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祚碑

《葛祚碑》，三國吳。高117厘米，寬74厘米，圭首有穿。原位於江蘇句容縣城西門外五里梅家邊石碑岡，1965年生新發現，現藏南京博物館。

葛祚碑

《葛祚碑》最初由清代學者孫星衍發現，因無碑文，僅有題額“吳故衡陽郡太守葛府君之碑”數字，故亦稱《葛祚額碑》。葛祚字亢光，句容人，不見於正史，據晉人乾寶《搜神記》卷十一載：“吳時，葛祚為衡陽太守，郡境有大槎橫水，能為妖怪，百姓為立廟，行旅禱祀，槎乃沉沒，不者槎浮，則船為之破壞。祚將去官，乃大具斧斤，將去民累。明日當至，其夜聞江中洶洶有人聲，往視之，槎乃移去，沿流下數里，駐灣。自此行者無復沉覆之患。衡陽人為祚立碑，曰：正德祈禳，神木為移”。又據《句容縣誌》卷五“丘墓”條云：“衡陽太守葛祚墓在縣治西北五里”。
綜以上述，可知葛祚之碑有二通，其一立於衡陽，為衡陽百姓為葛祚所立頌德碑，碑文曰：“正德祈禳，神木為移”。其二為立於葛祚墓前之碑，或即孫星衍於句容城西門五里梅家邊發現的《葛祚碑額》，其地與《句容縣誌》中“葛祚墓在縣治西北五里”的記載頗為符合。
《葛祚碑》為十分成熟的楷書，故其發現以來，便有學者提出質疑，如繆荃孫《藝風堂金石文字目》即將《吳衡陽郡太守葛祚碑額》納入到南朝“梁”下。柯昌泗《語石異同評》亦因“字型不古而碑式甚古”疑為重刻。但與之相左，即認為《葛祚碑》真實可信的也不在少數，除孫星衍、錢大昕外，今人商承祚先生在參與“蘭亭論辯”時，亦曾引據《葛祚碑》而證東吳已出現楷書，進而論證《蘭亭序》生髮於東晉時代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