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葡萄紋是一種中國傳統文化中具有吉祥意義的植物紋樣。多取葡萄多子多福之意。
葡萄紋右圖是大門山牆上的葡萄紋磚雕。
葡萄紋銅鏡
唐代文化博大精深、氣象萬千，作為其物質載體之一的唐鏡，製作精良，形態美觀，圖紋華麗，以高浮雕藝術形式表現了大唐盛世的燦爛輝煌、流光溢彩。由唐鏡紋飾可知，包括瑞獸祥禽、卷草圖案在內的動植物紋飾尤為精美絕倫，各種圖案都寓意著人們美好的願望。而“中西合璧”特點十分突出，在絕大部分的銅鏡中，都能看到葡萄。進入唐代，葡萄紋飾的範圍逐漸擴展，葡萄是錦緞、壁畫、銅鏡等物品上使用的圖樣，成為唐代具有代表性的圖案紋樣之一。
葡萄淵源及葡萄語言
唐代瑞獸葡萄紋銅鏡人類栽培葡萄、釀造葡萄酒和創造葡萄文化的歷史悠久，而我國是世界上葡萄較早栽培地之一。我國古代的葡萄栽培，是外來的物質文明，其原生地在黑海和東地中海沿岸一帶及中亞細亞地區。大約五六千年以前，在今埃及、敘利亞、伊拉克、南高加索以及中亞地區已開始栽培葡萄和進行葡萄酒的釀製，後來向西傳入義大利、法國等西歐各國，向東傳播到東亞。先秦時期，葡萄種植和葡萄酒釀造已開始在西域傳播，自西漢張騫出使西域，引進大宛葡萄品種，中原內地葡萄種植的範圍開始擴大，葡萄酒的釀造也開始出現，葡萄、葡萄酒有關的文化逐漸發展。
隋唐時期，葡萄語言進一步豐富,如葡萄稱謂的寫法基本確定。唐滅高昌，設西州。據吐魯番出土文書記載，唐西州葡萄名稱有蒲陶、蒲桃、桃、陶,是高昌郡和高昌國時期葡萄名稱的繼承和發展，又西向東漸,影響關內;唐代詩歌、史籍中，“蒲陶”、“蒲桃”、“蒲萄”、“葡萄”互用，與吐魯番和敦煌文書中“蒲陶”、“蒲桃”並用互為印證，表明“蒲陶”、“蒲桃”是唐時葡萄稱謂的通常寫法;就唐詩所見,唐人“蒲萄”、“葡萄”名稱在關內的使用已成主要趨勢了，這表明“葡萄”稱謂在唐代內地已確定和流行使用，也標誌著葡萄物質文化在唐代的成熟和豐富。
除葡萄名外,又有葡萄地名的使用，如《唐景龍三年十二月至景龍四年正月西州高昌縣處分田畝案卷》記有“南韓蒲桃”;唐時沙州敦煌綠洲灌溉渠道的支渠或子渠有稱名為“蒲桃”的;沙州壽昌還有葡萄城;又如陳子昂《送著作佐郎崔融等從梁王東征並序》“匈奴舍蒲萄之宮”(《全唐詩》卷84),杜甫《洗兵馬》“京師皆騎汗血馬，回紇餵肉蒲萄宮”(《全唐詩》卷217)的蒲萄宮，崔顥《渭城少年行》“葡萄館裡花正開”的葡萄館(《全唐詩》卷130)等。馮贄《雲仙雜記》卷7載有“蒲桃髻”。據說,被郭沫若先生贊之為“北國明珠”的龍眼葡萄，是唐太宗命名的。唐代還出現了河東的葡萄酒品牌“乾和葡萄” 。
唐代葡萄和葡萄酒作為文學家詩賦等創作題材明顯增加，據粗略統計，涉及葡萄、葡萄酒的唐詩約64首(重收的5首)，作者達37位，包括陳子昂、岑參、崔顥、王維、王績、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等一代傑出詩人，其中李白6首，岑參、李頎、韓愈、劉禹錫等各3首。如韓愈《題張十一旅舍三詠》之《蒲萄》(《全唐詩》卷343)，劉禹錫《蒲桃歌》(《全唐詩》卷354)、《和令狐相公謝太原李侍中寄蒲桃》(《全唐詩》卷362)等等 。
