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察哈爾 長城事變結束後，日本軍隊開始越過長城，向華北滲透，1933年春，日軍指使偽軍李守信部、張海鵬部進占察哈爾部分地區。一向與蔣介石不和的馮玉祥，因不滿南京國民政府的內外政策，企圖以抗日為號召重新聚集舊部，開創局面，與南京分庭抗禮。1933年5月26日，馮玉祥在張家口正式成立以馮玉祥原部下和共產黨支持者為主組成的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共有10萬人，馮玉祥為總司令。6月22日起開始向察哈爾和熱河的偽軍展開進攻，7月12日，同盟軍在吉鴻昌的指揮下與偽軍將領李守信達成談判協定，李守信答應讓出多倫一個月給同盟軍。一個月後，李守信再次攻占多倫。
其後，日軍和滿洲國軍隊兩萬人對多倫進行反撲，同時，南京中華民國政府為實現軍令統一，也派遣軍隊進逼張家口，威脅同盟軍的後方。在此情況下，馮玉祥被迫於1933年8月5日通電全國解散抗日同盟軍，並離開部隊，同盟軍大部被宋哲元收編。但方振武、吉鴻昌和中國共產黨掌握的部隊不願接受收編，在中國共產黨的支持下繼續進行戰鬥，轉入河北昌平一帶，至10月失敗。方振武流亡國外，吉鴻昌逃亡天津後繼續派人策動舊部2個師反蔣，並在老家河南策劃反蔣暴動，因此被國民黨特務逮捕，後在北平被處死刑。
成立背景
察哈爾抗日同盟軍組建者馮玉祥 在中原大戰後失去政治地位，處於隱居狀態並一向與蔣介石不和的原西北軍頭目馮玉祥，因不滿南京政府的內外政策，試圖以抗日為號召重新聚集舊部，開創局面，與南京分庭抗禮。他為此與中共北方特科取得了聯繫，並願意和中共秘密結盟。他隨後在中共北方黨組織的幫助下，很快就組成了作為共同領導機構的工作委員會。
1932年10月，馮玉祥到達察哈爾省會張家口，將29軍留在察哈爾的一些後備部隊進行擴編。而29軍軍長宋哲元為西北軍舊部，默許了馮玉祥的行為。不久，大批從熱河潰退的東北義勇軍投至馮玉祥麾下，許多西北軍舊部和土匪會黨，甚至蒙古族地方武裝都投至馮玉祥旗下。
1933年5月24日，馮玉祥宣布成立“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自任察哈爾省主席，委任佟麟閣為代理主席。還暗中吸收了大批共產黨員進入抗日同盟軍。並發表通電，揭露國民政府的妥協政策，宣布將獨立與日本侵略者作戰。
察哈爾抗日同盟軍的成立，得到中國各界人民的擁護和支持，許多民眾團體、社會名流以及高級將領紛紛致電馮玉祥等表示支持和祝賀。中國共產黨發動北平、天津和太原等地大批學生和青年，到張家口去參加抗日同盟軍，共產黨領導的蒙古人民抗日武裝也加入了同盟軍，從東北、熱河到察哈爾，願意抗日的部隊，都雲集於同盟軍的旗幟之下，這樣同盟軍迅速發展到十幾萬人。察哈爾抗日同盟軍
按照中共這時的基本方針，中共北方黨組織最初的策略自然還是想要爭取創立北方的蘇維埃和紅軍。其協助組織抗日同盟軍的真正目的，也不脫此一意圖。但按照“三條件”宣言和給滿洲各級組織信的指示精神，他們也意識到，既然與馮的合作是建立在抗日的旗號下，當然要以抗日為號召，儘管開始階段“‘抗日’前途只是一句漂亮話”，但又必須要借“抗日”宣傳來推進反對國民黨的鬥爭。即要把一切可能反蔣的國民黨軍人聯合到抗日同盟軍中來，通過“嚴重打擊蔣和張的軍隊”，來達到削弱國民黨和創立北方蘇維埃的革命目標。 不論這一策略構想在實際上是否現實，但它提出的聯合反蔣派“推翻蔣介石”的策略思想，至少對分裂國民黨、打擊蔣介石，緩解中央蘇區所面臨的第五次圍剿的軍事壓力應該是有利的。
