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名的悲哀
高考事件
在當年的高考中，她把對目前教育制度和高考制度的不滿，寫在了各科試卷主觀題的空白處，並將自己的筆名“碎心飛魔”寫到密封線外，且所有試卷均用雙色筆答題，希望各科成績都被判為零分，以引起教育部門和社會的關注。結果她的文綜科目被判為零分，總分114分，她也因為這一事件成為2006年高考的新聞人物。
6月23日晚，班主任老師打電話到她家裡，蔣多多的母親接了電話，問是不是讓去看成績，班主任說不是，母親問出了什麼事情，老師說讓蔣多多第二天到學校去一趟。蔣多多最初的願望沒能實現，她一下子不知道該怎么辦，她懇求老師給她指條路，但老師也沒有更好的辦法。
高考違規以後，蔣多多成為媒體追逐的焦點
在06年高考中，南陽市八中高三學生蔣多多在所有科目考卷的答題區都寫滿了對教育制度的“抗議”，她還把自己的筆名“碎心飛魔”寫到密封線外，所有試卷用雙色筆來寫。她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各科成績為零，自己寫在試卷上的觀點引起社會重視，並最終因其中一科得零分而被媒體稱為“零分女生”。這位學生，是從怎樣“叛逆”學習軌道，走上違規過程的?
田野事件
7月8日，南陽市臥龍區王村鄉蔣莊村。
雨後的田野濕漉漉的，踩上去，露出一行深深的腳印。蔣多多和母親蹲在芝麻地里，吃力地薅草，被瘋長的麥苗和野草淹沒的芝麻苗，在她薅過的地方逐漸露出身影。上午9時的陽光炙熱。陽光下，她滿頭大汗，兩手泥漿。
“再不把麥苗和野草除去，就要撂荒了!”在一旁的蔣多多的母親無奈地說。
蔣多多家有15畝地，父親是位保險業務員，每天早出晚歸跑業務，無暇顧及田地。地里的收入只能供應一個孩子上學，他要努力掙錢，來供應另外兩個孩子的學費。家裡能下地的，只有她和母親。“這幾天，我們剛一下地，就有記者找到田頭，地里早該乾的活兒一點都沒幹。”多多的母親說。
事件影響
在鄉親眼裡，19歲的蔣多多已經成為村裡的名人。這個只有150多人的小村莊，因為多多的“叛逆”，每天都會有三四撥的記者前來光顧。但對於蔣多多來說，她並不在乎名人的虛名，她在乎的是她的思想能否得到表達。最初說出自己思想的時候，她的感覺是“特別痛快，因為以前自己的意見和思想沒人聽，現在全部說出來了”，但隨後在各種鏡頭面前，她已經開始有點不適應。“每個人來都要問我相同的話題，每天我都要重複好幾遍，過去每天只說20句話，現在把幾年的話都說完了。我現在特別煩。”蔣多多多少有點無奈地說。
除了媒體的關注以外，還有來自當地社會各界的關注。多多的學校和南陽市相關部門給她送來了不少的圖書和作業本，她收下了。而臥龍區教體局、婦聯、王村鄉政府給她送來的兩件衣服和500元錢，她哭著說什麼都不願意收，被硬留下以後，她逼著母親讓已經走出很遠的鄉政府的人冒雨回來，把錢拿走。“如果是精神上的鼓勵，我非常樂意接受，並且心存感激；但物質上的幫助，特別是直接送錢，讓人以為我這樣做就是為了貪圖名利，這是對我的侮辱，我不會接受。”蔣多多說。
對於自己的考試違規事件和媒體的關注，蔣多多認為對她來說是一個悲哀。“我的初衷是想通過考試違規引起相關部門和社會對高考的重視，讓他們主動下來調查情況，但我最初的願望沒有實現，現在以媒體的方式引起被動關注，我感到挺悲哀的!”蔣多多說。
違規壓力大
蔣多多的違規，顯然是有預謀的。她在學校的時候曾經向老師提過對高考的建議，但得到的卻是批評。她準備以自己的方式進行。從考試前一個月內看報紙的積累意見，到考試時用雙色筆答題、反順序四科倒寫近8000字的抨擊高考的文字，都按部就班地進行，那時候她似乎十分輕鬆。但考完以後，壓力就來了。
父母希望蔣多多能像姐姐一樣，通過努力考一所好大學來回報他們的辛苦。在這個只有兩名大學生的村子裡，父母的渴望是多么的強烈，這一點蔣多多非常清楚。在考試前，父親提出去陪她考試，但遭到了她的拒絕；雖然遭到拒絕，但父親第二天還是偷偷地去了，遠遠地躲在考場外看望她，希望她不會出現意外。
等所有考試結束以後，聽著別人的孩子都說今年題不是太難的議論，父親很想知道她考試的情況，才跟她見面問她考得怎么樣。但不管父親怎么問，她就是不回答，她只說“考上是不可能了，我自己自有打算”。
父親失望而歸。父親遠去的背影讓她壓力很大，她並不擔心來自社會的輿論壓力，她擔心的是回家以後如何面對父母。所以她不敢回家，想出去找份工作，來度過難熬的漫長的假期。
在學校的時候，蔣多多已經考慮到了這一點，為了實現自己的計畫，她開始偷偷地攢錢。父母每月只給她100元的生活費，勉強夠一個月的生活。但為了省錢，她每頓只吃一個包子，這樣下來了，她積攢了200多元錢，當作出門打工的路費。
