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中道

袁中道

袁中道(1570年6月10日—1626年10月19日),明代文學家。字小修,一作少修。湖北公安(今屬湖北省)人。“公安派”領袖之一,袁宗道、袁宏道胞弟。16歲中秀才,以豪傑自命,性格豪爽,喜交遊,好讀老莊及佛家之書。成年後科場考試,幾經落第,萬曆四十四年(1616)中進士,授徽州府教授、國子監博士,官至南京吏部郎中。 少即能文,長愈豪邁。與其兄宗道、宏道並有文名,時稱“三袁”,同為公安派。其績稍遜於宏道。反對復古擬古,認為文學是隨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的,“天下無百年不變之文章”;提倡真率,抒寫性靈。晚年針對多俚語纖巧的流弊,提出以性靈為中心兼重格調的主張。創作以散文為佳,遊記、日記、尺牘各有特色。遊記文描摹入微、情景交融,日記寫得精粹,對後世日記體散文有一定影響。其詩偶有關心民生疾苦之作,也寫得較清新。但詩文思想較平泛,酬作應答、感時傷懷,藝術上創新不夠。有《珂雪齋集》20卷,《游居杮錄》(《袁小修日記》)20卷。

基本信息

人物生平

袁中道,字小修,隆慶四年五月七日(1570年6月10日)生,16歲中秀才,以豪傑自命,性格豪爽,喜交遊,好讀老莊及佛家之書。中道成年時,兩個哥哥都先後考中進士,步入仕途,以反對前後“七子”的復古模擬,主張創新而稱譽文壇。他隨著兩個哥哥,廣交提倡革新的名流學者。

袁中道 袁中道

萬曆十六年(1588年),他來到京城,交遊更廣,詩文益進。經李贄的推薦,大同巡撫梅國楨慕名數次函邀他去做客,他回信說:“明公廄馬萬匹,不以一騎逆予,而欲坐召國士,胡倨也!”於是梅國楨派專人,備好馬,再次迎接,於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他漫遊塞上,梅待為上賓。陪同打獵、遊覽,他每作一詩,梅讚揚說:“真才子也!”離開塞上後,繼游齊、魯登泰山,觀日出。這年9月,到吳縣,又遍游吳越名勝。不久,他的詩集刊行於世。宏道在序言中說:“大都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有時情與境會,頃刻千言,如水東注,令人奪魄”。這部詩集,一時成為“公安派”作品的樣板。“凡吳中名流、高衲、歌兒、老嫗,無不口小修為名士,而公亦到處題詠不輟”。 到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34歲時,才在順天鄉試考中舉人。考進士又多次名落孫山,如是更加縱情山水,學禪悟道,以詩酒自娛。萬曆三十六年(1608)秋,從北京回到公安家鄉,又先後游湖南澧州、德山、桃源等名勝。次年,在沙市買木船一隻,取名“帆鳧”,裝上乾糧、書籍、字畫,順長江而下,觀石首繡林,懷華容古道,登洞庭君山,吊赤壁古戰場,上黃鶴樓,步晴川閣,訪六朝故都金陵,宿鎮江甘露寺。再轉船北上,飽覽運河風光,又游到北京。

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9月,宏道病逝,他悲慟過度,害了一場大病,幾乎死去,這年冬天,他遂隱居玉泉山,讀書學佛,修身養性,還建造一座柴紫庵作為居所,再不想遠遊了,但昔日處世之志仍然不移。他從玉泉山給他的兒子祈年信中說:“大丈夫既不能為名世碩人,洗盪乾坤,即當居高山之頂,目視雲漢,手捫星晨,必不隨群逐隊,自取羞恥也”。

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袁中道考中進士,年已47歲了,朋友們都為他高興,爭相傳告。第二年朝廷授他徽州府教授,後升國子監博士。在此期間,他系統地整理、校對、出版了他兩個哥哥及自己的著作,寫序言另以評價,使“三袁”的作品及其文風發揚光大。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升南京吏部主事。天啟四年(1624),升南京吏部郎中,天啟六年八月三十日(1626年10月19日)病逝於南京,終年57歲。

