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沿革
很早以前有陳、戶兩姓人在此居住為業、故得名陳戶。董志，相傳此地原住董氏人家，為抵禦外患立志築起了城堡，故得名董志城，後演變為董志。
鄉情簡介
董志鄉位於甘肅慶陽西峰區董志原腹地，總面積140.40平方公里，耕地10.34萬畝。轄14個行政村，35605人。近年來逐步形成了“西煙、東果、沿路興企、畜牧並重”的新格局。糧食作物以小麥、玉米為主，經濟作物主要有果品、烤菸、黃花菜等。城鎮建設初具規模，百門程控電話全面開通，城郊型經濟逐步形成。沿吳鳳公路的鄉鎮企業開發區日臻完善。生產的複合肥、磚瓦、建材、針織品等產品遠銷區內外。
歷史源遠流長，旅遊景點主要有甘肅四大石窟之一的慶陽北石窟寺和小崆峒等。
董志鄉歷史
“董志”一詞見於史冊是在宋代。．《中國歷史地圖集·宋永興路軍》就標有“董志”。董志的由來有幾說：一說董志為人名、董志因董志者而得名。一說“相傳此地原住董氏人家，為為抵禦外患立志築起了城堡，故得名為董志”。此說亦有道理，歷史上以姓名命城堡寨村者甚多，但一般的組合形式為“姓+家+地貌特徵或設施特色”。如李家寺，王家窯，趙家灣，孫家坡、巴家咀、劉家店等等。至於志的解釋就顯得附會，誰家築城修堡是無“志”而為呢，另一說是宋時慶州有個有作為的州官，．為監督克勉自己的施政行為，便在寧、原、慶臨界的慶州境地樹立刻有“董志”的銘碑，後遂演變為地名董志。今析亦不無道理。《辭海。》云：董者，監督也；志者，志向、意志也。《詩經·大禹謨》和《關睢序》中的“董之用威”、“在心為志”就是這個意思。由此推斷在治地界首樹碑克勉自己，其用心也是良苦的。但此時的董志乃為鄉間小寨，在地域上歸屬，於彭原。宋時還新興了寧州境地的水昌鎮(今太昌)。今董志原也因政區所限易名為二，董志以北者曰“彭原”，以南者為“永昌原”。這個稱謂一直沿續到清初。故乾隆《慶陽府志·山川》曰：“彭原在府城南九十里，其原廣褻約六．十里”，並未包括今和盛：太昌、新莊等地。金統治期間，永昌鎮易名“大昌鎮”，永昌原亦即變為“大昌原”了。歷史上著名以少勝多的光輝戰例一金蒙大戰太昌原--就在這裡進行。金哀公正大五年(1128)，“進入陝西的蒙古軍隊就已接近涇原路的涇川，進占慶陽南端的戰略要地大昌原，從而截斷了金朝供給慶陽的糧道18。”次年，“蒙古兵入慶陽界”，輕而易舉地襲陷了慶陽府，南北相連，給金造成了極大威脅。金“遣使送羊酒幣帛於蒙古兵以乞緩師請和”。屈辱求和的外交失敗把金推上了武裝抗爭的高潮，決計把抗蒙前線的軍事重鎮慶陽府奪回來。正大七年正月，“伊利布哈遇蒙古兵於大昌原，以完顏陳和尚的忠孝軍為前鋒，僅四百騎破蒙古八千人”，迫使蒙古兵自今董志鄉潰逃北去，“於是解慶陽圍19”。《甘肅古代史》云：“大昌原之戰是蒙金戰爭中金朝取得的一次重大勝利，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整個蒙金戰局的發展，延緩了金朝滅亡的進程”。元明時董志沿襲金名
洪武二年(1369)五月，徐達下慶陽時，就曾在彭原數次陳兵布陣同元慶陽守將張良臣進行過殊死的戰鬥。當時，張良臣據慶陽偽降復叛，徐達調集諸軍，三面夾擊，合圍慶城時，就曾“以參隨王敬祖將兵守彭原”，後“又遣指揮葉石真守彭原”；馮宗異的精銳“西臨驛馬關，去慶陽三十里而軍二十”。當時的史典未曾把彭原記為董志。同時，明末李自成率農軍在董志一帶往返轉戰數年，史書連一些並不出名的地名都歷歷在典。唯獨找不見“董志”二字。可見當時董志還是個關梁小寨，因而董志稱謂尚未形成，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慶陽府“參政江尚寧築董志堡”後，董志才開始發達。董志見於史冊是在清代
相傳清代有個頗有見識的“叫花子”(-‘說為化緣布施的和尚)，從古城西安出發，分別在秦川、董志及環縣曲子河灣週遊乞討，並以三地所得食物的好壞和鄉人的厚道程度得出了一個實用真理--八百里秦川不如董志原邊，董志邊不如曲子河灣。並在各地傳言，從而使董志聲名大柞。其實這位花子只是對董志的知名度傳播有功，並沒有也不可能解釋董志原因董志而得名的歷史原由。清初至乾隆年間，由於“國家承平百餘年，生靈日繁”加上原面道路開通，且據交通要道的董志堡已築有城廓，發展為“四達通途，貿易輻輳之地21”進而成為原面中心的第一個重鎮，立有“鄉市”和官方管理機構，亦為鹽商薈萃之地，於是，董志原的名稱便相應而生，人們習慣地把董志周圍原面稱為董志原。乾隆《慶陽府志·疆域》也第，一次出現“董志原”的記載，並雲其四至：“西至何家畔(不是今合水的何家畔)二十里交鎮原縣界，南至李家城三不同三十五，里交寧州界，東至齊家東莊七十里，北至司官寨五里，東北至羅寺四十里，東南至秦紅嘴五十里，西北至孫家溝十五里，均交安化，且陌地界，西南至何家畔二十五里交鎮原縣界”。尚需指出的是，此時的董志原只轄今董志原的北半部，其南部仍曰“泰昌原”或“太昌原”。
