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多元主義時代，再也不可能稱什麼是藝術、什麼不是藝術了。
去年秋天，在紐約上演了一出亞斯米那·列扎的獨幕劇《藝術》，講的是一幅極簡抽象派繪畫幾乎讓三個朋友鬧翻的事。一個叫瑟奇的人花重金買了一幅畫，上面除了一個白色方塊之外別無他物；他的朋友馬克被叫來欣賞這幅新收藏，稱那是“一堆狗屎”；另一個朋友伊萬沒有什麼審美眼光，因此被兩個人的爭論搞得暈頭轉向，而這場爭論是整齣戲90分鐘所主要表現的東西。
最為有趣的是，這齣《藝術》竟然大受歡迎。它在柏林首演，然後於1994年在巴黎與觀眾見面，在愛麗舍喜劇院連演18個月，獲莫里哀最佳戲劇獎，最佳製作獎和最佳劇作家獎。1996年，該劇被翻譯成英語在倫敦上演，又颳起一股戲劇熱潮。
在某種程度上，該劇是傾向於主人公馬克的觀點的，他認為朋友的“藝術觀”實在是荒唐。不過，這齣戲又認為馬克的憤怒過了頭，因為即便那幅畫是騙人的玩意兒，也不至於為此而毀了朋友關係。很明顯，這種態度很合觀眾胃口，難怪該戲會獲得這么大的成功，並紅極世界。去年秋天，我在倫敦看這齣戲時，發現了馬克每一句犀利的挖苦諷刺無不引起觀眾的哄堂大笑，而當馬克最終拿起一支筆在那幅畫上亂塗了一筆時，觀眾又不禁倒吸了一口氣。他們承認這幅畫並沒有什麼審美價值，可是他們認為它的市場價值應予以肯定。
這齣戲中有一個觀點可謂新奇，它認為這種白對白繪畫乃40年前誕生的先鋒派藝術主張所達到的最新極至。單色抽象繪畫對所謂的審美價值不屑一顧，它體現了唯美主義的最高境界，是對什麼是繪畫這種問題所作的最純粹的解答。這個觀點使那幅白對白的繪畫成了一個不是一句話能講清楚的東西。
《藝術》一劇中那些毫無結論的爭論之所以引起觀眾的興趣，乃是由於人們對到底什麼是藝術喪失了明確概念。這不是藝術鑑賞力下降所致，而是藝術觀念日新月異向上發展的緣故。不要說普通大眾了，連行家在發表這方面觀點時也出言謹慎。去年，《時代》雜誌向17位“藝術的參與者與觀察者”提出“什麼是藝術”的問題，所得答案基本一致。
“現在已很明顯，任何東西多多少少都可當做藝術看待。”（藝術史家托馬斯·麥克艾維利）
“如今給藝術下定義這樣的事太離譜了，我想沒有人敢去做的。”（藝術史家羅伯特·羅森布拉姆）
“你再也不能說什麼是藝術、什麼不是藝術了，那個時代早已結束。”（哲學家、藝術評論家阿瑟·丹圖）
“人們想把什麼當做藝術，藝術就是什麼東西。”（國會議員彼得·霍伊科斯特拉，此人帶頭反對國家藝術基金）
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有定論，這一定論之所以勝利，要感謝阿瑟·丹圖。自1984年以來，他就不遺餘力地在解釋，為什麼現在不可能把是藝術的東西從不是藝術的東西中區別出來了。他認為，自1964年安迪·沃霍爾將布里洛牌清潔劑紙箱和康培爾濃湯罐頭盒複製放大成像當做藝術品展出以來，任何東西就都是藝術了，藝術史也到了盡頭。
《藝術》在倫敦上演的時候，英國皇家美術學院同時在舉辦一個名為《感覺》的展覽，那裡的東西讓人想起早在1984年丹圖介紹其理論時腦子裡必定經常跳躍的那些形形色色的事物：快照、錄像、抽象繪畫、象徵繪畫、拾來的材料、各類裝配、動物屍體。在這個藝術展中，有一件較有特色的作品，列在目錄中的名字叫《自我》，可展出的卻是下面一堆東西：血、不鏽鋼、不碎透明塑膠和冷凍設備。克里斯·奧費利的作品是用油彩、聚酯樹脂、圖釘和大象糞便在亞麻布上完成的。而《藝術》一劇中的觀念似乎更為趨新，主人公的客廳里裝飾著一個有機玻璃盒，裡面是一個爬滿蛆蟲的牛頭。
丹圖仍認為藝術有其本質，他只是不認為藝術的本質寄寓於它的形式外觀中。然而，人們並不是經常能認識到藝術是無處不在的，因此，藝術很容易成為一個武斷專橫的門類。丹圖稱他的後歷史藝術是一個“多元主義”的概念，意思是說所有形式的表現方式都是允許的。《時代》調查的人中那么多人都回響了他的觀點，就是因為多元主義哲學在今天占絕對優勢。
多元主義雖然是一種容易讓人尊重的觀點，但如果它妨礙人們做任何判斷，那它就沒有多大用處了。今天，你想按多元主義方式正確行事的話，那似乎就應採用這樣一個公式：你評價別人的趣味與價值觀時，不再說它們低級、墮落、沒有教養，或“不是藝術”，這樣講容易招致怨恨，表明你採用了一種你認為不含個人色彩的標準。相反，你要說，“我碰巧不喜歡它”，這樣你就避免了沙文主義。
喜歡就喜歡，不喜歡就算了，這只是你個人的事情。這就是《藝術》一劇中人們雖然同情馬克的憤怒，卻不贊成他的行為的原因。在倫敦的《感覺》藝術展中，有一件作品名叫《大一點的鐘表》，每隔60秒它就發出巨大而迴蕩不止的聲音，就像一扇牢房裡的門“砰”地被關上時發出的響聲。這件作品掛在賣入場券和目錄單的門廳里，賣票的是一個標準的“嬉皮士”，在畫廊里賣票的十有八九是這類年輕人。我問他一整天坐在這兒隔60秒就要聽一次這種猶如關牢門一般的巨大聲響，會不會讓人感到每一次都要老一截呢?他瞪了我一眼，好像在說：“如果我抓住造這玩意的傢伙，我會掐死那個私生子。”而他真正的回答是：“是要老一截。”
對藝術家本人來講，哲學上怎么定義往往是次要的。安迪·沃霍爾也許沒有想到他正在把藝術的歷史引向終結。他只有一個小得多的野心：繼傑克遜·波洛克以後成為美國藝術之王。沃霍爾在他的回憶錄《波普主義》中曾講過一個故事，酷似《藝術》一劇的情節，很難相信劇作家列扎不知道這個故事。大約在1960年，有一天沃霍爾去拜訪朋友艾米爾·安東尼奧，後者剛得到一幅極簡派畫家弗蘭克·斯特拉的早期純黑色繪畫（等於說白布上只有一個黑塊），可是他當時心情非常糟。沃霍爾問其原委，安東尼奧說，在此之前有一個女鄰居進來看到了這幅畫，問那是什麼？當他告知是一幅畫時，她不禁捧腹大笑。那是一幅畫？她走過去往上面潑了一杯威士忌，將畫徹底毀了。就在這時，電話鈴響了，巧得很，正是斯特拉，安東尼奧沮喪地將其作品剛才的遭遇告訴了他。斯特拉說，別愁，他將為安東尼奧再作一幅，跟那幅一模一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