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爾肖，R.(C.)
正文
德國醫學家、政治家、人類學家；細胞病理學的奠基人，現代醫學科學在發展初期的主要代言人。1821年10月13日生於德國波美拉尼亞東郊(今波蘭西北部)的希費爾拜因。1902年9月5日卒於柏林。自幼愛好自然科學。1839年入柏林腓特烈－威廉學院學醫。曾師從J.P.彌勒和J.L.舍恩萊因，在研究方法上受其影響。1843年畢業後進柏林慈愛醫院從事病理學研究。1845年在兩次演講中指出，醫學進展主要有三途：臨床觀察（包括化驗）、動物實驗（以探求病因或藥效）、病理解剖（特別是顯微解剖）。兩次演講在醫界引起很大反響。1846年他開始教學，是年被派赴布拉格、維也納等地考察病理學工作，歸後大力抨擊K.羅基坦斯基仍固守已過時的體液學說。1847年與友人共創《病理解剖學、病理生理學和臨床醫學雜誌》。1848年初普魯士上西里西亞省流行斑疹傷寒,他參與調查,目睹當地貧困落後面貌，斷定社會經濟情況實為病因，遂提出相應改革建議。此時正值柏林爆發革命，歸後8日即參加巷戰,隨後成為柏林民主議會成員並編輯周刊《醫學改革》。不久革命受挫，1849年11月他赴維爾茨堡大學擔任新設的病理解剖教席。以後的7年中專心從事研究和教育。出版了6卷本《特殊病理學及治療學手冊》，其中第一冊大部為他所寫。他培養了大批學生,其中包括E.克雷伯,E.海克爾、A.庫斯毛爾等。1856年返柏林任教並主持新建的病理研究所，在這裡又培養許多國內外學者,包括E.F.I.霍普－賽勒,J.F.科恩海姆等。1858年他連續發表20篇演講，系統介紹他在維爾茨堡時便著手研究的細胞病理學。同年演講集《細胞病理學》出版。本書被視為他的代表作，其中包括關於細胞學說的著名論述，成為在當時宣揚生物醫學新思維的劃時代著作。1853年發表的論腫瘤的專著《異常腫物》，可視為細胞病理學在具體領域中的發展。他二返柏林後，再次參與政治活動，學術興趣也逐漸由病理學轉向人類學。1859年進入柏林市政會，1861年被選為普魯士下院議員，代表與其友人共建的德國進步黨。參政期間大力促進公共衛生事業，如柏林市上下水道工程、學校衛生、肉類檢查、醫院建設等。他早在維爾茨堡時就開始研究顱骨發育及克汀病兒顱骨。1870年後他積極參與建立德國人類學會和柏林人類學、民族學及史前研究學會。曾在全國在校兒童中進行種族調查，在波美拉尼亞組織考古挖掘，並參與赴小亞細亞、埃及及高加索等地的考古調查。
晚年備受各界尊重。1901年80壽辰時，柏林曾舉行火把遊行祝賀。但次年因交通事故傷及腿骨，臥床數月後死於心功能不全。
直至18世紀中葉醫學思維仍主要依靠比附臆測，醫家還用由希臘時代流傳下來的體液學說來解釋疾病和指導治療。18世紀下葉，G.B.莫爾加尼對照臨床表現與屍檢結果，把疾病聯繫到器官病變。18世紀末, M.-F.-X.比沙指出，人體是由多種組織構成，在病變器官只有部分組織受到影響。菲爾肖則進一步把疾病歸結到細胞上。而且他強調動態發展觀點，在《細胞病理學》一書中由發炎、癌變、變性、營養、肥大等病理過程出發來立論。這樣就把醫學引向科學。不過他依靠的研究方法主要仍是形態學觀察。他的細胞病理學在描述癌變發展上很成功，但作為解釋疾病的一般學說則很不夠。19世紀下葉細菌學在不斷發展，他卻一直持懷疑態度。1877年德國的一次學術會議上，克雷伯指出細胞病理學“沒有說明病因”，“……完全忽視了外界致病因素的重要性。”同時，他宣揚的細胞學說亦非他的創見，1852年，R.雷馬克便已指出：“一切細胞,無論正常的還是病理的,毫無例外均來自已有的細胞”。不過，他以其雄辯和威望，使生物醫學新思潮得以征服當時學術界，而19世紀下葉德國逐漸成為世界醫學中心，這與他的作用分不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