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胡適一家，右為次子胡思杜胡思杜（1921—1957），胡適的小兒子，取名為“思念杜威”之意，上有哥哥祖望（1919.3.16-2005.3.12），有光宗耀祖的意思。抗戰開始後，胡適出任駐美大使，哥哥胡祖望亦於1939年前往美國康乃爾大學讀書，而胡思杜則和母親留在國內。
1948年夏，胡思杜隨父親的朋友一起回到了北平。許多人看在胡適的面上，紛紛請胡思杜到大學任教，但胡適以“思杜學業不成，不是研究學問的人才”為由拒絕了所有邀請，只同意胡思杜到北大圖書館工作。
隨後，胡思杜被分配到唐山鐵道學院（此校後遷至四川，更名為西南交通大學），在“馬列部”當歷史講師。在那裡，胡思杜積極、努力地工作，想為父親“贖罪”。
胡思杜（左2）與母親等人合影1955 年秋 ，因工作需要，馬列主義教研組資料室成立，胡思杜任主任。
1957年5月20日，《人民日報》以《河北高等學校教授針對教育領導工作提出批評》為題，發表“本報訊”，報導該校機械系主任孫竹生及教師胡思杜 “使用卑鄙手段妄圖奪取學校領導權”，文中特別註明內容是“胡適的兒子”胡思杜所說。
自此，胡思杜一下由擁護中共的積極分子，成了“漢奸”、“走狗”、“賣國賊”胡適的餘孽和妄圖篡奪革命領導權的階級異己分子。
隨著“反右”運動揭幕，胡思杜多次被拉出來示眾並接受革命民眾批鬥，未久又被學院定為“向党進攻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突遭重創的胡思杜認為自己早在幾年前就已經公開宣布和父親劃清了界線，為何此時又把自己與這位“人民的敵人”捆綁在一起公開示眾且口誅筆伐？在一系列不解與恐懼中，胡思杜精神崩潰，約於1957年9月21日晚上吊自殺，年僅37歲。
胡適直到1962年病逝台北，也不知道他的小兒子在大陸已經“畏罪上吊自殺”了！人間悲劇啊。
假如胡思杜沒有自殺，假如胡思杜能夠倖存下來，假如胡思杜仍然在西南交通大學工作，該是怎樣的歷史巧遇。
記住思杜，記住那個苦難的歲月。記住胡適，記住中國歷史的曲折與發展。
生平
經歷
胡思杜碑胡適1917年在安徽與江冬秀完婚，兩年後長子出生，取名“祖望”（又名“思祖”）是為了紀念胡適的母親馮順弟。又一年，女兒素斐出生（有說為紀念昔日戀人陳衡哲，陳暱稱莎菲），翌年，幼子思杜，出生在1921年12月17日，這天正好也是胡適的生日，取名“思杜”是為了表示對恩師美國哲學家杜威的感激之情。
胡適為國家奔忙，長子思祖經常跟在身邊，幼子思杜經常跟在江冬秀身邊，但是一般父母都喜愛最小的孩子，胡適也一樣。在保存下來的胡適給胡思杜的信中就有許多父愛的語言，而且幾乎每封信都有他催促兒子給自己寫信的內容。
胡適“看見小三走路有點搖頭擺耳的神氣”，於是趕緊囑咐妻子“叫他自己留心，不要養成這種不好看的樣子”，又讓她多給孩子錢，“買書的錢，是值得花的”。但他不是溺愛，他是為了兒子的全面發展：
不要單讀舊書，英文要用功讀；我盼望你好好的用功，也許我能接你出來上學。要用功學英文。要保重身體；你是有心學社會科學的，我看國外的大學在社會科學方面未必比清華、北大好。所以我勸你今年夏天早早去昆明，跟著舅舅（即數學家江澤涵）預備考清華、北大……
留學美國
但思杜並沒有去西南聯大，後來他也到美國讀書了。思祖在美國讀書，這時弟弟也想來，作為父親的胡適當仁不讓地為他們做牛馬，“大兒子現在進了大學，每年要一千二百美金。我明年要是走了，我就得想法子去到什麼用金子的地方，教一年書，替大兒子掙兩年學費”。此外就是儘量減少開支，讓思杜去了生活水平較低的美國中部。