國民政府自然不能容忍這種公然“自立山頭”的行為，加之國民政府內部本身派系複雜，軍閥眾多，蔣介石只不過
察哈爾抗日同盟軍
武裝力量主要來源
一：馮玉祥統轄過的西北軍舊部
第1軍（佟麟閣）
第1師（彭政國）
第2師（支應遴）
第24師（富春）
第25師（馬冠軍）
獨立旅（劉克義）
第2軍（吉鴻昌）
騎兵第3師（周義宣）
第4師（徐榮華）
第5師（宣俠父）
察哈爾抗日同盟軍第二軍軍長吉鴻昌 第6師（李廷振）
第6軍（張凌雲）游擊師（乜玉嶺）
騎兵第2師（胡云山）
騎兵挺進軍（孫良誠）
第1挺進軍（雷中田）
第2挺進軍（高樹勛）
二：方振武組建的“抗日救國軍”（方振武是馮的朋友）
第1軍（張人傑）
第1師（宋鐵林）
第2師（杜光明）
第3師（宋克賓）
獨立旅（崔國慶）
騎兵獨立旅（谷有祺）
第4軍（米文和）
教導師（王中孚）
第5軍（抏玄武）
第16師（汲漢東）
第18師（許權中）
三：從東北退回的抗日義勇軍
第5路軍（鄧文）
騎兵第10師（鄧文）
騎兵第11師（檀自新）
騎兵第12師 （吳松林）
獨立騎兵第21旅（郭鳳來）
步兵第1旅（唐忠信）
四：張勵生的“察哈爾省自衛軍”（改編自察哈爾省內民團）
第1師（張子光）
第2師（曹漢相）
第3師（白振寶）
第1支隊（王德重）
第2支隊（焦朴齋）
五：由熱河退回的“熱河抗日民軍”
第18軍（黃守忠）
第32師（於立志）
第33師（譚世林）
第34師（閻尚元）
獨立騎兵第4師（姚景川）
六：蒙古族武裝和綏遠民團
察哈爾抗日同盟軍 蒙古軍第1軍（德穆楚克棟魯普）
蒙古軍第2軍（卓特巴扎普）
綏遠自衛軍（富齡阿）
七：土匪武裝收編
游擊第1路（王英）
游擊第6路（劉桂堂，受到攻擊後反正）
隨後還陸續有其他武裝加入，如李忠義部，原屬抗日義勇軍的唐聚五部。
收復保康等三縣
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到1933年6月15日，共有人12萬，槍枝約10萬，兵力十分雄厚。但是由於得不到國民政府承認，彈藥，糧草都靠自籌，也無後援。僅靠察哈爾一省之地供養，十分困難。6月上旬，日本關東軍派遣偽軍劉桂堂部（七八千人）、張海鵬部（一千八百人）、李守信部（六千五百人）共約一萬六千多人（內有日本顧問和日軍士兵組成的“特設隊”共百人以下），不斷從熱河省蠶食察北，察東。重鎮寶昌，康保失陷，張北危急。21日，同盟軍兵分兩路，向蠶食察哈爾的日偽軍發起反擊。其中一路有第5路軍，察哈爾自衛軍等部隊，先北上張北，另一路騎兵第3師周義宣部往東前往赤城北上。
22日，北路同盟軍第一梯隊第5路軍鄧文部，從張北直取康保。防守康保的是偽軍崔興五部，僅幾個小時的戰鬥就被擊潰。同盟軍占領康保。23日，第5路軍和察哈爾自衛軍從康保出發進攻寶昌，李忠義部從張北直插沽源，和占領赤城的周義宣部共同攻打沽源，結果沽源的偽軍劉桂堂部攝於同盟軍的聲勢，和吉鴻昌接 洽反正。馮玉祥遂委任劉桂堂部為同盟軍游擊第6路，沽源收復。 1933年7月1日，同盟軍猛攻寶昌，城中守軍為偽軍張海鵬部和崔興五部。在同盟軍的猛攻下，偽軍棄城逃往重鎮多倫。
收復多倫的兩個版本
版本一：激戰收復多倫
多倫為察東重鎮，是察哈爾，綏遠，熱河三省之間的交通樞紐。日軍攻占熱河後，派出日偽軍將其占領。據馮玉祥的同盟軍部下回憶，此戰也是同盟軍首次遇到日本關東軍。據馮玉祥秘書高興亞等人回憶 ，當時多倫有關東軍騎兵第4旅團（又稱茂木旅團）3000多人，還有
