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其父董雲濱早年追隨孫中山投身革命，是中國同盟會會員，曾任革命軍獨立團團長、當時還與劉伯承同為熊克武部下的團長，也當過達縣縣長。1927年蔣介石叛變後，董雲濱不甘與其同流合污，遂辭去官職，在武漢開辦桔精廠養家。解放後曾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參事室參事。董啟文的母親王兆英出生於書香門第，是個賢惠的家庭婦女，協助董雲濱工作，積極參加民主革命活動。劉伯承決意投奔共產黨，約董雲濱同行。董雲賓談到自己的顧慮：“我已是三男二女的父親，只有請你先行，我隨後找機會跟來。萬一我今後不能跟你們一起鬧革命，也一定把兒女們培養成人，跟隨你們去鬧革命”。董雲濱與王兆英的八個子女（五男三女）先後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其中有七個是共產黨員，一個是共青團員（早逝）。長女董啟翔，則是八姐弟參加革命的帶頭人。
董雲濱頗懂“溫飽養懦夫，飢勞煉能人”的道理。1925年，全家遷居武漢。在董啟文12歲時，便把他和二弟董啟強送到武漢貧兒院，提糞、種菜，自食其力，體驗人間的“飢勞”。董啟文在武漢上國小、中學，親眼目睹北伐革命軍攻占武昌城、趕走北洋軍閥吳佩孚，受到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勝利的影響。他參加兒童團，唱革命歌曲，宣傳革命。1927年7月15日之後武漢清黨後，他又目睹了國民黨反動派鎮壓工農運動，逮捕和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者、武漢街頭血流成河。1931年，董啟文與二弟又被送到黃埔軍校武漢分校騎兵科少童班當學兵，進行摔打磨練。
1932年，董啟文赴北平在中華中學入高中三年級。其長姐董啟翔當時在北平中國大學讀生物系，秘密擔任共青團北平區委書記。董啟文加入了共產黨領導的外圍民眾組織“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進一步接受革命影響。1933年1月，紀念“一·二八”上海抗戰一周年時，他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此後，他秘密閱讀了一些馬列著作，社會科學，革命文學書籍和黨的秘密刊物，積極參加學生運動，秘密書寫革命標語，散發革命傳單，到門頭溝煤礦工人中進行抗日救亡宣傳，募捐活動，逐漸走上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受到階級教育和革命鬥爭實踐的鍛鍊。入讀北平中國大學後，1933年5月董啟文化名趙幼雲，與二弟赴張家口參加愛國將領馮玉祥、吉鴻昌、方振武領導的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轉戰於長城內外抵抗日寇侵略。在攻克多倫等戰役中，他率領全排勇敢殺敵，卓立戰功。1933年7月，他經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中的中共黨組織批准，在火線上成為中共正式黨員。1933年9月底，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在日軍和國民黨蔣介石的夾擊下失敗。同時，國民黨反動派鎮壓學生抗日救亡運動，中共北平地下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董啟文與黨組織失去聯繫，被迫隱蔽黨員身份，暫回成都，尋找組織關係。
