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大芳集
詩文集。明茅大方撰。
茅大芳 行書手札大方，又作大芳，名浦，以字行，揚州泰興人。他博學能詩，從少時就有奇名，有人寫詩說：“陸機此日能為賦，賈誼何時復著書。”洪武中以儒士應闢為淮南學官。三載後考績入朝，因太祖召勸悅之，擢秦府右長史，並以董仲舒輔佐江都王為楷模勉勵他輔導秦愍王朱爽。大方對太祖隆遇感激不盡，益自發奮，對秦王勸誡不遺餘力，還把自己所居之堂定名為‘希董堂’，方孝孺為之作紀，稱讚大方：志意偉然，敦大和雅，不元不諂。後建文即位，擢右副都御史。“靖難”兵起，大方認為朱棣此舉不合倫理大綱，於是寄詩淮南守將梅殷：“幽燕訊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詩中天河指的是淮河。燕兵初起，山東布政使鐵鉉抵擋著使之不能渡淮。梅殷為寧國公主駙馬，當時為總兵官鎮守淮安。大方所寄詩是希望他像漢丞相蕭何、伏波將軍馬援那樣建功立業，憑淮河之險阻遏燕兵南下。此詩辭意激烈，聞者壯之。建文四年，朱棣兵破南京，即帝位，逮大方入獄責問贈詩之事並勸其投降，大方不屈，與其子順童、道壽、文生等一併論死，二孫死於獄中。
大方的著作，據《明史·藝文志》載，有《茅大芳集》五卷，此書在明代似未刊刻過，只有手抄本流傳，至今已失傳。今天所見是清抄本。弘治初，其邑人吏部侍郎儲■始輯其遺集，並以希董為名。嘉靖中，世宗下詔旌表靖難死節諸臣，都御史劉梅國以其詩文授邑令朱■，使為刊行，名為《希董先生遺集》。始為五卷，後翻刻為二卷。
茅氏思想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忠孝倫理等正統思想十分嚴重，故其作品也處處表現了對儒家倫理道德的說教，有些顯得極為迂腐可笑。在《次韻張儀曹絕句》里，他寫道：“長揖蟾宮問素，清光好似隙駒過。自嗟白髮嘆年少，日有丹心日漸多。”表白自己隨著時光的日漸流逝，對皇家的一片丹心卻日漸增多，忠君之情明白可見。而在《寶忠堂記》這篇文章中，他闡發了關於忠的見解。認為重視地位和盡忠之間，盡忠更可貴。地位只給人帶來一時一世之榮，無法福澤子孫。如果既有尊榮的地位又有盡忠之心，那么不僅自己連後世子孫也有享不盡的富貴了。
他的目的在於告訴有祿位的君子一定要“盡忠以居位”。茅氏重視仁義的說教，有時甚至視仁義為解決政治問題的不二法門。在《跋卞莊子刺虎圖》一文中，他從卞莊子刺虎“恃力之強，用氣之悍，而又鼓之以莊子之勇”，只會導致履險取敗，得出結論“約之以禮，裁之以義，而後才可與有為”。又如《長城月》說秦始皇為抵禦外來侵略而修築長城，“一朝胡禍起沙丘，流禍直到長城頭”，“前星滅彩將星落，縱橫鹿馬宮中游”，顯然長城是抵禦不了外敵的，“乃知長城之築非奇謀”，茅氏建議說“要使仁義圍中州”，“只今聖朝皇風被■陬，絕城向化如奔流”。以實行仁義之教來教化胡虜，從而解決政治的、歷史的、民族的爭端，這種立論十分幼稚可笑。
《茅大芳集》還大力鼓吹“天人感人說”。認為“人之所得乎天者克舉而弗墜，則天之所以報乎人者，亦必左右維持之而有異於凡民矣。”他把自古以來統治者為愚弄人民、恫嚇人民提出的人的所作所為都在上天那裡得到報應的謬論提到“理之常”的高度。說“天人感應之妙在於心術一念之幾。善則應之而福祿降，不善則違之而災戾生，是理之常”。“悖夫理而自棄”就會受到上天的懲罰。顯然，他所說的“理”是統治者推崇的道德倫理，這個理對讀書人來說就是上天之命，勤於修身、弗遑為善、讀聖賢之書以及希聖賢之道等，按他的說教，讀書人就該唯唯喏喏，服從聖賢，一切以天子為念。難怪此書在清朝得以刊刻流行。茅大方強調天人之感的威力不僅在於可降禍福於個人，也可定國之興亡。
他以宋高宗為例，說宋高宗一開始時有憂困忘身，志存宗社的意識，感動了上天，所以上天輔佑他，有神靈暗中保護他，使他自虜庭而復返，得以成就一番事業，而自建炎以後，宋高宗不再發奮圖強，志氣萎靡“甘處於江南之小朝廷”，所以上天厭惡他，不再給他暗中的庇護，南宋敗亡了。茅大方把一國之興亡歸於冥冥中的神靈，是想說明天人之感是可畏的，借高宗之事也警戒君王要自勉，不使天人厭。茅大方在“靖難”前得太祖賞識，感念不已，加之其正統觀念嚴重，故其詩其文俱都表現出維護封建統治的思想。他推崇經術，認為經是載道之器，而“聖王之傳莫重於道”，知識分子應該矢志不渝地傳經行道，這樣就可以“不為物慾誘，不為功利私”了。
茅大方視詩賦文辭為未流，章句訓詁是空言，都是不實用的，無助於經世治道，所以應該“悉屏去之”。
《茅大芳集》展現了茅氏思想上對忠孝倫理極度的推崇，故可見其在靖難之時作死忠之臣的思想根源。明清之際，有人頌美他，把他比作伯夷、叔齊，稱讚他“高風偉節”，古今罕見；也有人說他的思想食古不化等等。
茅氏于靖難難後處死，其文集自作“禁書”論。
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