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收復多倫 1933年7月4日，同盟軍開始進攻多倫，戰鬥三天，日偽軍逐漸鬆懈。7日，吉鴻昌下令總攻，同盟軍鄧文部，李忠義部，張凌雲部同時發起猛攻，吉鴻昌也親臨前線督戰，一舉攻破多倫外圍陣地。日偽軍被迫退回城內。同盟軍暫時休整，在12日突然發動全線進攻。同盟軍爬城三次，終於攻入城內，與日偽軍白刃格鬥長達4個小時，日偽軍不支，從東門突圍，向關東軍第8師團靠攏。至此，察東4縣全被收復。中國人民歡欣鼓舞，各抗日團體紛紛發來賀電。
版本二：李守信與吉鴻昌演雙簧
據當時駐守多倫的偽軍將領李守信晚年所寫的《李守信自述》，則展現了另外一個版本的“收復多倫”，那就是：一，多倫當地其實只有偽軍，並無日軍部隊，也即並無什麼所謂的關東軍騎兵第4旅團（又稱茂木旅團）3000多人，僅有李守信部隊中的日本顧問淺田、佐藤、義田三人，後日軍又增援李守信裝備3輛裝甲汽車的日本“特設隊”20多 人（多倫城中的所有日本人加起來僅此20餘人）；二，吉鴻昌所謂的“收復”多倫，是他李守信與吉鴻昌演了一出雙簧戲給日本人和國人看。據李守信表述，馮玉祥在張家口組織“抗日同盟軍”，日本帝國主義為使馮、蔣火併，收漁人之利，除了派出飛機在長城內外偵察抗日同盟軍的行動，並沒有派出軍隊向察北六縣發動進攻。多倫西南的幾個縣由於只是由日本人扶植的偽軍及民團駐守，因而很快被吉鴻昌率領的抗日同盟軍擊潰並收復，抗日同盟軍也很快便對多倫形成了包圍之勢。在準備進攻多倫之前，吉鴻昌派姚景川去李守信的劉繼廣支隊里，做團長陳景春的策反工作，因為此二人乃是親戚。關於此事情，李守信在其回憶錄中說：“在抗日同盟軍圍攻多倫以前，我曾和參謀長陳寶泉瞞過日本人招集兩個支隊長和團長們開會，我說，誰是真抗日，誰是真投敵只有蓋棺才能定論，我們已跟日本人拉上線，現在八字沒見一撇，絕不能放棄多倫，必須死守幾天，看看抗日同盟軍的力量究竟如何，瞧瞧日本人對我們的態度怎樣，然後再決定下一步的行動……”。
抗日同盟軍圍攻多倫時的兵力有一萬多人，但是裝備大部分都是輕武器，當李守信在多倫聽到戰鬥打響時並沒有炮聲以及不多的幾聲機關槍聲時，更加堅定了其堅守的信心。7月8日這天抗日同盟軍的騎兵隊500多人，進攻小孤山，此時正趕上日本人的飛機來偵察，日本人的飛機在向抗日同盟軍的騎兵隊扔了幾顆炸彈後，騎兵隊便退卻了。在這個時候正趕上雨季，連綿的陰雨對抗日同盟軍的進攻非常不利，由於接連幾晝夜的進攻無果後，再加上後方的給養接濟不上，抗日同盟軍的氣勢開始低落。在戰鬥呈膠著狀態時，李守信總是能出現在守城最吃緊的地方，大大鼓舞了下屬兵士們的士氣，形式向李守信這邊逐漸好轉。這個時候姚景川又被派去做李守信的策反工作，姚景川對李守信說，現在蘇 聯人已經決定給馮玉祥100萬支槍，不久就可以通過外蒙古運過來，你如果歸降馮將軍，既能得到抗日英雄的美名，又能得到實惠。但是李守信知道馮玉祥的為人，他若投靠，斷不會受到什麼優待，能保住腦袋便不錯了，難道蘇聯人給他的槍還能給我不成。姚景川又說：“馮先生真心抗日，得到全國各方面愛國人士的擁護，如果這次連多倫都收復不了，人們就要大失所望，現在你只要把多倫讓出，便可以振奮全國人民抗日的信心，這就是對抗日的最大貢獻，馮先生自然會重用你。”之後又說，“咱們是熱河同鄉，我知道你兩頭為難。說實在的話，同盟軍已經沒有能力打開多倫。馮先生派我來，是想向你暫時借一借多倫。