貢獻

袁中道“ 性靈說” 的提出是明代中後期文壇上的一股新潮流, 給近代文藝史開拓了新的創作空間“ 性靈” 把文學的主體性—人的情感提高到了超過形式的高度, 也把文學的抒情功能重新賦予文學而“ 性靈” 對於人的各個層次的情感欲望的肯定也為近代美學最終突破古典美學著了先鞭當然,。由於其一味強調“ 性靈” “ 不拘格套” ,使文章免不了最終流於街口巷語,過於鄙但,這是後話。

理論核心

個性表現

在《小修詩敘》中,袁中道提出了公安派的理論核心“ 獨抒性靈” 以及與此相適應的文學主張“ 不拘格套” “ 獨抒性靈” 的提出是對張揚個性的肯定,對文學的主體—人的肯定,它包含了富於時代氣息的內涵“ 性靈” 指純真、活潑、自然的人性,是真的性情“ 性靈” 也指人的各種生活欲望和情感的流露“ 性靈” 體現於文學創作中則表現為“ 不拘格套” 。指獨特的富有獨創性的個性表現。

楷書袁中道日記一則 楷書袁中道日記一則

在袁宏道看來,“ 性靈” 就是人的自然的個性,是純真的毫無掩飾的性情“ 性靈” 作為真的性情,體現於外則為“ 趣” 和“ 韻” 。中郎認為“ 趣” “ 韻” 者始是真正的自然人,但“ 趣” “ 韻” 對於古人來講卻又並非觸手可及。在《壽存齋張公七十序》文中,他說“ 大都士之有韻者,理必人微,理又不可以得韻。故叫跳反擲, 稚子韻也,嬉笑怒罵, 醉人之韻也。醉者無, 稚子亦無心,無心故理無所託,而自然之韻出焉。” 為人如此,為文亦當如此在這裡,袁宏道強調了為文當有“ 真性情” ,有了真性情的人,即可剝去一切的偽裝,卸下一切的偽飾, 還以原始的真正的面目醉者已,失去面對俗世時的面具, 醉時所言所行皆出自於不掩飾的真性情。率性而為,不顧忌太多的人情世故。童子亦如是,不懂得虛偽, 一味任性而為, 隨性生活,故“ 當其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無往而非趣也” 《敘陳正甫會心集》為文亦如此,惟有“ 真性情” 才能真正打動人,才是最貼切心靈的真聲,惟有“ 從胸臆流出” 才能“ 情與境會, 頃刻於言,如水東注,令人奪魄。”人生於世間, 總是為種種慾念所縛,為名為利為財為色,轉而為文作詩, 亦多阿談奉承之作,少真正性情之文。

“ 性靈”

中郎認為人當追求真正的“ 性靈” ,任達放誕,如雲舒風卷般自由而且,真正的“ 性靈”不僅僅是表面上的張揚捐狂,更是心靈上的無牽無掛無礙,如“ 醉者無心, 稚子亦無心” 人一旦人了塵俗,太多的俗務便如蛛絲纏身,束縛越來越多,而真心卻越來越遙不可及。故“ 山林之人,無拘無縛,得自在度日,故雖不求趣,而趣近之。” 而俗世中的人“ 追夫年漸長,官漸高,品漸大,有身如桔,有心如棘,毛孔骨節俱為聞見知識所縛,人理愈深,然其去趣愈遠矣” 同上文章也是這樣,為文若有太多的拘束, 則其離真正的性情亦遠矣中郎持此論當與其禪思有關。他性喜佛老,融合了禪宗與淨土宗,思想中深受“ 明心見性” 的影響,而其“ 性靈”就是此“ 心性” 的體現。“ 性靈” 的提出也與當時的社會現狀有關明中後期是一個幾乎與魏晉相類似的混亂時代政治黑暗腐敗,人性受到沉重的壓抑。當人性受到阻礙無法發展,便轉而求於內這種對於內心真實的探索,追求訴諸於文字便為“ 性靈” 。另外, “ 獨抒性靈” 的內涵亦受到同時代稍前的李蟄的“ 童心說” 的深刻影響。在明萬曆及後的文壇上,“ 性靈說” 與“ 童心說”並駕齊驅, 一齊驅動詩文向性情轉變,追求個性上的更高程度的自由與解放在中國,儒道傳統一直占據思想上的統治地位。