胡思杜少年時候患有肺病，時讀時輟，所以胡適專門請家教輔導兩兄弟，其中有一個家庭教師,就是胡適的弟子，後來成為著名歷史學家的羅爾綱。
羅爾綱當過國小教師，對付小孩子有一手，把兩兄弟管教得服服帖帖的，其它老師教不了多久就要走人，羅爾綱一直教了五年，所以他對胡家也比較了解。在羅爾綱晚年著的《胡適瑣記》中，有一章提到了胡思杜，說他從小就有進步思想，比較愛國熱愛魯迅等等，這是他在有意替胡思杜澄冤，有政治上的企圖。當時的胡思杜只是小孩子，不可能有這么豐富的想法，他的舉動應該歸因於他生性比較活潑。胡思杜的堂兄胡恆立回憶他少年時，說他臉圓圓的，異常的活潑搞怪，常常妙語如珠，是大家的開心果。
胡思杜不怎么好讀書，“善交朋友，好玩樂。”抗戰開始後，胡適赴美任駐美大使，1939年胡祖望赴美到胡適母校康乃爾大學就讀。胡思杜則隨母親避難上海，胡適委託一位竹姓朋友照看他，1940年11月9日，這位竹姓朋友寫信給胡適：“小二在此讀書，無甚進境，且恐沾染上海青年惡習，請兄趕快注意。”
胡適青年時在上海墮落過一段時期，他怕幼子蹈他復轍，於是在1941年5月安排思杜赴美，進教會學校海勿浮學院就讀。胡思杜在美國一直呆到1948年夏，他回國的原因據羅爾綱說是在美國染上了吃喝的惡習，被學校驅逐。胡適當時對這個兒子有一點惱火，所以胡思杜回國後，胡適的許多朋友替他介紹工作，都被胡適以不可勝任為理由而拒絕。後來胡適安排他到北大圖書館工作，裡面也含有要他多讀書長學問的用意。
胡適的親職教育是相當開放的。“你要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順兒子”，這“堂堂正正”除了人格獨立，就是他從美國學來的個性主義，包括生活、思想、擇業等等的完全自主。於是，擇業，思祖學了航空機械，思杜學了社會科學，胡適都沒有干預。
在這樣的家庭成長，胡適的兩個兒子從小懂得禮節，生活儉樸。羅爾綱先生曾是胡思杜的家教，在他眼裡，思杜是一個十分優秀的少年：論舉止行為，對老保姆楊媽、在他家做雜役的小二，親如家人，一點也沒有闊少的架子；論天資，兩天能看完《水滸傳》，又唱得一口郝壽臣的好戲；論思想覺悟，小小年紀就“高喊打倒帝國主義口號”，“是非分明”。
胡思杜於抗戰勝利後返國，據說是被美國驅逐回來的。傅斯年後來讀了胡思杜批判父親的文章，氣憤之餘發表聲明說他：“因失學之故，養成不讀書的習慣，對於求學一事無任何興趣，且心理上亦不無影響。然其為人，據我所知，尚屬天性醇厚。後來適之先生在美期間，彼曾赴美就學，連續兩個大學，均未畢業，並於適之先生回國後染上吃喝之習慣，遂於1948年夏由在美朋友送其回國。”
留在大陸
且說回國後，胡思杜被父親安排在北平圖書館工作，那是讀書的地方，他果然埋頭讀書。又過了些年，北大校長鬍適隨國民黨出逃，也是他走得太匆忙，把思杜留下了（一說思杜堅持不走，要留下來迎接解放）。
1948年12月，北京已被解放軍包圍，國民黨開展“搶救運動”，用飛機空運出陷在北京的專家學者。胡適作為國際名人知名學者，排在被“搶救”的第一批。但是胡思杜不願意隨父母南行，具體原因不明，他說：“我又沒有做什麼有害共產黨的事，他們不會把我怎么樣。”胡適夫婦沒法，留下一箱細軟，乘傅作義安排的飛機飛南京，後赴美國，1958年定居台灣。直至老死，沒能再見上幼子一面。
學習改造
