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生平
1897年3月生於四川省巴縣南坪鎮（巴縣1994年撤銷，其出生地今屬重慶市）；我國民族工商業者的傑出代表、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政治活動家。
在巴縣中學（今重慶實驗中學）讀書時，正逢辛亥革命，受其影響，積極參加遊行和宣傳活動。1919年入北京農業專科學校（今北京農業大學前身）就讀，投身五四運動。
胡子昂先生1923年在該校農業經濟系畢業後回渝，曾任巴縣中學教員、校長、巴縣農會會長、重慶市教育局局長等。1926年轉入軍界，任劉文輝為軍長的24軍的政務委員會建設股主任，1928年任成都川康邊防督辦公署邊務處長，總攬川康交界20多個縣的縣政。期間，開銅礦、建農場、辦銀行、禁鴉片、輕賦稅，政績斐然。1932年任江西農業學院技師兼總務長。
1933年重返重慶，決心走“實業救國”的道路。遂與友人共同經營重慶華西興業公司，併兼任自來水公司經理兩年。1935年冬，胡子昂等負責承建四川水泥廠，1937年10月正式投產，成為西南地區最早出現的年產量45噸的水泥廠。與此同時，胡子昂等領導的華西公司還在成都、重慶等地承建或改建了電力廠、銀行、學校、倉庫、辦公民用房、成渝鐵路第一總段的築路工程等一系列工程，在西南工商界聲威大振。
1937年底，胡子昂集資在重慶南岸銅元局、天台崗、馬鞍山等地辦起了裕華農場，頗具規模，後因遭權貴刁難，被迫停辦。1938年始，胡子昂等即著手籌建中國興業公司，5月胡子昂飛赴漢口向國民政府申請貸款，擬將華聯鋼鐵廠擴建為大型鋼鐵企業。在孔祥熙插手下，1939年7月，在華西公司基礎上組建成立了官商合辦的中國興業公司，官股占80%以上，該公司被官僚資本所控制，公司董事長為孔祥熙，中國實業銀行董事長傅汝霖任總經理，胡子昂任協理（副總經理）。胡子昂參與主持實施了鋼鐵廠的擴建工程，使之成為抗戰後方民營鋼鐵廠中最大的鋼鐵企業，為戰時的軍需民用提供了大量的鋼鐵和各種器材。1942年初，因受排擠，胡子昂辭職到成都任四川省建設廳廳長。在此之前，1941年胡子昂自籌資金150萬元，在重慶開辦了華康錢莊，親任董事長兼總經理。1944年華康錢莊改為華康銀行，並陸續在成都、武漢、上海設分行，成為重慶一家比較有影響的銀行。1944年1月，因中國興業公司管理混亂，經營虧損，只得重新起用胡子昂任公司總經理，但他上任不到半年，孔祥熙下台，宋子文繼任行政院長，中興公司資金、業務、生產均出現極大困難。
1945年11月28日，國民政府經濟部通知中國興業公司全部停工清理資產、遣散員工，於是中興公司徹底倒閉。中國興業公司的倒閉，使胡子昂認識到，依靠官僚資本是不能發展民族工商業的，“實業救國”的道路走不通。於是，積極參加愛國民主運動。其間，他擔任了重慶中華職業教育社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1945年秋，胡子昂積極支持中國民主建國會在重慶的建立，以後又積極配合民建會的工作。
1946年，胡子昂出任重慶參議會議長，並被選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和立法委員。在任議長期間，重慶市參議會不掛國民黨黨旗；在立法院會議上，他公開反對蔣介石轟炸解放了的濟南市。他還拿出20兩黃金資助郭沫若成立“群益出版社”，出版進步書刊。1948年底，胡子昂離開重慶到香港。1949年初，應中共中央邀請，由香港赴北平，9月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並參加了開國大典。同年加入中國民主建國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西南財經委員會委員，民建總會西南辦事處主任，重慶市副市長，政協重慶市委員會副主席，政協四川省委員會副主席，中國工商經濟開發公司董事長。1978年2月至1991年任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胡子昂是第二、三、四、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政協第二、三、四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第五、六、七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他還是中國民主建國會第一、二、三屆中央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第四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第一、二、三屆執行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第四屆主任委員和第五屆主席、第六屆名譽主席。