填報志願結束的當天，她就坐車到了鄭州。到鄭州時已經是次日0時許，她給在鄭州上學的姐姐打電話，姐姐的手機關機，聯繫不上。她就在火車站廣場上遊蕩，直到聯繫上姐姐。在姐姐那裡，她向姐姐說了她的作為，並說她想出去打工。姐姐批評她的做法太幼稚，並勸說她一個人出去太危險，不讓她出去。但她並沒有聽取姐姐的勸說，第二天就去了山東菏澤。到菏澤時，已是次日1時許，她躲在火車站裡坐到天明。在車站裡，有不少人問她是乾什麼的，是不是想找工作，並表示願意幫助她。她都警惕地一言不答。
等到天明，她到菏澤市區到處尋找小廣告，希望找到一個合適的招聘信息，但這座上學時期她喜歡的城市，並沒給她帶來好運。沒有結果，錢也花得差不多了，她只好失望而歸。
“那一段特別無助，壓力特別大，老覺得對不起父母。好幾次連死的念頭都有了。”回憶當時的情形，蔣多多說。
終極叛逆
回到南陽以後，蔣多多不敢回家，十幾天中，白天整天在大街上毫無目的地轉悠，晚上就到親戚家借宿一晚。甚至有兩個晚上，她跑到南陽師院校園，準備在長明燈教室里度過一晚，但長明燈教室沒有開放，她只好到女生宿舍樓下，坐了兩整夜。
等待是漫長的，也是備受煎熬的，她擔心改卷老師不按違紀來處理，那樣等於白費了自己的冒險。她希望能夠早出處理結果。
6月23日晚，班主任老師打電話到她家裡，蔣多多的母親接了電話，問是不是讓去看成績，班主任說不是，母親問出了什麼事情，老師說讓蔣多多第二天到學校去一趟。在叔叔家的蔣多多接到母親的電話，她意識到應該是考試的事情終於有了結果。第二天8時許見到老師的時候，老師讓她在“考試違規處理決定書”上籤字。她問老師，為何只有一門“考試違規處理決定書”?老師說，你問那么多幹嗎，上級只給發了一門。蔣多多把自己在考場上故意違規的情況向老師做了說明，並說她本來是想全部得零分的，但沒想到是這樣的結果。老師批評她說，你寫這些幹啥，教育制度不是你所能改變的。
蔣多多最初的願望沒能實現，她一下子不知道該怎么辦，她懇求老師給她指條路，但老師也沒有更好的辦法。在回去的路上，弟弟對她的成績也十分失望。在弟弟眼裡，蔣多多是十分優秀的。在國小和國中階段，蔣多多每年都能得到好多獎狀，這也是弟弟十分佩服她的地方。事實也正是這樣。在多多家中，每當有記者來採訪時，多多母親就會拿出一疊燙金榮譽證書中夾雜的5張“三好學生”的獎狀，這5張獎狀分別是多多從1999年到2002年所得。
蔣多多仍然不敢回家，不敢對父母說，那種對父母的愧疚讓她無法自拔。
“我還是在報紙報導後才知道她考了零分。”蔣多多的母親蔣樹梅黯然地說。
“我們本來希望她考一個好學校。”蔣樹梅一邊整理被大家弄亂的獎狀，一邊對記者說，他們全家希望多多再複習一年，但之前多多在接受一家媒體採訪時說不打算複習了。“我和她爸又跟她講了幾次，她最後沒有反對!”
沉迷寫作
在蔣多多上學的歷程中，父母一直叮囑她要好好學習，一定要考上好學校，如果考不上好學校，她很可能像他們一樣，一輩子只能跟土地打交道。從國小到國中，蔣多多也一直很聽父母的話，期期得獎，即使上高中一、二年級時，她的成績在班級也能占到20多名。這讓父母滿懷希望。
但變化發生在高中二年級下半期。一個偶然的機會，她偷偷地寫了篇小說，讓姐姐看看，姐姐說寫得不錯，不如讓報社看看能不能發表。她們把小說寄了出去，一家報社竟然做了報導並發了一小段。這對她影響很大，她的興趣也完全轉移到寫作上了，並計畫出書。
“自習課、課間、飯後，特別是中午，在別人休息的時候，我卻趴在桌子上寫小說。中午兩個小時的休息時間，如果寫作的話，下午上課特別有精神，如果不寫，整個下午都昏昏欲睡。”蔣多多說，她寫的速度非常快，一天可以寫一萬字，寫的時候都是一遍寫成，很少修改。
她寫的小說有校園生活，有武俠小說，還有一部電視劇，但都沒有完成。她從來不喜歡看別人寫的小說，嫌它們都太長，也害怕看了別人的小說像穿上了小鞋一樣，使思維受到約束。
在蔣多多的心中，“寫作是件可好玩的事情”，所以一開始便一發不可收，《開學伊始》《天涼好個秋!》《魂斷北京城》《睡美人復仇記》《網中人》等，一部接一部地開始寫起來，到高中三年級時，她幾乎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寫作上，有時寫到激情處，心裡和腦海里想的全是寫作，全然忘記了學習。
在蔣多多家裡，她搬出厚厚一摞英語作業本，打開這些作業本，便出現密密麻麻的字跡，這些全是她的作品。記者數了數，有40本之多。據她講，大概有一百多萬字。這些作品，她讓同學看後有的誇她有才華，但卻被老師批為“亂七八糟看不懂的東西”。
寫作很明顯影響了她的成績，這讓她的母親十分擔憂，母親要求她高三時不要再寫了，她才有所收斂。但她並沒有放棄，臨近畢業時，她還有出書的計畫，但因為高考違規事件的發生，她決定推遲出書計畫。
她的決定似乎並不堅定，現在，她讓姐姐把她的小說悄悄列印出來，還把其中的一部分傳給了北京一家出版社，還希望別人幫助把自己的小說發到網上。對寫作的興趣，她似乎沒有止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