障人員去新疆幫忙養豬。後來這名老闆又把曾的工人介紹給另一老闆。曾令全從中獲得一些回報。他發現，這遠比養豬來錢，自此開始了收養、培訓、輸出“智障工”的“生意”。
曾的培訓手段是：不聽話就打。鄰居稱，常在夜裡聽到基地傳出慘叫聲。為擴大“智障工”來源，曾令全向渠縣三輪車和計程車司機打招呼，以每人100元－300元的價格，“收購”智障人員。他還成立“抓捕隊”上街抓人。後來被解救的奴工之一的李紅階，能清晰地與人交流，可以工整地寫出姓名和家庭地址。
2009年正月到渠縣，在縣城撿破爛時，突然一輛車停下將他強拉進去。在接受了“培訓”13天后，他們一行13人被送到西寧一個工地背沙。幹了一整年，沒有一分錢工資。在這起奴工案中，渠縣救助站也牽扯其中，被爆出與曾令全一樣輸出“智障工”賺錢。17年來曾令全到底控制了多少智障人員目前尚無數據。在一份材料中，曾令全稱1993年至2006年收養137人。這些人被編成8個小組，分別在北京、天津、深圳、新疆、西寧等地“打工”。
產生原因
1、制度的缺失，智障人福利制度和服務體系的缺失造成智障者流浪街頭，被販賣、奴工。
2、重度和極重度智障人沒能力走出家門，常年在家裡；而輕度和中度智障人有天然的安全意識，出門一般不會走太遠。
3、智障人士被父母遺棄。大多數智障流浪人是被誘騙拐賣，少部分可能是父母去世後無人照料，從而外出乞討。
4、服務於智障人士的民間機構，很難獲得“合法”身份，多數處於自生自滅的狀態。5、社會對智障人的冷漠，比如，報警時對方聽說是智障人，往往“愛理不理”。現在社會資訊渠道這么發達，公安掌控人口信息能力這么強大，如果我們的報失體系積極發揮作用，就不會產生智障流浪人的問題。
救助
近幾年，北京、上海、廣州等城市開始嘗試建設智障人服務體系。廣州市殘聯理事長梁左宜稱，廣州從2007年開始建設“康園工療站”，目前已在全市154個街道鋪開，主要是提供日間托養和庇護性就業場所。目前接納人數有限，不過家長反響很好。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建設的智障人社區服務機構，取得了一些成績，但殘聯力量有限，目前服務規模還很小。
“在我們渠縣，如果一個殘疾人一個月能拿到三五百元的補助，就能解決他們的基本生活。也不會有這么多智障流浪人了。”渠縣公安局政委李森說。
而該縣殘聯相關負責人介紹，該縣10萬殘疾人，只有100人每月可享受50元補助。不過，該縣的黨政事業單位基本拒交殘疾人就業保障金，“如果這些單位按比例足額繳納，可徵收500多萬元”。
2010年12月30日，談到渠縣智障人被奴工事件，民政部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司前司長王振耀說，“渠縣這事發生是必然，不發生才是偶然”。
在王振耀看來，要消除渠縣智障奴工這類悲劇，一方面國家要承擔起責任，從制度上建立福利保障，另一方面，國家應放權，讓大量民間服務機構成立，發揮民間社會的巨大能量。
王振耀介紹，1978年之前，我國殘疾人照顧是單位負責制，民政部門通過建立福利院，提供補充性管理、照顧服務。改革開放後，照顧殘疾人的責任全部落到家庭頭上。
他介紹，全世界很多國家都有<殘疾人福利法>，我國還沒有，只有少數殘疾人有機會納入低保體系或納入農村“五保”體系。我國雖有<殘疾人保障法>，但裡面很少談到“錢”。“我們全社會都缺少殘疾人福利觀念，認為殘疾人是家庭的責任，誰家有殘疾人誰倒霉。事實上，殘疾人的產生是人類發展的代價，照顧他們是整個社會的責任”。國家應儘快制定《殘疾人福利法》，把殘疾人單獨作為一類保障人群，不分其家庭是否富有，統一享受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