北京解放後，胡思杜到華北革命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的前身）政治部學習。胡適當時被稱為“資產階級唯心論的代表”，“國民黨的忠實走狗”，作為胡適的兒子，胡思杜背負著與生俱來的罪孽。但他急切的想要融入新的社會，想要被新的政權肯定。於是他主動上交了胡適留下的一箱財物，並順應要求，努力“改造”自已的思想，表現十分積極。他寫了一份思想報告《對我的父親——胡適的批叛》，表示與胡適劃清界線，這一舉動得到了上層的讚賞，使他得以在畢業後能夠到唐山鐵道學院“馬列部”教歷史。
胡思杜的文章說：胡適“對反動派的赤膽忠心終於挽救不了人民公敵的頹運，全國勝利來臨時他離開了北京，離開了中國，做了‘白華’,他還盛讚‘白俄居留異土精神之可佩’”。“從階級分析上”看，胡適是 “反動階級的忠臣、人民的敵人，在政治上他是沒有什麼進步性的”，並開列了這位“戰犯”的種種罪狀，如“出賣人民利益，助肥四大家族”、“和帝國主義文化侵略利益密切的結合”、“甘心為美國服務”等。自然，胡適也不相信這是兒子的真心話，他只是平靜地將剪報貼進日記中。胡適批註道：“小兒此文是奉命發表的”。
1951年11月胡思杜的文章在《中國青年》等刊物上轉載，以此為契機，大陸方面興起了第一輪胡適批判高潮。其間許多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如湯用彤、金岳霖、馬大猷、朱光潛、梁思成等等，都寫了思想反省，表明立場。
1954年，兩個“小人物”批判紅學權威俞平伯，因為俞平伯是胡適的弟子。到11月份風潮又向胡適捲來，當時文藝界的兩個旗手周揚和郭沫若，秉承旨意，號召發動“馬列共產主義思想與資產階級唯心論思想的鬥爭。”打倒“中國共產主義與馬列主義思想的最早的，最堅決的，不可調和的敵人”“當代孔子”胡適。
胡思杜以為與胡適劃清界線，就可以擺脫父親的陰影，無所扯絆的投入新社會去了。他顯然低估了胡適影響力，也低估了新政府的決心。新政府認為他是有罪的，那么這個罪至死方休。
這場批判風潮持續了十個月，範圍廣力度大，徹底的把胡適批透了，以至於“胡適話題”變得不新鮮，在文革里人們也懶得抓這根辮子。胡思杜是“漢奸”“走狗”“賣國賊”的兒子，壓力可知。
胡思杜生命最後幾年唯一的親人是他遠房堂兄胡思孟，其他親戚如堂兄胡恆立，舅父江澤涵等，身份都是黨員幹部。胡思杜怕連累他們，不常往來，而胡思孟是個工人，目不識丁，沒什麼好怕的（胡思孟在文革中被打為“黑幫分子”）。
因為成分不好，胡思杜一直沒交上女朋友，三十好幾的人單身度日，他一直努力工作，儘量樂觀，以為會得到新社會的容納，但卻一直是二等公民。
憤然自盡
他一直想入共產黨，到了1957年，中共號召“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他認為貢獻的機會來了，就積極主動的給他所在的院部領導提了關於教學改革的建議。沒想到這只是“引蛇出洞”，一昔風去突變，他被打成了“右派”。他終於承受不了打擊，在1957年9月21日，這一天夜晚，絕望中他上吊自殺了。
留下一封遺書給胡思孟，滿紙辛酸：“現在我沒有親人了，也只有你了。你來了我一定不在了，找我的一個同事，他會告訴你我的一些情況。你是我最親的人了，現在我已經死了，你不要難過。你能吃苦，耐勞。我留下的六百多元錢，公債券二百多元，你的孩子若能上學的話，供給他們上大學。一個手錶也給你，留個紀念。希望你們努力工作，你的孩子們好好學習，為社會主義立點功。”（引胡思孟口述）
胡思孟趕到他所在單位的時候，看見大院牆上貼滿了大字報，有批他的，也有批胡適的。胡思孟把胡思杜埋在郊外空地上，立了個小木牌，如今已經找不到了。
他遺有一封遺書，是給堂兄的，上面寫有“工作，好好學習，為社會主義立點功”等，看來是囑咐其堂兄的。那年他不過36歲，而且還是單身。