1991年11月19日卒於北京。
人物事跡
早年事跡
胡子昂（左）與葉劍英胡子昂（1897年－1991年11月19日），原名胡鶴如，字子昂，生於四川省重慶府巴縣南城坪，中國民主建國會創始人之一，傑出的愛國民主人士和社會活動家。
在巴縣中學（即今重慶實驗中學）讀書時，受辛亥革命的影響，積極參加遊行和宣傳活動。1919年，他就讀於北京農業專科學校（今北京農業大學前身）時，投身於“五四”運動。1923年畢業回川後，曾任巴縣中學教員、校長、巴縣農會會長、重慶市教育局長等職。
1925年，英國軍艦炮轟萬縣，造成歷史上有名的“萬縣慘案”，引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憤慨。胡子昂代表重慶各界攜款前往萬縣慰問抗英軍民，並寫文章、拍照片，揭露帝國主義的暴行。正當他在重慶欲求廣為愛國教育宣傳時，卻受到當局的阻撓，他痛感執政者的軟弱無能，決定自己去政界一展身手。
1926年，胡子昂轉入軍界，任劉文輝為軍長的24軍的政務委員會建設股主任，並任川康邊防督辦公署邊務處長，總攬川康交界20多個縣的縣政。在他主持川康邊務期間，開銅礦、建農場、辦銀行、禁鴉片、輕賦稅，一時政績斐然。
實業救國
胡厥文、劉靖基、胡子昂在人大會議上1930年在南昌任江西農業學院總務主任兼技師、江西省農場場長。1932年，適逢胡子昂的聯宗兄弟胡仲實、胡叔潛兄弟二人在重慶籌組華西興業公司，後力邀胡子昂共創華西事業。胡子昂的心弦被撥動了，他反覆思考，認為要改變國家落後面貌，唯有興辦實業，他毅然地辭去軍隊的官職，從此走上了實業救國之路。
1935年胡子昂重返重慶，有感於國家貧窮落後，內憂外患，決心以“實業救國”，遂與友人共同經營重慶華西興業公司。在過去承建重慶電力廠取得成功的基礎上，胡子昂親自抓了重慶自來水的改建工程，併兼任重慶自來水公司經理兩年。1935年冬，胡子昂等負責承建四川水泥廠，經常親臨施工現場指揮作業，1937年10月，該廠正式投產，成為西南地區最早出現的年產量45噸的水泥廠。此外，胡子昂等領導的華西公司還在成都、重慶等地承建或改建了電力廠、銀行、學校、倉庫、辦公民用房等以及當時成渝鐵路第一總段68.25公里的築路工程等一系列工程，在西南工商界 聲威大振。
1937年，胡子昂等在已有的汽車修理廠的基礎上，建起了華興機器廠、華聯鋼鐵廠以及華西豬鬃 廠、華泰水廠、華一磚瓦廠、礦場等，形成一批華西系列工廠。
1937年底，胡子昂集資在重慶南岸銅元局、天台崗、馬鞍山等地辦起了裕華農場，頗具規模，後因遭權貴刁難，被迫停辦。華西公司從成立到1939年，在短短几年時間裡，發展為西南地區最大的一家工程技術和工礦企業。
1938年開始，胡子昂等即著手籌建中國興業公司，5月，胡子昂飛赴漢口向國民政府申請貸款，擬將華聯鋼鐵廠擴建為大型鋼鐵企業。在孔祥熙的插手下，1939年7月，在華西公司基礎上組建成立了官商合辦的中國興業公司，官股占80%以上，該公司被官僚資本所控制，公司董事長為孔祥熙，中國實業銀行董事長傅汝霖任總經理，胡子昂任協理（副總經理）。胡子昂參與主持實施了鋼鐵廠的擴建工程，使之成為抗戰後方民營鋼鐵廠中最大的企業，為戰時的軍需民用提供了大量的鋼鐵和各種器材。1942年初，因受排擠，胡子昂辭職到成都任四川省建設廳廳長。
1941年，胡子昂自籌資金150萬元，在重慶開辦了華康錢莊，親任董事長兼總經理。1944年改為華康銀行，並陸續在成都、武漢、上海設分行，成為重慶一家比較有影響的銀行。1944年1月。因中國興業公司管理混亂，經營虧損，於是不得不重新起用胡子昂到公司任總經理，但胡子昂上任不到半年，孔祥熙便下台，宋子文繼任行政院長，中國興業公司資金、業務、生產均出現極大困難。1945年11月28日，國民政府經濟部通知中國興業公司全部停工清理資產、遣散員工，中國興業公司徹底倒閉。
中國興業公司的倒閉，使胡子昂異常苦悶、訪惶。由於他長期受“官僚資本”的傾軋和排擠，他從親身經歷中逐漸認識到，依靠官僚資本是不能發展民族工商業的，“實業救國”的道路並不能走通。
民主活動
胡子昂（中）受到鄧小平接見早在1938年，胡子昂便與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有過交談和接觸，以後又多次接觸，使胡子昂對共產黨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和了解，胡子昂還先後同張瀾、史良、黃炎培等上層民主人士有過交往，受其影響，積極參加“愛國民主”運動。1945年秋，胡子昂積極支持中國民主建國會在重慶的建立，以後又積極配合民建會的工作。黃炎培、胡厥文等籌建中國民主建國會。
