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被圍困的社會》內容為：社會處於被圍困的狀態——它在兩個陣線上遭受攻擊：一是全球前沿地帶，在此舊的結構和規則已經無法保留，而新的尚未來得及成形；二是流動的、不確定的生活政治領域。兩個陣線之間的空間——迄今為止被主權民族一國家所統治，並被社會科學家理解為“社會”——益加難以被想像為一個自我包圍的實體。這對社會科學中已確立的觀念提出了新挑戰：主權和權力正在脫離區域性民族一國家的政治，但尚未在新的空間內走向制度化。社會生活的深刻轉型帶來了哪些後果？它將為21世紀創造什麼樣的世界？
這部由當今最富獨創性的社會思想家之一書寫的非凡著作，試圖尋求這種轉型的軌跡，並試圖評估它給普通個體的生活狀況所帶來的後果。書的第一部分致力於探討新的全球性舞台：由於全球化的強大力量，人們已找不到外部的、隱蔽的空間去逃避和躲藏，過去的領土戰爭讓位給了新型的“偵察戰”。第二部分主要討論由生活政治掌控大局並繁榮起來的背景。鮑曼認為，我們今天面臨的巨大挑戰是：能否找到新的途徑將我們人類命中注定的差異重鑄為使命性的團結一致。
作者簡介
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利茲大學和華沙大學教授，英國著名社會學家，當代西方現代性與後現代性問題研究領域最重要的社會理論家之一。著有《現代性與大屠殺》(Modernity and holocaust)、《立法者與闡釋者》(Legislators and Interpreters)、《後現代倫理學》(PostmodernEthics)、《後現代性及其缺憾》(Postmodernity and ItsDiscontents)、《流動的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被圍困的社會》(Society Under Siege)等。
目錄
致謝
引言
第一部 全球政治
第一章 理解難以理解的社會
管理的想像
社會工程的失敗
網上衝浪
難以想像的社會？
起死回生？
第二章 第二次巨變
亞里士多德的沉思
作為批判和計畫的的政治
作為制度化批判的現代國家
解放的代價
“老大哥”的新化身
在“新老大哥”電話的接受端
不確定性：政治抑制的首要根源
第二次分離
全球政治的前景
第三章 全球前沿地帶的生與死
全球前沿地帶
偵察戰
非對稱戰爭
以戰爭為業
生活在擁擠的世界
擁擠世界裡的難民
第二部 生活政治
第四章 幸福與不幸：無常的快樂的兩種結果
塞涅卡的沉思，或作為永生的幸福
作為個人選擇的幸福
幸福：從獎賞到權利
尋求需要的滿足
慾壑難填
既不占有也不存在
幸福的紐帶
第五章 螢屏所見
速度與緩慢
隱私與公開
權威與偶像崇拜
事件與政策
第六章 消費生活
消費者和消費社會
需要、欲望和願望
現實原則和快樂原則達成協定
整體主義的謬誤
選擇保險和保險的選擇
不確定性的孕育和以不確定性為生
第七章 從旁觀者到行動者
在全球依存的世界中成為一個旁觀者
附記：我們從“動物權利”的故事中學到了什麼?
我們為什麼很難成為行動者?
在全球化了的世界中尋求“政治時刻”
結語：烏托邦在哪裡
固定的想像
靜止的想像
遊動的想像
不受約束的想像
想像的私人化
人名、術語對照表
附錄 解讀鮑曼的社會理論
譯後記
……
序言
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現為利茲大學和華沙大學退休的社會學教授，是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研究最著名的理論家之一。從1972年進入利茲大學到現在，鮑曼僅用英語就出版了20多部著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現代性“三部曲”和後現代性“三部曲”。鮑曼本人把《立法者與闡釋者》(Legislators and Interpreters，1987)、《現代性與大屠殺》(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1989)和《現代性與矛盾態度》(Modernity and ambivalence,1991)稱為現代性“三部曲”。鮑曼思想的研究者彼得·貝爾哈茲(Peter Beilharz)教授把《後現代倫理學》(Postmodern ethnics，1993)、《生活在碎片之中》(Life in Fragments，1995)和《後現代性及其缺憾》(Postmodernity and its Discontents，1997)稱為後現代性“三部曲”。進入新千禧之後，鮑曼提出了“流動的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並以此來取代“後現代性”(postmodernity)。事實上，他傾向於把當前的社會狀況描述為“流動的現代性”，把先前的現代社會理解為“穩固的現代性”(solid modernity)。在鮑曼看來，現代性從“穩固/固體階段”向“流動/液體階段”的過渡給人類社會帶來了諸多挑戰。