1934年夏，董啟文與二弟在四川省使用合法身份，考入南京國民黨政府軍政部學兵總隊化學兵隊（化學兵學校）。董啟文除了學習現代化軍事技術，還積極學習英文、德文，在化學兵學校廣交朋友，團結了一批進步青年學生。1935年初，他聯合進步同學，如四川籍的傅狂波（建國後任解放軍炮兵7師副師長）、劉光沛、二弟董啟強等，創建並領導了秘密革命組織“讀書會”，學習馬克思主義，閱讀艾思奇的《大眾哲學》、魯迅和蘇聯作家的作品、鄒韜奮主編的《生活周刊》，分析時局，傳播革命思想，繼續多方尋找黨的組織。1936年，終於同中國共產黨浙南臨時革命委員會（簡稱浙南委員會）接上了關係。浙南委員會在書記葉挺鵬領導下，在溫州的瑞（安）平（陽）邊形成了縱橫幾十公里的秘密工作地區。中共浙南委員會要求董啟文從化學兵學校進步學生中派一批青年軍事幹部，到浙南參見游擊戰爭。董啟文在化學兵學校學習了現代軍事，又參加過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的長城抗戰，但沒有參加過游擊戰。而董啟文沒有任何猶豫，認為這是為黨為工作的好機會，立刻開始組織工作。1936年5月的一個星期日，由董啟文率領8名同志，借假日外出旅遊的機會，成功地從南京化學兵學校開了“小差”，化裝到達上海。這時，中共浙南委員會與中共上海特科接上了組織關係，受到中共駐滬代表馮雪峰的肯定。上海的黨組織安排董啟文、傅狂波、張熾昌、王太然等四位同志赴浙南參加紅軍游擊隊，安排另外四位同志（包括二弟董啟強）赴陝北參加革命。這么做也有一個原因是赴延安的路費不足，只能送4個人先走，其他人去浙南先參加紅軍游擊隊。
董啟文、傅狂波、張熾昌、王太然等四位青年軍事幹部到達浙南後，即被派往溫州以南的平陽、瑞安縣邊緣山區（簡稱“平瑞邊”），與葉挺鵬、黃先河、鄭海嘯等中共浙南委員會等同志一起組織農民民眾，開展武裝鬥爭，創建平瑞邊紅軍游擊隊。董啟文擔任了中共浙南委員會副書記、軍委副主席，負責平瑞邊紅軍游擊隊作戰指揮。平陽縣北港一帶是這支平瑞邊紅軍游擊隊的主要游擊根據地，國民黨的北港區政府及保全團一個連130餘人盤踞在北港區水頭鎮，與游擊隊為敵。偽區長樓鐘聲是地方上的封建惡霸，上任數月，橫徵暴斂，瘋狂“剿共”，殘酷報復、殺害共產黨員和被俘紅軍戰士及無辜農民與青年學生等100多人。人民民眾對此切齒痛恨，稱他為“殺人魔王”。然而，紅軍游擊隊只有40多人，槍枝不齊，彈藥缺乏，保全團對它威脅甚大。因此，浙南委員會決定拔除偽區政府這顆“釘子”，消滅這支反動武裝，嚴懲首惡樓鐘聲。這是一次關鍵的戰鬥，由中共浙南臨委書記葉挺鵬，副書記董啟文，特委委員組織部長何畏（黃先河）及平陽縣委書記鄭海嘯等領導人進行了周密的分析策劃，考慮到敵強我弱力量懸殊的情況下，必須充分發揮游擊戰術的打法，聲東擊西，牽制敵人，出其不意，突然襲擊。1937年1月的一天夜晚，在董啟文的統一指揮下，平瑞邊紅軍游擊隊和赤衛隊共70餘人分兵兩路，向水頭鎮偽區公所進軍。紅軍戰士每人頭圍白毛巾做識別標誌。董啟文直接指揮的一個分隊，由熟悉當地情況的平陽縣委書記鄭海嘯作嚮導。夜11時，部隊到達水頭鎮近郊三橋頭。游擊隊戰士按照董啟文的部署，分成四路戰鬥隊形，跟隨鄭海嘯在稻田中匍匐前進，鏇即到達偽區公所的石砌後牆。“殺人魔王”樓鐘聲懼怕紅軍游擊隊的襲擊，事先在石砌後牆裡，又修了一道後門，高約兩米，寬一米，還裝上了木板門。鄭海嘯悄悄告訴董啟文說：“這就是樓鐘聲的臥室，這扇門是樓鐘聲準備在緊急關頭逃命的暗道。”這時，另一路紅軍游擊隊員已在敵區保衛團的前門打響，董啟文立即舉槍響樓鐘聲臥室後面的木板門猛烈射擊，緊接著紅軍的四個戰鬥小組蜂擁破門而入，董啟文敏捷地向正在持槍頑抗的樓鐘聲射出了仇恨的子彈，擊斃了這個“殺人魔王”。這次戰鬥，半個小時就結束了，俘敵官兵40餘人，繳獲敵人的全部槍枝彈藥，大振了游擊隊士氣軍威。
樓鐘聲被紅軍擊斃的訊息迅速傳遍了水頭鎮。一批又一批民眾團團圍住紅軍游擊隊，讚揚紅軍戰士為民除害。在董啟文率領紅軍戰士撤出水頭鎮時，許多民眾幫助紅軍在全鎮各處張貼抗日救國綱領的布告，紅軍保護工商業的布告，以及紅軍宣布樓鐘聲的罪行和宣判死刑的布告。
接著，董啟文又率部粉碎了當地的王粹雅股匪，奇襲了宜山岔宮的保衛團，影響較大。從此，浙南遊擊區的形式大有好轉，武裝力量迅速擴大。此時，董啟文擔任平瑞邊區紅軍的司令員。這之後，他們與浙南蘇區主力紅軍武裝配合，連續襲擊敵人獲勝，進一步鞏固並發展了浙南遊擊根據地。
人物經歷
1936年8月，中共浙南臨時革命委員會與中共浙南特委接上關係，接受浙南特委領導。浙南特委與由此與上海特科及黨中央接上關係。平瑞邊區紅軍游擊隊也成為浙南紅軍的一部分。