1958年3月，胡適正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參加“東方學術座談會”，他從“泛亞社”香港來電獲悉：思杜已被革除副教授一職下放勞動。5月，當胡適正在台灣作完關於五四的廣播時，在5月4日這一天，也是從“泛亞社”香港來電傳出思杜“去年八月自縊身死”的訊息。
對此，胡適將信將疑；1962年2月24日，胡適在台北因心臟病遽死。
胡適、江冬秀至死也都不願相信思杜已死，在胡適的葬禮上，江冬秀問思祖：“思杜兒也知道你父親的死訊嗎？”思祖想了想，對母親說：“他已先於父親離世了。”江冬秀大吃一驚，問思祖訊息出處，思祖答是從美國聽中國內地來人講的，他怕父母傷心，一直也沒有報告給他們。江冬秀聽到噩耗，昏了過去。
1980年11月，也就是胡思杜死後23年後，他被組織上重新審查，以錯劃為右派平反昭雪——一個時代的悲劇，應該結束了。
死亡揭秘
胡思杜是胡適的小兒子，生於1921年12月17日，上有哥哥祖望（1919.3.16—2005.3.12）和姐姐素斐（1920.8.16—1925.5）。
按沈衛威先生的描述是：“思杜年少時患肺病，國小時讀時輟。胡適曾讓自己的學生羅爾綱做家庭教師，教思杜和祖望學習，同時幫他整理父親胡傳的遺作。後來思杜入校讀書，但非聰穎之輩，善交朋友，貪玩樂。”
抗戰開始後，胡適出任駐美大使，哥哥祖望亦於1939年前往美國康乃爾大學讀書，而思杜則和母親留在國內。上海成為“孤島”後，思杜一度隨母避居上海租界，進入附近學校讀書。後來胡適把他委託給友人竹垚生，但竹向胡適反映思杜“在此讀書，無甚進境，且恐沾染上上海青年的惡習，請兄要趕快注意。”就這樣，思杜於1941年5月也到了美國，學習歷史。
1948年夏，思杜隨父親的朋友一起回到了北平。許多人看在胡適的面上，紛紛請思杜到大學任教，“其中山東大學歷史系最為積極”（鄧廣銘語）。但胡適以“思杜學業不成，不是研究學問的人才”（鄧語）為由拒絕了所有邀請，只同意思杜到北大圖書館工作。
同年12月，中共軍隊包圍了北平，蔣介石很快於14日派飛機到北平接胡適等文化名流。來使告訴胡適，這是南下的最後一次機會，而胡適卻到處聯繫陳垣、陳寅恪等人，要帶他們一起走，最終陳寅恪隨胡適一起飛到了南京，而陳垣留在了北平，同時留下的還有思杜。
台灣學者認為這是胡適為了幫助他人而犧牲骨肉，對此，大陸學者有不同看法。比如鄧廣銘先生就如此回憶道：“當時思杜不願意隨胡適南飛，他剛從美國回北平不久，對國內這幾年的情況不熟悉。他說：我又沒有做什麼有害共產黨的事，他們不會把我怎么樣。結果胡適夫婦就把他留下了。”[2]
中共軍隊進入北平之後，思杜便被安排到華北革命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前身）“學習改造”。臨走前，他把母親留給他的一皮箱細軟和金銀首飾暫存到堂舅江澤涵那兒。與他一起被組織去“學習改造”的還有北平的其他許多高級知識分子。
對於當時的情況，我們可以從胡適日後的日誌中看到些蛛絲馬跡來：“林斐成先生（行規）的幼子繼檢（北大法律系二年生）來看我，他談他去年四日起就告病假不去北大了，因為那時學生人人須‘坦白’，排日程輪流自己‘坦白’！”（胡適1950年1月7日日記）[3]