馮先生真有辦法，你不成問題會和我們合作在一起，馮先生要是沒有辦法，我負責把多倫還給你。”對於姚景川的勸說，李守信也有些動心了，畢竟得罪馮玉祥也不是什麼好事。李守信在其回憶錄中說：我因為孤軍據守多倫三天三夜，也蠻對得起日本人給的六萬發子彈，馮玉祥既然派代表來，我不能把這條路切斷，現在正到了兩面都能討好的時 候，於是我問姚景川，你們打算借多長時間。姚景川說，借兩三個月，我說，兩三個月時間太長，一個月我能應付日本人，到期限你們如果不歸還，我就要反攻，咱們一言為定，都要對得起朋友。 雙方達成這個“借荊州”給馮玉祥臉上帖金、給中國人的抗日注射興奮劑的口頭協定之後，抗日同盟軍按照李守信囑咐，虛張聲勢的加緊進攻，李守信在日本人的顧問教導連負責人淺田面前說，我們誓死守衛多倫，但是日本人也怕死的很，感覺情勢不妙，便給承德的特務機關發電報，要求接濟。並把戰況描繪的特別慘烈，也是希望上峰能主動提出撤退，駐熱河的日軍負責人松室孝良害怕把李守信這支忠於日本人的偽軍被抗日同盟軍消滅或是收編，於是便同意撤退，如果不同意撤退，派日軍從承德去解圍，也是遠水救不了近渴，再說，連日大雨，行軍肯定又會耽誤時日。
李守信從多倫假裝突圍撤退的時候仍然好好表演了一番，很好的瞞過了日本人的顧問隊，在這幕雙簧戲唱完的時候，李守信的部隊安全的，毫髮無損的撤退到了離多倫280多里的錐子山，而吉鴻昌的抗日同盟軍也雄赳赳氣昂昂的進占多倫城，於是馮玉祥通電全國說，抗日同盟軍一舉收復察東重鎮多倫，來自全國甚至世界的鎂光燈齊聚他面前，更多的是齊聚
察哈爾抗日同盟軍 盟軍瓦解
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在經過攻打4縣的戰鬥後，糧彈缺少，無錢無衣，已經無繼續進攻的能力了。加上國民政府封鎖察哈爾省，禁止任何團體，個人接濟“叛軍”。同盟軍處境十分艱難。蔣介石派出大批政客，間諜前往同盟軍各部分
1933年8月8日，日偽軍分兩路入侵察東，北路攻多倫，南路打沽源，吉鴻昌部奮力抵抗，暫時遲滯了日軍的攻勢，但是缺槍少彈的同盟軍處境越來越艱難。而這時，馮玉祥也被共產國際和中共拋棄。對同盟軍北上進軍的行為，共產國際遠東局竟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對北方黨的工作接二連三地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它明確提出：
第一，組織抗日同盟軍必須以“在華北創造新蘇區”為目的，故軍事上只能向南移動，“不能與日本軍隊作戰”，以便提出攻打南京政府的口號，使其與南京政府的軍隊進行戰爭〔見《中央給河北省委的秘密指示信》，1933年6月13日〕。指示斷言：“不去推翻國民黨的統治，則我們反對日本和其他一切帝國主義的戰鬥是不能勝利的。”〔《中央給北方代表田夫的信》，1933年7月3日〕第二，不論馮玉祥、方振武或吉鴻昌對抗日或革命有何種忠誠的表現，他們的社會地位注定了他們只能“是我們的敵人”，至多只是“比較有遠見的敵人”。他們之抗日，既是同蔣介石在帝國主義面前爭寵，更是藉此來發動“爭奪北方領導權的新軍閥的戰爭”〔《中央宣傳部關於“八一”宣傳大綱》，1933年7月5日，等〕。因此，對這些上層領袖不能有任何信任，應把工作重心放到下層士兵民眾中去，發動士兵民眾進行“反馮及其他反動軍閥的鬥爭”，孤立馮並打擊馮，甚至舉行以兵變為中心的暴動，“逮捕馮和他的要人”〔《中央八月份第一號指示信》，1933年8月3日；《中央八月份第二號指示信》，1933年8月9日〕。
