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簡介
郁達夫在日本留學十年。從1914年考入東京舊制“一高”預科，到1922年東京帝大經濟學科畢業，他不僅耳濡目染了匯集東西方文化、五光十色的“大正文化”，同時也飽嘗了海外遊子受歧視的辛酸和孤獨的痛苦。他的早期作品是這種社會背景下的產物，作者通過表現主人公的壓抑感到遺憾和病態心理，表現出了一種渴望獲得個性解放的願望，喊出“五四”前後中國青年的苦悶之聲，呼籲社會尊重人的價值。郁達夫感傷情調的積極意味
這種積極的意味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郁達夫的頹廢以及這種頹廢的具體表現——性苦悶，不僅是一己的感受，而且是作為一個社會問題提出來的。這種頹廢和性苦悶，是當時青年的普遍心態，郁達夫則以自己的感受，集中地表現了這種“時代病”，從而將一個尖銳的問題提到了歷史與社會面前，所以，具有積極性。第二，郁達夫的感傷、頹廢包含著對封建舊道德的自覺的挑戰。正如郭沫若在《郁達夫》中所說：“他那大膽的自我暴露，對於深藏在千年萬年的背甲里的士大夫的虛偽，完全是一種暴風雨式的閃擊，把一些假道學，假才子們要驚得至於狂怒了。為什麼？就因為這樣露骨的真率，使他們感受著作假的困難。”
相關資料
活在世上，總要做些事情，但是被高等教育割勢後的我這零餘者，教我能夠做些什麼?郁達夫：《寫完了〈蔦蘿集〉的最後一篇》，見《蔦蘿集》，上海：泰東書局。
郁達夫有意或無意之間，用了19世紀俄國文學史上最重要的一個意象——“零餘者”（SuperfluousMan）。這個名詞首見於屠格涅夫的小說《零餘者的日記》，該作品也是一針見血，刻繪出19世紀俄國知識分子的心情：他們和政治脫了節，對於社會現實（農奴）有沉重的罪惡感，但他們能做些什麼?大多數的人在沙龍里喝酒，談黑格爾，也是同樣地自暴自棄，頹廢度日，後來，終於有些年輕知識分子掙出了“零餘者”的牢籠，要改變政治和社會現實，於是變成了“虛無黨”的恐怖分子，或參加所謂“人民主義”（Populism）運動，到農村去為農民服務。早期的列寧，就深受這種氣氛的影響。
郁達夫的自我懺悔，反映出20世紀初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相似的現象。郁達夫和所有其他的知識分子，皆困擾於同一個問題：人活在世上，總要做些事情，但是到底能夠做些什麼?
回顧歷史上的中國知識分子，這種“疏離”的現象，並不完全存在，因為“學而優則仕”，考試制度為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搭好了一座溝通政治與社會的橋樑。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問題，不是“能做些什麼”，而是“怎樣做”。在平常時期，他們常彷徨於“忠孝難兩全”的困境；在非常時期，他們徘徊於“仕與不仕”的選擇。五代的馮道，可以從容不迫地事十主，而宋末的文天祥，卻以遺臣盡前朝，為“正氣”而死。知識分子必須在社會上“做些事情”，對國家文化盡責，這是中國兩千年來的傳統，所以才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及“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等名句。西方各國，也有這樣的傳統，法國“文人”至今仍不離薩特所謂的“Engagement”（承擔精神），對人生如此，對社會文化更是如此。
20世紀的中國，政治上動盪不安，早期軍閥割據，使得大部分知識分子與政治脫了節，“五四”後大批文人由北京湧入上海，大半也是這個原因。於是，在十里洋場，租界仍未撤除的上海，這些文人能夠做些什麼?古代受了教育幾乎就等於可以做官，1905年，廢除科舉制度後，知識分子已不再有制度上的橋樑，於是，教育非但沒有帶來“權力”，卻使受過教育的人感到“割勢”，其所割之“勢”，豈非中國兩千年傳統所遺留下來的政治之“勢”?
從事文學寫作，對於古代的士大夫階級，是一種業餘的消遣，或是在異族統治下不得已之舉（如元朝之戲曲小說），但在20世紀初期的中國，寫作不但成了“正業”，而且成了知識分子僅有的少數職業之一。知識分子當然可以教書，也有不少“文人”在大學裡兼教職，但學院畢竟是一座象牙塔，適值多事之秋，不少“悲天憫人”之士，不願意逃避在書堆里，而且，正逢“五四”思潮鼎盛之時，不少人想以小說、雜文來改革社會風氣，介紹西方文化的新潮流。魯迅由廈門、廣州跑回上海，棄教鞭而從筆桿，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在許多自暴自棄、自哀自慚的外表遮蔽下，也藏有不少為知識分子應有的職責所困擾的“有心人”，郁達夫就是其中之一。他的酗酒、玩女人、性變態，大部分是自相誇飾的幌子，他頹廢的面具，蓋不住一顆赤誠之心，在上面提到的同一篇短文中，他又寫道：我若要辭絕虛偽的罪惡，我只好赤裸裸地把我的心境寫出來。世人若罵我以死作招牌，我肯承認的，世人若罵我意志薄弱，我也肯承認的，罵我無恥，罵我發牢騷，都不要緊，我只求世人不說我對自家的思想取虛偽的態度就對了，我只求世人能夠了解我內心的苦悶就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