同時中共開始通過各種渠道對胡適進行統戰，希望胡適為新政權服務，但都被胡適所拒絕了，這也就是楊金榮先生所說的胡適“終究沒有回應中共的誠意”[4]——此時，表示要作政府“諍臣”的胡適已經被國民政府以非正式的民間外交使者身份派往了美國，尋求援助。胡適剛到美國不久，中共的《人民日報》和香港共產黨所控制的左派報紙很快先後登出了一封“北平輔仁大學校長陳垣給胡適的公開信”，“統戰意向十分鮮明”。胡適經過分析，認定這是一封“偽書”，並於1950年1月9日寫了《跋所謂〈陳垣給胡適的一封公開信〉》（後更名為《共產黨統治下決沒有自由》）一文，逐條予以分析駁斥。有趣的是，從胡適的日記中，我們還可以得知，在兩天（即1月7日）前，他剛剛收到徐大春寄來朱光潛在大陸的“自我檢討”。
爭取胡適失敗後，中共在大陸便開始醞釀一場對胡適的大批判運動，這場運動的序幕最終決定由思杜來揭開。思杜在左翼控制的《大公報》上發表《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一文，斥責自己的父親是“帝國主義走狗及人民公敵”，表示要與之劃清界線，斷絕往來。此事在海內外引起了一場極大的震動，許多媒體紛紛報導，身在美國的胡適大受打擊，亦大為尷尬。
台灣大學校長傅斯年則於9月28日致函《中央日報》，就他所知思杜的情況及中共的方針政策發表聲明。《中央日報》於9月29日刊登了傅的來信。傅說思杜少年多病，學業不成，尚屬天性醇厚之人，思杜的這篇文章反映了“共產黨對於不作他們工具乃至於反對他們的教育界中人，必盡其誣衊之能事。……陳垣、胡思杜等都是在極其悲慘的命運中。因為不能出來，別人代他寫文，我們也不必責備他了。”[5]胡適事後則進一步“醒悟”道：“我們早知道，在共產主義國家裡，沒有言論的自由；現在我們更知道，連沉默的自由，那裡也沒有。”（同上）
關於胡適為何“終究沒有回應中共的誠意”，不同流派的學者可能會有不同的說法，在這裡，我只能摘段唐德剛先生的回憶。或許從這些回憶中，我們可以猜測到胡適的一些真實想法吧：“胡適之也是反馬克思的。他反對馬學思想倒似乎是次要的。他不能容忍馬克思學派的專斷。所以大陸上《胡適思想批判》百餘萬字的長文，胡先生是一篇篇看過的。有時他還在那些文章上寫了些有趣的眉批。但他看過，也就認為‘不值一駁’丟在一邊。
思杜因此次的“表現”受了中共的表揚，“學習改造”結束後，思杜還到堂舅家取走了那一皮箱東西，“說是要把這些東西上交給共產黨的上級組織，他以後用不著這些東西了”，“向黨組織表示他的忠心”，“同時他還說要加入中國共產黨”（江澤涵語）[7]。
隨後，思杜被分配到唐山鐵道學院（此按後遷至四川，更名為西南交通大學），在“馬列部”當歷史講師。在那裡，思杜積極、努力地工作，想為父親“贖罪”。
接下來的幾年，倒也似乎風平浪靜，關於思杜的線索幾乎“中斷”了，直到1957年反右。在這期間，胡適除了收到過幾封從大陸發來的信件，還被告知大陸發生了一宗“疑案”：“香港胡中正十一月五日來信說，我的侄兒思猷‘失蹤’的事。他說，程剛從上海來信，說思猷某日在蕪湖共黨幹部開會時，說了許多話。散會後，人就不見了。蕪湖公安局宣布他是自殺的，並且留有遺書給他的妻子慶萱，但慶萱沒有看見這遺書，也沒有找到屍首。……思猷是二哥紹之的兒子，大夏大學畢業……”（胡適1950年11月11日日記）
據思杜的親人胡恆立於1986年8月與沈衛威的談話，我們可知：“反‘右’之前，共產黨自上而下讓民眾給領導提意見，即所謂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思杜不知這是一場政治運動的預示，他因為想入黨，就積極、主動地給他所在院、部的領導提了關於教學改革的建議，但馬上學院領導把他定為‘右派’分子，說他是向共產党進攻，並抬出他的父親胡適，一齊批判。批鬥大會開了許多次，他精神上崩潰了，最後絕望而自殺。”[9]