另外唐人的不少小說、筆記等文學作品中也都體現了豐富的葡萄文化,這裡不詳述了。
唐代銅鏡葡萄紋飾
唐代銅鏡大發展，是中國古代銅鏡藝術的頂峰，由於金屬工藝水平的提高及生活習俗等原因，銅鏡製作特別興盛，且種類繁多、紋飾精美、做工細緻、鏡體厚重，並因錫的成分增多，形成使鏡面潔淨如銀，微向外凸的獨特風格。當時最流行的銅鏡有瑞獸葡萄紋銅鏡、寶相花銅鏡、雙鸞銜綬銅鏡等,其中葡萄鏡是最具代表性和時代性的。
對於葡萄鏡出現的時間,學界有不同觀點。一是歸於漢鏡,如《博古圖錄》、《西清古鑒》。二是斷定為唐鏡,如日本學者高橋健、岡崎敬、樋口隆康等,中國學者錢玷、孔祥星等,均持這種觀點(參見孔祥星、劉一曼《中國古代銅鏡》,第147、148頁)。三是認為在六朝時期,如美國學者勞弗爾指出,“漢朝未制有葡萄鏡,而是六朝時期出的。說成'漢’制的理由不過是根據《博古圖錄》的假定,此書認為葡萄是張騫帶回來的,那么葡萄的紋飾也必然是在同時進來的”(參見勞氏著,林筠因譯《中國伊朗編》,第50頁注)。日本原田淑人《關於海獸葡萄鏡》一文也認為,海獸葡萄鏡“流行於六朝末唐初到唐玄宗期間,玄宗前後葡萄鏡的鑄制極盛”(轉引自孔祥星、劉一曼《中國古代銅鏡》,第147頁)。筆者認為,第三種觀點已有出土文物證明,是可信的。
狻猊葡萄紋銅鏡唐代葡萄鏡一般稱為瑞獸葡萄鏡,包括葡萄蔓枝鏡、瑞獸葡萄鏡、瑞獸鸞鳥葡萄鏡。瑞獸葡萄鏡出現於唐代[6]，又有“天馬葡萄鏡”、“海獸葡萄鏡”、“海馬葡萄鏡”等稱呼，盛行於唐高宗和武則天時期 。這是具有外來圖案意匠的一種新紋樣，有顯著的時代特徵。
關於瑞獸與葡萄組合紋飾的來源，有多種觀點。據考古發掘，今新疆民豐出土東漢時織有精緻的人獸葡萄紋彩罽及走獸葡萄紋綺，可以看出最遲在東漢時，中國西域新疆已存在西方和中國內地兩種風格的禽獸葡萄紋飾，前者偏重於西域特色，後者明顯為中原特色，前者當早於後者，瑞獸紋樣與葡萄紋樣結合的時間顯然早於唐代。應該說，瑞獸紋樣與葡萄紋樣的組合出現在銅鏡上的時代為唐代才是對的。因此，關於瑞獸與葡萄組合紋飾的來源，筆者認為其出現的時間不遲於東漢。
瑞獸葡萄鏡被日本學者稱為“多謎之鏡”、“凝結了歐亞大陸文明之鏡”。主要是因為它的主題紋飾瑞獸與葡萄相結合,加之外界的各種猜疑,使其具有一定的神秘色彩。瑞獸紋飾在中國自有傳統，六朝、隋、初唐鏡上頗為盛行。因此認為瑞獸葡萄鏡是把中國已經比較流行的這兩樣結合起來的看法是合乎事實的。如果我們從銅鏡的年代與紋飾兩方面作進一步考察，就能更清楚地看到從瑞獸鏡向瑞獸葡萄鏡演變的發展脈絡：首先，銅鏡的內區飾以賓士的瑞獸，沒有葡萄枝葉，外區出現葡萄紋;最後成為瑞獸攀援葡萄紋的典型瑞獸葡萄鏡。這就是說它在中國有一個發生、發展的完整過程，不是突然出現的。但是為什麼瑞獸紋樣、葡萄紋樣只是到了唐代才結合起來呢?我認為這主要是因為唐代的圖案紋飾處在由瑞獸向花鳥向植物紋飾轉變階段。唐高宗武則天時期正是瑞獸紋飾向花鳥紋飾轉變的重要階段。在瑞獸鏡中加上當時人們喜聞樂見的葡萄紋樣是很自然的事了。當然也可以推測，隨著中西文化交流的頻繁，通過絲綢之路傳來的文化藝術中有瑞獸葡萄紋飾，在它的影響之下，中國的藝術家、工匠們很容易把已在中國流行的兩種紋樣，巧妙結合，形成了自己民族風格的紋飾。這就是希臘、羅馬、波斯等建築裝飾和器物上的禽獸葡萄紋與中國瑞獸葡萄鏡的作風區別的原因。