1937年5月7日，吳毓、董啟文、陳鐵軍等三人奉中共閩浙邊臨時省委的指示，代表浙南紅軍游擊隊與國民黨閩浙皖贛四省主任公署劉建緒的代表鄧訒，在山門疇溪國小（現為山門國小）舉行第一次和平談判，與國民黨當局意圖吞併我浙南紅軍部隊的陰謀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吳毓為談判負責人，董啟文是以參謀身份頂替浙南特委書記龍躍出任談判代表。1937年“七七”事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全國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開始了第二次國共合作，在全國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時，董啟文奉黨組織命令離開浙南蘇區，經上海奔赴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一同從南京軍政部學兵總隊奔赴浙南紅軍的傅狂波留了下來，隨浙南紅軍編入新四軍，任第2支隊新3團參謀長，新四軍第6師16旅46團參謀長、團長。解放戰爭時期在華野特種兵縱隊。而董啟文在延安學習工作八年之久，渡過了整個抗戰時期。
他首先入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第三期二大隊四隊學習。四隊是培訓紅軍領導幹部的高級幹部隊，（簡稱“上乾隊”）。黨組織決定從四隊畢業學員中選拔一批優秀幹部充實，加強抗大的教學力量。董啟文畢業後留在抗大任教。1938年4月，抗大四期四大隊在延河之濱的清涼山成立。董啟文被調到四大隊六隊（女學員隊）任政治軍事教員。1938年冬，又調他到延安東郊柳樹甸的抗大五期職工大隊任政治軍事教員。與此同時，他還通過在上海、南京、浙江、武漢、四川等地的社會關係，動員大量進步青年投奔延安參加革命，到抗大、陝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學習，後來這些同志成為各條戰線上黨的中堅幹部。當時，董啟文與二弟董啟強、二妹董啟綱、三弟董啟勛、四弟董啟昭都在延安投身革命，以“延安五董”之稱在當時傳為美談；他們的大姐董啟祥在皖南新四軍軍部工作。
董啟文到抗大任教後，在實際工作鍛鍊中不斷進步，很快適應教學要求，成為一名政治、軍事理論兼備而顯露才華的教師。他克服困難，相繼開講全部四門政治主課和部分軍事課程，擔負了極為繁重的教學任務。他不畏艱辛，刻苦鑽研，深入學員中調查研究，虛心向老教師請教，與同事切磋，注意總結經驗教訓，突出理論聯繫實際，提綱挈領，深入淺出，生動活潑地講課，耐心細緻的輔導，收到良好的教學效果，很受學員歡迎，也得到當時著名革命前輩學者張慶孚，劉鼎，艾思奇，王學文，張如心等人的好評。他還受到隊部，大隊部的表揚，並於1938年底被評選為黨的積極分子、優秀教員、出席抗大全校黨的積極分子代表大會，受到學校的表彰。
這時，董啟文只有24歲，風華正茂，體格健壯，氣宇軒昂，一對深邃的眼睛放射著透人心扉的親切光芒。他經常參加體育鍛鍊。在青少年時代，每天早上5時起床，堅持跑步，翻雙槓，同在延安的弟弟妹妹們打網球。在陝北，夏天，他暢遊延河，冬天在延河上溜冰，甚至在冰窟窿里洗澡。他馳聘球場，是抗大籃球校隊的一員猛將，他還熟練的掌握了田徑，馬術運動技能。當時的延安，是青年人的世界，由於董啟文性格豪放，喜歡廣交朋友，助人為樂，許多年輕人都喜歡和接近他，並且親切地稱他為“老董”。當時在抗大學習的任銳、孫維世母女，年僅17歲的孫維世對董啟文有了朦朧的感情。不過孫維世的母親任銳覺得董啟文只是個教員所以不太同意。
1939年春，董啟文被選調到黨中央舉辦的馬列學院第三班學習深造。1941年夏，他從馬列學院被選拔到延安軍政學院教務處工作。該學院是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培訓我軍團級以上政治工作幹部的高等學院。他不負黨的期望，工作卓有成績。同時，他結合工作自學研究了克勞塞韋茨的戰爭論要點，孫子兵法要旨在現代作戰中的套用理論，毛澤東論游擊戰和持久戰的戰略與戰術在對付現代化裝備優勢敵人的實戰運用，以及政治工作對我軍隊的保證作用等軍事政治理論。