思杜是在1957年9月21日“上吊自殺”的，其所在單位給他當時往來最多的親人胡思孟打了個電報，讓他去唐山。到唐山後，胡思孟“看到滿院子的大字報，都是批判他（指思杜）的，也有批判胡適的”。思杜同一個系的共產黨員同事告訴胡思孟，思杜在事先把自殺的原因都告訴他了，他死前還給思孟留了個遺書，寫好後壓在了他的枕頭下。組織上也告訴他思杜是“畏罪上吊自殺”，並給他看了一下思杜的“遺書”。胡思孟表示要帶走“遺書”，但“他的單位的人不肯，留下了，只給我抄了一份。”此時的思杜已經被裝到棺材裡，胡思孟等人便在郊外挖了個坑，把他埋下，立個小木牌，“現在恐怕也不知在什麼地方了”。
料理完思杜的後事之後，胡思孟便把他的書和衣物裝了一架子車託運回北京，“其中《新華月刊》就有一大箱子，還有許多外文書”。後來由於“家裡沒有多餘的房子放他的書刊，我（指思孟）就把大部分當廢品賣掉了，賣了幾十塊錢。”後來因為胡適的關係，胡思孟在文革期間被打成了“黑幫分子”，被迫離開了所在的鐵道部印刷廠，改到火車車輛段當工人，不久又被趕出北京，押送到寶雞修鐵路，直到文革後退休了才回到北京。文革開始後，紅衛兵們鬧抄家，胡思孟因為害怕，就把思杜的書大部分都燒了，甚至“只要有胡適和思杜寫的字，簽的名，都撕下來燒了，現在僅存10幾本外文書了”。至於那份“遺書”的抄件，也在文革期間被胡思孟撕掉了，只保存下紙的一角。
文革後期，胡祖望從美國給尚在大陸的江澤涵夫婦寫信，了解他們的近況，並問及他弟弟思杜是否還活著。但當時的江澤涵夫婦一家“因為與胡適的關係，也是被整得幾十年抬不起頭，喘不過氣，不敢給祖望回信，怕再因‘海外關係’、‘胡適關係’惹出禍端來，就把這封信交給學校的領導，徵求他們的意見”。
最後，胡祖望先生於2005年3月12日病逝於美國，享年八十六歲，遺有妻子曾淑昭女士和獨子胡復。
有訊息說，胡祖望生前曾表示，願死後葬在台北的父母墓旁，並與弟弟相伴。在胡適夫婦墓地的東南側，有一塊胡祖望為其弟胡思杜而置的約四平方尺的小石碑，上刻：“亡弟胡思杜紀念碑。胞兄祖望泐石。”
注釋
[1] 沈衛威著《文化·心態·人格——認識胡適》，下簡稱《文化》；河南大學出版社，1991年9月版，第148頁
[2] 鄧廣銘於1986年8月與沈衛威的談話，摘自《文化》第150頁
[3] 摘自胡適1950年1月7日日記，《胡適的日記》（手稿本，全18冊）第16冊（1948.1-1950.12），台灣遠流出版公司1990年12月17日初版
[4] 楊金榮《角色與命運——胡適晚年的自由主義困境》，北京三聯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169頁
[5] 轉引自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第6冊第2152頁，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版；《文化》第152頁
[6] 唐德剛《胡適雜憶》，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4月第3次印刷，第24-25頁
[7] 江澤涵夫婦於1986年8月在北京大學燕南園與沈衛威的談話，摘自《文化》第151頁
[8] 胡思孟在上世紀90年代初與沈衛威的談話，摘自《文化》第154-155頁
[9] 《文化》第155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