確認價值

自從相傳是舜之“ 言志” 之後,經由經學家的闡釋,文學轉而成為一種為封建統治者的政治現實作圖解,為封建政治服務的工具文藝成了政治的脾女,尤其是“ 詩言志” 發展到“ 文以載道” 之後,“ 政教中心論”在中國文藝史上的統治地位也就正式確。文藝的政治功能被提到了無與倫比的崇高地位儘管也有“ 詩緣情而綺靡” 之說的提供,但它終究敵不過“ 發乎情止乎禮義” 的學說,“ 發乎情” 之“ 情” 是倫理道德的大情、公情而非個人心靈之私情。而袁宏道之“ 性靈” 則從本質上打破了這一戒律,提倡的是人的真實性情的流露,“ 喜怒哀樂” 皆為文不僅如此,他還肯定了人的各種層次的生活欲望,不再把人的各種情感、欲望視為可恥的東西這在以“ 禮義道德” 為中心的封建時代,不窗為一聲驚雷。自荀子“ 性惡論” 以來,雖然承認人的各種欲望是人生來就有的,是天性中就存在的,但這種欲望都被斥為“ 惡” 的東西,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君子們一接觸到欲望便避之不及,他們努力壓抑自己的各種情感、各種欲望, 於是各種清規紛至沓來。袁宏道則不然,他大膽承認了人的各種欲望,而且肯定了它,認為這是無可厚非的。他以為“ 或今間閻婦人孺子所唱《擎破玉》、《打草竿》之類,猶是無聞無識真人所作,故多真聲任性而發,尚能通於人之喜怒哀樂嗜好情慾,是可喜也。” 《小修詩敘》民間的歌謠皆隨口而唱,少所謂的格律、格調的束縛,由是增添一份自然而無做作之韻,純為真實情感之流露、真實欲望之抒發詩中所寄之情亦不再只限於合乎“ 禮義”之大情,更多的是“ 喜怒哀樂” “ 嗜好情慾” 之作袁宏道認為個人的各種欲望是人生來的自然本性,不應該受到壓抑而是應放任自然。文學亦不能只局限於大,惟有“ 真聲” 才“ 或有一傳” 。“ 性靈” 包含的這一內涵正是打破強加於文學之上的種種道德倫理的束縛,伸張新鮮真實的生活、情感和欲望在文學中應有的權利。這種對長期被壓抑的情感欲望的提倡和肯定,從潛意識上說正是要求擺脫封建政治秩序和倫理道德的籍制,讓主體“ 性靈”得到自由的發展,確認自己的價值,開拓內心的豐富性,實現內在的需求。

文學思想

尊重個性

袁中道是明代公安派代表人物。針對前後七子“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字摹句擬,製造贗鼎偽觚的風氣,他大聲疾呼:創作要充分發揮自己個性,不要從人腳跟,要“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筆”。(《小修詩序》)他把死學古人的做法斥之為“糞里嚼渣”“順口接屁”“一個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與張幼宇書》)。他強調文學要“真”,要有真知灼見、真情實感,要從“假人假言”,也就是從“文以載道”的封建文學觀中解放出來。這種尊重個性、要求解放,反對傳統的文學主張,使他的創作充滿著由儒、道、禪混合的自由放縱思想。 袁宏道一生創作了大量山水遊記,在他筆下,秀色可餐的吳越山水,堤柳萬株的柳浪湖泊,風清氣爽的真州,春色宜人的京兆,皆著筆不多而宛然如畫。這些山水遊記信筆直抒,不擇筆墨。寫景獨具慧眼,物我交融,怡情悅性。語言清新流利,俊美瀟灑,如行雲流水般舒徐自如。

反對部分

他反對貴古賤今、模擬古人,強調作家要有思想修養,文章要有思想內容,而絕不是在形式上模秦仿漢。他說“心中本無可喜之事而欲強笑,亦無可哀之事而欲強哭,氣勢不得不假借模擬耳”(《論文》),就是說,文章要有真情實感。