1942年冬，軍政學院同中央黨校合併，董啟文又調至培訓高級幹部的中央黨校一部學習。1943年，中央黨校開展“審乾”運動，因董啟文在南京國民黨軍政部化學兵學校時，向德國納粹政權派來的軍事顧問教官學習過德語，有過交往；他自浙南到延安時，沒有及時轉接黨的關係；他不是工農出身，父親是舊軍官、官僚、工商地主成分等等，被人懷疑誣陷，打成“反革命”、“國民黨特務”，受到隔離審查。周恩來副主席認識董啟文；毛澤東下達了九點指示，大多數人都平反了，可是董啟文仍然特嫌，處於監視審查中。即使在這種困難的情況下，他仍然著裝整齊，精神飽滿，臉上仍然掛著微笑，相信總有一天黨會了解他的。
1946年5月，中共中央組織部派董啟文帶領一個約30人幹部隊赴東北。到哈爾濱的中共東北局組織部交接了幹部隊後，東北民主聯軍政治部分配董啟文到綏化的六縱隊教導團任軍事教員，“特嫌”的帽子仍然影響他不能分配實職上前線。
1947年冬末初春，東北民主聯軍“三下江南，四保臨江”英勇作戰及整軍訓練，扭轉了戰爭主動權，力量大為增強，進入了戰略反攻階段。東北民主聯軍的負責人同董啟文談話，希望他留在總部領導機關工作。三年來受到不公正對待的董啟文，堅決要求到一線部隊基層去。1947年6月，董啟文被調到六縱十八師五十四團任副參謀長。當時，該部正在東滿整訓休整。他到部隊後，隨即投入部隊的整訓工作。他作風深入，密切聯繫基層幹部，與士兵同甘共苦，解決若干徵詢實際問題，為反攻作戰作了充分準備。在夏季練兵中，他教練有方，使部隊素質有明顯提高。同志們親切地稱他是“我們的好參謀長”，十八師師長閻捷三稱讚他是全市表現很好的一名團參謀長。
1947年東北戰場冬季攻勢他協助團長指揮部隊，在攻擊瀋陽以北各據點守敵的戰鬥中、在公主屯圍殲國民黨新五軍的戰鬥中，均取得勝利，表現了突出的組織指揮才能。
1948年2月，東北民主聯軍改稱東北人民解放軍，五十四團隨十八師挺進南滿作戰，參加了遼（陽）鞍（山）戰役之解放鞍山市的戰鬥。2月19日，東北人民軍以四縱隊的三個師，六縱隊的兩個師（十七師、十八師），總部一個炮兵師和遼南獨立一師共7個師的兵力，在四縱隊司令員吳克華的統一指揮下，向鞍山國民黨守敵發起合圍總攻，戰鬥異常激烈。六縱十八師擔任鞍山市以西的攻擊戰，董啟文率部攻打鞍山市郊宋三台子時，遇到敵人暗火力點的阻擊，部隊傷亡較大。董啟文心急如焚，策馬奔向前沿陣地，跳下戰馬，觀察敵情，不幸踏中一顆敵人埋設的地雷，隨著一聲轟響，他撲倒在地，但很快又爬起來，把炸出的腸子塞進腹腔，還要堅持繼續指揮戰鬥。戰士們急忙將他搶救下來，並送往後方醫院治療。途中，他對身邊的警衛員說：“看來我去向馬克思報到還不好交差哩……還沒有把我們的旗幟插遍全中國……好兄弟，這個……災難深重的世界，將由你們去……”話未說完，便英勇犧牲，時年34歲。他陣亡的訊息迅速傳遍全團，指戰員義憤填膺，高呼著復仇殺敵的口號，英勇戰鬥，猛打猛衝，於2月20日攻克宋三台子和敵軍若干據點，與兄弟部隊會師後，直搗鞍山，圍殲國民黨守敵1.3萬人，在攻占鞍山制鋼廠時，五十四團就俘虜2000餘人，解放了鞍山市。董啟文壯烈犧牲，證明了他是一塊好鋼好男兒，用生命的壯烈犧牲來證明他的政治生命的清白。他在出師征途中，曾給哈爾濱戰友、親人寫信說，他早下定了決心“黃河一去不復返…..”，“為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不惜馬革裹屍，戰死沙場！” 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無私無畏，任勞任怨，真正實現了自己的人生價值。
在祖國東北的遼寧省海城市騰鱉鎮周正村革命烈士陵園，長眠著董啟文等200多位為解放鞍山市光榮犧牲的六縱烈士。 2011年，董啟文的三弟董啟勛前往鞍山，把董啟文的遺體棺木從周正村遷入鞍山市革命烈士陵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