基於大革命時期與馮玉祥合作所得的教訓，蘇聯方面從一開始就對馮玉祥的行動持不信任的態度。它不僅不肯給予援助，而且還公開斥責馮玉祥在張家口地區揭旗抗日，實際上是有意想要挑起蘇、日之間的衝突。共產國際也在6月下旬明確指示遠東局說：對馮玉祥“要加倍小心”，“最好不要與他有任何聯繫”，因為他很可能“與日本人有聯繫”。
馮玉祥鑒於同盟軍經費已無，又無外援，槍彈糧食均無法補充，內部不穩，又遭遇共產國際、中共的孤立和打擊，不得不和國民政府接洽，宣布同盟軍歸順中央，他個人辭去同盟軍司令，解散同盟軍司令部。不久，馮玉祥回到泰山隱居。
8月中旬，多倫失陷。此時，宋哲元奉何應欽之命，拋出了一個收編方案，該方案將同盟軍大部解散，少部收編，對堅持不肯收編或解散的，則分化，收買甚至不惜武力解決。
同盟軍大部宣布接受收編，如張凌雲，佟麟閣，檀自新，乜玉嶺，唐聚五等部。而一部分被解散。更嚴重的是，一些部隊叛變投敵，如由土匪改編成同盟軍的王英部，重新成為土匪 。蒙古族武裝部，也投降日軍，搞起民族分裂活動。
方振武部決定與國民政府對抗，向東往獨石口轉移，而吉鴻昌部則往綏遠西進，想去寧夏。結果在二台子一帶遭到晉綏軍傅作義部和原同盟軍的張凌雲部的圍攻，只得折回獨石口，與方振武會合。
1933年9月10日，吉鴻昌，劉桂堂，方振武會同原熱河失陷後失勢的湯玉麟，在雲州整編隊伍，決定公開對抗國民政府，自立山頭。改名為“抗日討賊軍”，宣布一邊抗日，一邊討蔣介石這個“賊”。整編後，討賊軍6千多人南下進攻北平，企圖奪取北平為根據地。9月21日，懷柔，密雲被討賊軍攻占，進入了《塘沽協定》規定的非武裝區，逼近北平。
日本關東軍立即威脅討賊軍，要其限期離開，否則將予以“消滅”。為防止駐北平附近的原西北軍石友三部受其影響，還專門派人恫嚇石友三，如果石友三與討賊軍“勾結”，“皇軍將絕不容許其存在”。並派飛機轟炸討賊軍駐地。10月初，何應欽調集中央軍商震部、關麟征部，原西北軍龐炳勛部將討賊軍包圍在昌平，大小湯山一帶，激戰十餘日。討賊軍無後援，無補充，最終僅剩四五百人。不得不宣布接受國民政府“改編”。方振武，吉鴻昌化妝逃離。
至此，“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完全失敗。馮玉祥隱居泰山。1934年春，隱藏在天津的吉鴻昌策動參加第五次“圍剿”的舊部2個師反蔣，並準備在家鄉河南發動反蔣暴動，11月9日，吉鴻昌被國民黨特務逮捕，24日處死，臨刑前留絕命詩：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國破尚如此，我何惜此頭。至於方振武，同盟軍失敗後長期隱居於香港，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後，被國民黨特務暗殺。
意義地位
察哈爾抗戰是馮玉祥等愛國官兵回響中國共產黨團結抗日號召，舉起武裝抗日旗幟，進行聯合抗日的一次偉大嘗試，得到了全國主張抗日的各派政治勢力及廣大民眾的支持和稱讚，對揭露南京政府對日妥協政策的錯誤起到了積極作用。儘管由於日偽蔣的聯合進攻，這一愛國壯舉最終歸於失敗，但是它在中華民族危亡關頭，對全國抗日救亡運動所起到的鼓舞和推動作用則是不可估量的，也體現了在國民黨內部，同樣存在著相當強烈的抗日禦侮的願望和要求。
察哈爾抗日同盟軍陣亡將士紀念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