實踐理論

他的詩文創作實踐了他的理論,率真自然,不事模擬。遊記散文如《戒壇山一》、《上方山一》、《小西天一》等,簡牘散文如《答同社二》、《寄三弟之二》等,真切感人。他的散文缺點是社會意義不大。詩歌創作上,少有佳作。著有《白蘇齋類集》。他於萬曆十七年(1589)歸里,鑽研學術,以禪宗思想研究儒學,著《海蠡篇》(今佚)。九年後復入京,官右庶子,任東宮講席。袁宗道欽慕白居易、蘇軾,書齋取名為“白蘇齋"。明萬曆年間,王世貞、李攀龍為代表的擬古文風仍有較大影響,袁宗道極力反對,與其弟宏道、中道志同道合,人稱公安派。他認為文章要旨在於辭達。古文遺達,學古應學其達,"學其意,不必泥其字句”。

文學成就

中道與其兄宗道、宏道並有文名,世稱“三袁”,同為公安派,其績稍遜於宏道。其文學主張與宏道基本相同,強調性靈,“以意役法,不以法役意,一洗應酬格套之習”(《中郎先生全集序》)。他較兩兄晚歿,後來目睹模仿公安派的文人,已有“為俚語、為纖巧、為莽蕩”(同前)的流弊,所以晚年又形成以性靈為中心兼重格調的思想,提出“不效七子詩,亦不效袁氏少年未定詩,而宛然復傳盛唐詩之神則善矣”(《蔡不瑕詩序》)。這是他與兩兄稍異之處。袁中道作品以散文為優,遊記文如 《游石首繡林山記》、《游鳴鳳山記》、《金粟園記》、《玉泉澗遊記》等,情景交融,描摹入微,尺牘文如《寄蘊璞上人》、《答潘景升》、《與曾太史長石》等,直抒胸臆,文筆明暢;日記《游居柿錄》反對復古擬古,認為文學是隨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的,“天下無百年不變之文章”;提倡真率,抒寫性靈。晚年針對多俚語纖巧的流弊,提出以性靈為中心兼重格調的主張。創作以散文為佳,遊記、日記、尺牘各有特色。遊記文描摹入微、情景交融,日記寫得精粹,對後世日記體散文有一定影響。其詩偶有關心民生疾苦之作,也寫得較清新。受李贄、徐渭等影響極深,對復古主義給予猛烈抨擊,認為時有變化,文有古今,文學應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做到“事今日之事,則亦文今日之文”,極力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充分表現了作者個性。創作以小品文成就最為突出,自由抒寫,清新活潑。但詩文思想較平泛,酬作應答、感時傷懷,藝術上創新不夠。中道生前曾多次去謁見過著名的進步思想家、文學家李贄,求教問學,寫過不少讚頌李的詩文。李被朝廷加以“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的罪名迫害致死後,他冒著風險為李立傳(《李溫陵傳》)。對傳主的人品學問,革新精神,倍加尊崇。

袁中道的著作有《珂雪齋集》20卷、《游居柿錄》(即《袁小修日記》)20卷。

詩作

【夜泉】

山白鳥忽鳴,石冷霜欲結。

流泉得月光,化為一溪雪。

【游青溪記】

青溪之跳珠濺雪,亦無以異於諸泉,獨其水色最奇。蓋世間之色,其為正也間也,

吾知之,獨於碧不甚瞭然。今見此水,乃悟世間真有碧色。如秋天,如曉嵐;

比之含煙新柳則較濃,比之脫籜初篁則較淡;溫於玉,滑於紈;至寒至腴,

可拊可餐。

公安三袁

公安三袁,指湖北公安縣籍明朝文學家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
姓名簡介作品
袁宗道(1560年1600年),字伯修,號石浦。官至右庶子。《白蘇齋集》
袁宏道(1568年1610年),字中郎,又字無學,號石公。在明代文壇上占有重要地位,公安派領袖。《袁中郎集》
袁中道(1570年1623年),字小修,一作少修。官至南京吏部郎中。少即能文,長愈豪邁。其績稍遜於宏道。《珂雪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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