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介紹
青年教育家專家與口蛇口青年座談會照片一個座談會影響全國 1988年1月13日晚上，在蛇口招商大廈舉行了“青年教育專家與蛇口青年座談會”。與會的李燕傑、曲嘯、彭清一等3位專家均為中國青年思想教育研究中心的報告員，會上，蛇口青年就人生價值觀念等問題，與專家展開了激烈論戰。
座談會上多次交鋒
一位專家在發言中提到，有個別人來深圳的目的，就是為了在別人創造的財富中撈一把，這就是極少數淘金者，特區不歡迎這樣的淘金者。而蛇口青年認為，“淘金者”賺錢，沒有觸犯法律，無所謂過錯，“淘金者”來蛇口的直接動機是賺錢，但客觀上也為蛇口建設出了力，“淘金者”並沒有什麼不好。
有專家認為，“有許多個體戶把收入的很大部分獻給了國家，辦了公益事業”，這種精神與做法應大力提倡。而蛇口青年則認為在“左”的陰影徘徊下的嬗變不應讚揚，在當時，一些個體戶這種舉動並非出於自願，而是對“左”的思想心有餘悸的表示。個體戶在賺錢的同時，已經為國家作了貢獻。個體戶只有理直氣壯地將勞動所得揣入腰包，才能使更多的人相信黨的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
一位蛇口青年還在會上尖銳地提出：“3位老師的思想在蛇口是沒有市場的。”這位青年認為，對祖國愛的表達，應當實事求是，而不應當講虛的、假的、空頭的。“我們用自己的勞動表達對祖國的愛。我們自己勞動了，勞動成果自己享受。”
接著，雙方又對如何看待青年人的自主意識發生了爭執。彭清一介紹自己的女兒時說：“我的孩子畢業以後考大學，我沒有找過門路。她沒考上，目前乾什麼呢？在××招待所當服務員……”一位青年發言說：這是使女兒選擇職業的權利受到了父親的限制。應當讓青年發揮主動性，讓他們根據自己的意願進行選擇，包括選擇自己的職業。
座談會接近尾聲的時候，又圍繞著進口小汽車和體制改革問題爭論了一番。曲嘯在發言中提到，我們國土上跑著那么多外國車，他看著難受。有青年認為，在目前開放的主題下，在全球經濟、貿易逐漸趨於一體的形勢下，沒有一些外國的東西倒是落後的表現。
歷史溯源
1988年1月14日，座談會第二天，李燕傑任所長的北京師範學院青年教育研究所出了一份材料，給人形成該座談會從頭至尾充滿了“明顯的錯誤言論”、蛇口青年已經上“邪路”的印象。
2月1日，《蛇口通訊報》以《蛇口：陳腐說教與現代意識的一次激烈交鋒》為題對這次座談會作了報導，隨後又連發數篇文章，批評3名報告者思想意識僵化。2月12日，《羊城晚報》報導了此事，“蛇口風波”的影響開始由南及北。
1988年8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7000字長文《“蛇口風波”答問錄》，並就此開闢專欄展開議論。從8月8日起到9月14日該專欄結束，1531件信稿從全國各地甚至世界各地涌到人民日報社，其中只有17.4%傾向或贊同3位專家觀點。自8月中旬到11月中旬，全國幾百家報刊紛紛就此發表文章，其中的絕大多數都指出思想政治工作必須改進。
時隔20年，人們仍然樂意在對這起事件的回憶中，咀嚼著它所散發出的變革與發展的意味。鄒啟明認為，事件蘊含了兩方面的意義。單從這個事件的本身來說，它透露出的信息猶如一股清新的空氣撲面而來。3位老師當時是青年思想教育方面的權威，他們全國巡迴報告，聽講者完全是一種受教育的身份。但在蛇口，他們卻受到了青年人挑戰。蛇口青年敢於提出意見，與3位權威進行思想碰撞，甚至發生辯論，這在當時甚至現在看來都是非常大膽的。因為當時蛇口青年不像內地青年那樣在國營企業或者體制內的單位做事，他們提出質疑，不怕被扣上“落後青年”的帽子，也不怕因此被當成幫教、批判的對象，更不怕因此丟了飯碗。他們的舉動有體制上的深層原因。現在想起來，那幾個起來與專家們頂撞的青年，從思想譜繫上講，延續了某種“五四”傳統，價值重估，勇於敢於挑戰陳規戒律。
從更深一層來說，蛇口青年與3位思想教育家的爭論，說明雙方對生活的理解、對事物的看法乃至人生觀、價值觀上都有很大的不同，說明以前說教的那一套，在當時已經顯得不合時宜，甚至與當時的社會現實有衝突。這種矛盾其實在當時的社會裡普遍存在，但“蛇口風波”將這一矛盾事件激化了。它引發人們新的思考：在新形勢下，青年思想教育工作應該怎么做才更有效，怎樣才能讓新一代青年聽進去？怎樣的人生觀、價值觀才算正確？從某種程度上講，從那個時代走來的青年們，他們確實需要某種契機，讓他們衝破舊的思想藩籬，為未來的生活開闢新的價值支點，事實上，都是在這種背景下的思想突破的觸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