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湖沔陽洲，十年九不收。”每年夏天發大水，出外逃荒的人成群結隊。父親蔣方洲肩頭的籮筐一頭挑著年僅半歲的蔣桂英，一頭挑著鍋碗瓢盆，帶領全家沿鐵路往南方乞討。父母會點民間工藝，用竹子和紙做些小玩意，合起來像扇子，打開像朵花，插在稻草棒上，招惹好奇的小孩子們。哥哥蔣再興用糖糊畫出各種圖案出售補貼家用，而大蔣桂英8歲的姐姐蔣再英則跟著湖南難民曹師傅學賣唱，擔起全家生活的重任。
1944年乞討到湖南芷江，逃荒途中生下的弟弟死於瘟疫，蔣再英得了天花，臨終囑託妹妹接下肩上的重任。於是，8歲的蔣桂英頂替姐姐打三棒鼓，唱小曲乞討。
乞討到貴州，父親死於爛瘡。進入昆明不到一年，全國解放。賣唱被禁，14歲的蔣桂英進入文藝社，第一次站在台上展示歌喉，第一次有了“演員”的喜悅和自豪。
1950年底，儘管文藝社的葉連長不願失去一根台柱子百般挽留，思鄉心切的蔣桂英還是隨母親哥嫂及小侄兒乘敞篷車回到天門老家。全家出門逃荒的8口人，有5人死於異鄉。
把湖北民歌唱到全國
蔣桂英回鄉後進了國小讀二年級。她不會種田，栽秧常被人“困籠”，遇上“牛螞蟥”就心驚肉跳。她特別懷念文藝社簡陋的舞台，常常暗自嘆息農村埋沒了一副好嗓子。她嚮往到城市去，圓她的唱歌夢。
1953年4月，蔣桂英終於盼來了幸運之神。湖北省民間音樂舞蹈曲藝會演前夕，中央民間音樂調查團的靜儀、省里的彭南在區文化幹事孫其康的引領下，來到蔣桂英家裡，問了情況，聽了試唱，三人一致同意她參加會演。
蔣桂英由區唱到縣，再唱到省里。領導、專家一致認為她年輕，“本錢好”，有發展前途，決定留下她。那時家裡很窮，幾個人合蓋一床被子，家人想方設法湊了2萬塊（現2元），找分得地主浮財的村人買了一床舊線毯，上穿大襟紅衣，下穿藍褲，拎著僅裝一件換洗衣服的小木箱，走進位於勝利飯店附近的中南人民廣播電台，成為正在籌備的中南廣播樂團的儲備歌手，與音樂編輯陳一苹和賀之圭兩位大姐同居一室。蔣桂英被送到業餘幹部學校學習國中文化。她十分珍惜來之不易的機會，遇上早晨6時到8時的課，就5時起床，由宿舍走到江漢路去上課。她學習十分勤奮刻苦。8時下課後，又趕回電台配合陳一苹、賀之圭整理她的唱段。她倆常抽空教她樂理。偶爾演出唱唱革命歌曲《王大媽愛和平》、《桂花開放幸福來》等等。那時到處演出沒有專車接送，公共汽車就幾條線路，完全靠步行，常常深更半夜才走回宿舍。
1954年，湖北省戲曲會演，蔣桂英“客串”演唱《放風箏》，頗受領導讚賞，被借到武漢市工人文化服務隊，唱遍武漢的建築工地。她腦子裡的曲子多，“舊瓶裝新酒”，看到什麼唱什麼。這正是武漢人民抗擊特大洪水的一年，蔣桂英在張公堤上參加挑土築堤，一聲吆喝：“休息一會，我給大家唱歌。”圈子一圍就唱起來。一天要唱十幾場，名氣在防汛大軍里傳開了，都知道有個小姑娘的歌唱得好聽，收工時，常有人攔著她不唱不讓走。她說嗓子啞了，大夥說啞了我們也愛聽。蔣桂英懷著翻身感、光榮感拚命唱，結果把嗓子唱啞了。
1955年被電台領導接回，因廣播樂團成立不起來，蔣桂英被調到礄口工人文化宮輔導民眾業餘文化活動。她渴望繼續深造，龔館長是搞音樂的，十分支持。幸運之神再次降臨，1956年中南音專（現武漢音樂學院）向工農子弟開門，接受了僅有國中文化的蔣桂英報考。別的考生也有嗓子好的，卻比不上會唱很多民歌的蔣桂英有特色。負責招生的林路、楊匡民等決定將蔣桂英作特殊人才招進，當研究生，邊學習，邊研究。童年的不幸經歷給蔣桂英帶來了幸運。