清道光年間，董志鄉人煙已相當稠密，原面村落密布，堡寨林立，董志已成為原面中心“四達通沖，貿易輻輳”的交通紐帶和商貿中心，官方在此置有“巡司”、派有“把總”等。
董志鄉載入國家級典籍，及其內涵的擴大和域址的延伸則是清同治以後的事了。同治年間，清廷政治腐敗，經濟衰落，於是採取“分而治之”的反動策略，“袒漢抑回”，導致了為時十餘年的陝甘回民大起義。董志作為回軍起義重要根據地之一，從而為《清史稿》、《中國歷史大事編年》、《民國叢書》及地方史志所記載。從同治五年(1866)九月陝甘回軍全股雲集，從華亭一線長驅直入“乘勝沖奔董志”，到同治八年(1869)三月左宗棠重兵合圍，回軍“乘夜攜眷潛遁”。四年間，回軍“十八大營”司令部就駐在董志。《民國叢書·左文襄公在西北》載；“董志原在馬蓮河西岸，縱一百五十里，橫二百八十里，扼陝甘兩省關鍵”。起義的目擊者邑人惠登甲在《慶防紀略》中云：當時董志原“北至驛馬，南至寧州邱家寨，西至鎮原之蕭鎮，東至合水屬西華池，延袤三四百里遙相聯屬”，皆為義軍雄據。此後，回軍以董志、金積堡為據，四處轉戰，基本控制了隴東、寧夏一帶。由於宮軍數年追剿，濫殺無辜，以及尖銳朗階級對立在“種族衝突”的帷幔丁交織進行，致使冤冤相報，仇殺多起，加上天災狼禍25，慶陽人民瀕臨滅頂之災，不少地方破壁殘垣，回漢同盡，實為有史以來所罕見，而董志就是這一悲劇和慘案的歷史見證之一．
亂後，平慶道台魏光壽來到慶陽，時“郡城一帶杳無人跡，城內荒草成林，骨骸堆積，奇禽猛獸相聚為藪，滿目慘狀，一派淒景。原來繁華的郡城重地，“時有一二挹遺民，居住在岩穴，採食草籽，形類鬼魅．忽見有人尋蹤，以為賊至，望即狂奔，遍及詢問，不但不知賊耗，亦不辯年月”。勇丁廣搜細尋，城內3000餘戶，只殘存百十人入城。鑒此，總督左宗棠便設“善後局”於董志，並以慶陽“城郭皆一片荒丘”，近郊絕無人煙，而董志、西峰“尤為安化重鎮”，遺民倖存者較多，加上“董志地勢寥廓”，土地肥美平坦，位置適中，“添設官僚以資鎮撫" 。於是奏準在棟志設立“縣丞”，並“割安化西南六里糧稅歸丞徵收，每考撥進文武庠生二名入董志鄉學”。從而使董志由原來只一名．增加到一名縣丞、二名鄉學，一名訓導。這就是歷史上的“董志置縣”或曰“置安化分縣”。從此以後，劫後餘生的慶陽人民，又斬棘草，立茅舍，引火種，圈地塊。種五穀，在董志原的黃土地上開、始了新的．勞動生息。
然而，同治回事也在董志後裔們心中投下了難忘的陰影，因而當年要在“十八大營”的舊地再建新居，這對“十僅存一”的董志遺民是何等的艱難。他們的心理創傷在短期內難以癒合的。加上距董志十里之遙的西蜂，同治年間築建了規模較大的“老城”，有“控鎮蕭關，襟帶秦嶺”的堅固城防設施，：且臨近溝頭，取水方便，其地夜水位也高於董志數米，加上地處原面中心，交通要道，因此當年的原民都樂於定居於此，商旅鹽客也樂於在此立業，從而使西峰的城鎮防護功能和商貿輻射能力增強。隨著居住人數的增多和各項事業的發展，西峰便逐漸代替了董志的城鎮地位。儘管清末官方還注意董志的發達，如同治十二年於董志“舊堡北三里築城，……周三百九十六丈二尺”，且置炮台14、城樓4座；東曰啟曦、南曰延熏、西曰迎爽、北曰拱辰，城外開有深溝寬壕。光緒年間艾置“董志義學”，在董志分縣治東設立“彭陽書院”、“董志初等國小堂”“縣立第三兩等國小校”。同時，還立“廨署”、築“倉廒”、設“巡檢28”等，都未能從根本上阻止董志的蕭落和西峰的興起．民國五年，隴東鎮守張兆鉀修筑西峰嚴普城”，周長12里，成為董志原士農工商的薈萃重地。民國二十五年，甘肅省第三行政督察專員公暑施治於此。從此，西峰方為慶陽的中心市鎮，以至發展為今天全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這大抵是西峰能成為地區所在地，董志至今仍為鄉間小鎮的自然環境條件和社會歷史原因。
董志鄉域址的擴大
董志鄉作為一個政治經濟的地理概念，是建國後才逐涉形成的。最初出現在地質地貌普查，水土保持研究、農業區劃等專業資料之中。隨之，才進入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1986年行署統計局《慶陽地區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資料彙編·十二條大原基本情況》中的董志原，就是指北界党家崾峴，南臨涇水，東接馬蓮河，西連蒲河的跨越政區、囊括社會發展的政治經濟地理概念。綜上所述，董志鄉有著它流長的淵源和悲壯的過去，也一定會有光輝的前程和燦爛的未來，人們期待著董志鄉的黃土地在“重建隴東糧倉”的系統工程中有新的奮進和騰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