唐代葡萄鏡廣泛流行。在關內道(岐州扶風、京兆地區京兆府、安北都護府)、河南道(河南府)、河東道(太原府、潞州)、淮南道(唐代鑄鏡中心揚州)、嶺南藤州等地都有瑞獸葡萄鏡。另外,中原內地葡萄鏡又經各種途徑運至東北、西域。如東傳今日本、朝鮮等,北傳今蒙古、俄羅斯西伯利亞米魯斯克等,又經絲綢之路西傳西域(今中亞諸國、西亞伊朗)等。瑞獸葡萄鏡大量東傳日本,今日本許多府、市、縣，如京都府、大阪府、岡山市、福岡縣、千葉縣等等都收藏有傳世或出土的唐代瑞獸葡萄鏡。唐代瑞獸(海獸)葡萄鏡傳入西域等地,並為其仿製，現均有出土文物證明。
因此可以看出，瑞獸葡萄鏡在唐高宗和武則天時期已經達到高峰，富有鮮明時代特色，以及與外來文化相結合的特徵使其在銅鏡藝術中獨占鰲頭。
藝術特色
青花松鼠葡萄紋盆裝飾即修飾、打扮。它是藝術造型的一種手段,是以美化對象為主要目的的一種藝術樣式。裝飾藝術總是和現實生活緊密結合的,它既可獨立欣賞又具有使用價值,同時在形式美上具有較為系統完整的規律性。
瑞獸葡萄鏡，又稱海獸葡萄鏡、神獸葡萄鏡、海馬葡萄鏡。主要裝飾為葡萄紋，間飾海獸，有的裝飾面用圓圈分為內外區,葡萄枝蔓由內區向外區伸展,被稱為“過架葡萄”，典型的海獸葡萄鏡為獸紐;有圓形、方形等樣式，瑞獸有四、五、六、八等多種。可細分為葡萄蔓枝鏡、瑞獸葡萄鏡、瑞獸鸞鳥葡萄鏡三種。
葡萄蔓枝鏡
圓形、圓鈕座。有的以高圈分成內外兩區，內區由葡萄蔓枝葉實組成不同的形式。外區有的為銘文帶，有的為連雲紋、忍冬紋。有的內區為花葉紋，外區則為葡萄枝蔓葉實。還有的銅鏡內區葡萄枝蔓葉實伸枝展葉，蔓延到外區，整個鏡背形成完整的畫面。
瑞獸葡萄鏡
由瑞獸和葡萄蔓枝構成主體紋飾。其形式大致可分為兩種：第一種，圓鈕、圓鈕座。斜立二重齒紋的瑞獸。瑞獸形象與瑞獸帶鏡第二種及瑞獸花草紋鏡的瑞獸花草紋鏡相同，只是獸間出現了葡萄蔓枝葉實，外區飛禽葡萄蔓枝葉實。第二種，即是人們稱為海獸葡萄鏡的典型形式。多獸鈕。高線圈分為內外兩區，內區各種姿勢的瑞獸攀援葡萄蔓枝葉實，形態結構及構圖與第一種有明顯的差別。瑞獸數目多少不一，多者達到十幾個。有的枝葉伸展到界圈頂端或延及到外圈。外區葡萄蔓枝葉實、飛禽(或有走獸)、蜂蝶相間。邊緣紋飾有三疊雲紋、流雲紋、卷葉紋等。柔長的枝條，舒展的花葉，豐碩的果實與生動活潑的瑞獸、紛飛的禽鳥蜂蝶構成一幅幅富有魅力的圖案。
瑞獸鸞鳳葡萄鏡
圓形，伏獸鈕。連珠紋高圈分為內外兩區。內區瑞獸葡萄紋，增加了鸞鳳、孔雀等紋飾。而收藏於甘肅鎮原縣博物館的孔雀瑞獸葡萄鏡，就是盛唐時期銅鏡的代表作，它堪稱銅鏡中的藝術奇葩。
瑞獸葡萄紋屬於唐代銅鏡裝飾紋樣中的動植物結合紋飾，是在銅鏡背面裝飾以高浮雕的奇珍異獸及葡萄，其間也有孔雀、禽鳥、蝴蝶、鴛鴦、蜻蜓、蜂、雀之類，花紋繁密，製作精良，形態美觀，具有較強的裝飾藝術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