進入音樂殿堂後，蔣桂英師從徐厚雄學鋼琴，跟葉素學聲樂，聽廖寶生和張玉梅的和聲樂理課，接受正規化系統訓練。同時去外地採風，博取眾家之長，使她的藝術實踐升華到一個新的高度。她純樸、甜美、清純的風格和敘事性特色的演唱，顯示出繼承傳統文化標新立異的特殊價值。
1958年，蔣桂英與陳登州（曲藝）、付鳳蘭（小曲）一同進京參加全國民間音樂曲藝會演。蔣桂英的民歌進入懷仁堂匯報演出，雖然服裝不漂亮，化妝缺乏技巧，但她演唱的《回娘家》、《火燒粑》具有濃郁的湖北民歌特色,清悅甜潤的嗓音讓京城觀眾耳目一新。她像一朵燦爛的禮花開放在北京的上空。周總理接見時聽說她是研究生,吃了一驚，鼓勵說：“不錯，要好好學習，努力工作。”1960年夏，毛主席在武漢聽她演唱《幸福歌》後說：“你唱的湖北民歌《幸福歌》很好聽，很像湖南的花鼓調咧。”
懷仁堂一鳴驚人後，蔣桂英多次被評為先進工作者、優秀黨員，出席了全國文教衛群英會，出席了黨的第十一屆全國代表大會，被譽為“人民的歌手”。
邁進藝術家行列
文化大革命中，蔣桂英被打成“三名三高”人物遭批鬥，把她整理的曲譜和幾件布拉吉抄去辦了個“貧農的女兒現在的蔣桂英”展覽，說她“修了”。讓她最痛心的是，唱八仙過海之一的《韓湘子》和《反照花台》兩首優美的曲譜散失，無法流傳下來。她還差一點遭受滅頂之災。20世紀60年代初期，毛主席與江青來武漢住在東湖梨園，蔣桂英隨幾位演員去陪舞。因見到江青的一身穿著十分反感，心直口快的她跟本團同去的鮑某和另一位同事說：“我對江青印象不好。”文革中，那同事頂不住“大揭發”的風向，要蔣桂英趕緊“主動”交代說過的那句話。蔣桂英找到軍代表家裡，軍代表說：“誰對誰都會有個印象，這算啥事？交代什麼？人家揭發，你就說沒說嘛！”沒有軍代表和鮑某的保護，蔣桂英必成“文革”犧牲品。
1976年撥亂反正，蔣桂英當上了“省歌”的副團長，4年後升任為團長。1983年，在文藝界改革的聲浪中，市說唱團解散，“省歌”四分五裂，也面臨解散的威脅。蔣桂英和班子成員有膽有識，決定把隨州曾侯乙墓出土的罕世文物編鐘搬上舞台。文化廳僅僅給了五萬元經費，並在契約中規定，做成了錢不用還，做不好扣承包負責人的工資。而此時的蔣桂英正處於最困難的時期，她和愛人，除去每月給婆婆必寄的15元生活費，剩下的要對付五口人（兩個孩子一個保姆）的生活，連買一棵白菜也要猶豫。為了“省歌”能生存下去，蔣桂英和同仁勇敢地承擔了風險。
當年5月，集楚聲、楚韻、楚風、湖北民歌、小曲、曲藝綜合藝術之大成的《編鐘樂舞》，在湖北劇場首次亮相，艷驚四座。為尋求推向全國的機會，請來北京4位專家審查節目，專家大為震撼，積極疏通渠道，使《編鐘樂舞》獲得進京獻禮演出的機會。名不見經傳的《編鐘樂舞》一炮走紅，聲震京城，一連演出20多場，幾年內在國內外共演出500多場，創造了歌舞劇的奇蹟，也挽救了“省歌”。蔣桂英由此從一個出類拔萃的民歌演唱家邁進成熟藝術家行列。實現了這一輝煌後，1990年，蔣桂英從團長位子上退下來。
蔣桂英當年會唱近百首民歌、小曲、小調,文化大革命“破四舊”讓她收集的許多優美民間曲譜遺失,如今手上僅存二三十首新老民歌資料。這是她最感惋惜的事。已年過七十的蔣桂英，身體狀況較差，卻仍然活躍在歌唱領域。許多學聲樂的學生找上門學藝，蔣桂英熱心收徒。她希望自己的藝術生命能在新人身上延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