鮑曼的著作涉及了眾多的主題，從早期的階級與文化，通過烏托邦和知識分子轉移到了大屠殺和後現代，最近又轉移到了全球化和“流動的現代性”。他像一隻“松鼠”一樣，不斷地從一個主題跳到另一個主題。他不願意對自己的著作進行解釋，提出問題之後就走開了；他從不自詡其著作的價值，也不願意談論他的生活經歷。許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他的著作缺乏體系性或者相對清晰的軌跡。所有這一切都使得鮑曼的著作撲朔迷離、難以把握。在我看來，鮑曼的著作猶如一座大廈，它有許多人口，人們可以從不同的入口進去，但是，他們看到的景象是不一樣的。
同鮑曼的許多其他著作一樣，《被圍困的社會》(Society underSiege，2002)也具有“後現代”特徵，它沒有一個統一的體系，也缺乏相對清晰的軌跡。該書由“全球政治”和“生活政治”兩大部分組成。第一部分考察了新興的全球舞台，包括民族一國家、戰爭、恐怖主義和難民。在此，由於勢不可擋的全球化，“內”和“外”的差別消失了，昔日的藏身之處不見了，過去的“領土戰”已經讓位於新型的“偵察戰”。第二部分論述了生活政治得以進行的背景，包括幸福、電視、消費、苦難和烏托邦。鮑曼指出，我們當今面臨的主要問題是，能否找到新的途徑把人類差別重新塑造成人類團結。
該書的基本觀點是，社會正在遭受全球政治和生活政治的夾擊。在“流動的現代性”條件下，社會的影響力逐漸減弱，社會不再是一個自我封閉的實體，不再有明確的邊界和規範，以至於個體被迫用自身的資源去解決社會問題。另一方面，主權和權力正在脫離區域性的民族一國家，但它們並沒有在一個新的空間內走向制度化。社會生活的深刻轉型帶來了哪些後果?該書試圖尋求這種轉型的軌跡，並試圖評估它給日常個體的生活狀況所帶來的諸多後果。
文摘
不管體系表面上是關於什麼的，其首要目標是自身的穩定。為了實現這一目的，體系通過管理一減輕與消除——威脅它的張力而“維持著自身的模式”。任何有助於完成這一任務的模式，即任何有助於維持現狀、並對切向力或剪力具有免疫力的模式，都是“功能性的”；任何不利於管理行為、要求變遷並因此增加張力的模式，都是“反功能的”。只有體系成功地培育了第一種屬性，抵制了第二種屬性，它才會處於良好的健康狀態(即帕森斯所描述的“自我平衡”)。結構和文化是實現雙重任務的主要手段。儘管它們的運作方式和使用的工具有所不同，但是它們的目標卻是一致的。它們不僅在針對隨機性和偶然性的拉鋸戰中相互合作與支持，在針對模式變化的拉鋸戰中也是這樣。二者本質上都是保守的力量，都想保持事物的原貌。
儘管對於我們這些碰巧生活在現代性的“軟體”而非硬體、“流動”而非“穩固”階段的人而言，這幅社會現實的圖畫似乎有些奇怪，但是，它的確相當符合根據行政辦公室的模式想像出來的社會。在現代性的“硬體”、“固態”階段，許多實驗數據都把想像推向那一方向。那一社會的男男女女可能要屈服的主要壓力，是服從和遵守同地位與角色相配的規範。這種社會或許不怎么喜歡傳統的約束，不反對把它廢除掉，但是，它卻致力於提出自身“新改進的”約束，一點兒也不能容忍個體褻瀆這些規範。遵守規範和違規的界限不僅是十分清楚的，而且它也得到了很好的保護。古老的習俗已經貶值了，它僅僅是一種權威資格，但是，旨在控制得更嚴的新規範卻形成了，這些新規範不同於它們日益取代的正在失去作用的舊規範，它們在出現以前就有了很長時間的約束力。個體的人類猶如植物一樣，已經被連根拔起，他們被迫“脫離”在舊制度下發芽、生長的土壤，但是其目的僅僅是為了急切地尋求“重新植入”，即“重新植入”在一個規劃得更好和理性設計的社會花園所布置的土壤。
現代性是對舊制度逐漸的、但持續的和令人震驚的瓦解的一種反應。這箇舊政權曾經擁有大量聯繫鬆散的、本質上是自我再生產的區域共同體，而這些區域共同體被極其貪婪的、但管理野心和能力極其有限的超區域的力量所控制。這就是恩斯特·凱爾納所說的著名的“牙科式的國家”——它擅長以折磨的方式拔出。總體而言，統治者的管理技巧局限於榨取剩餘產品；然而，他們很少干預剩餘產品的生產。
“國家的財富”——如果這一觀念已經出現的話——被前現代國家的統治者視為人們可以享用或蒙受的東西，但是他們應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