1946年，胡子昂出任重慶市參議會議長，擔任重慶中華職業教育社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並被選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和立法委員。在任議長期間，重慶市參議會不掛中國國民黨的黨旗；在立法院會議上，他公開反對蔣介石轟炸被攻占後的的濟南市。他還拿出20兩黃金資助郭沫若成立“群益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書刊。1948年底，胡子昂離開重慶到香港。
1949年9月，胡子昂應中共中央邀請，由香港到北京，參加了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和開國大典。12月隨劉鄧大軍挺進西南，回到重慶，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西南財經委員會委員、重慶市副市長。他將華康銀行和自己在各企業的全部股票以及個人珍藏書畫無償上交國家。
建國之後
胡子昂與鄧穎超會面1949年9月，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歷任重慶市工商聯主任委員，重慶市政協副主席、副市長。1951年將經營的企業股票和房產等全部無償交給國家。1956年後，歷任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副主任委員，全國工商聯副主任、主任委員，全國政協第二、三、四屆委員，第五、六、七屆副主席，第二、 三、四、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工商經濟開發公司董事長等職。
在此期間，他將其經營的華康銀行及四川水泥公司、中國興業公司、華西公司、自來水公司等企業的全部股票和房產無償交給了國家。
他說，“以前我做過許多救國夢，教育、農業、實業，結果發現什麼也救不了，今天，跟著共產黨走社會主義道路，才是一條嶄新的道路，愛國報國的願望才能得以實現。”在黨的領導下，他積極引導工商界學習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努力恢復生產，發展經濟。
過渡時期總路線公布後，胡子昂又積極推動工商界人士學習、貫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勝利完成起了積極的配合作用。
老而彌篤
胡子昂為《光明日報》題詞（1989年）1978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給“文革”浩劫後百廢待興的祖國帶來了徐徐春風。在歡愉、振奮之餘，胡子昂開始思考，黨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之後，工商界的成員應該怎樣發揮作用。此時，胡子昂已是八旬老人，但老而彌篤，奮進不息，帶著這個問題，胡子昂以巨大的熱情和魄力，帶領全國工商界的廣大成員和工商在線上關全體同志，努力探索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的新路子。
從此，胡子昂不倦的身影經常出現在各地民建、工商聯的基層組織，大江南北處處留下他的足跡。有一次到上海，在短短几天時間裡，他組織召開了近30次座談會，經常是上午一個會，下午又一個會，認真傾聽各方面的意見，了解掌握了經濟建設中的種種情況，獲取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當時，正值盛夏酷署，望著胡子昂由於奔波勞碌而蹣跚的腳步和被汗水濕透的衣衫，在座的所有人都為之感動。
經過大量深入的調查研究，胡子昂還就經濟領域裡的一些重大問題，與胡厥文先生、季方先生多次聯名給黨中央寫信，如1981年提出的《關於進一步加強設備管理工作的建議》，1982年提出的《關於扶持和振興中藥事業的建議》，1983年6月所擬的《關於恢復和發展傳統食品的建議》等，其中不少被有關部門採納。
1979年1月，鄧小平邀請胡子昂和胡厥文、榮毅仁、古耕虞、周叔弢等民建、工商聯領導人商談對外開放和吸收外資問題，並就經濟建設中如何發揮原工商業者的作用徵詢意 見，在這次會見中胡子昂對工商界中在技術、經營管理和經濟人才方面談了自己的看法，得到了小平同志的高度重視，小平同志叮囑大家，“落實政策以後，工商界的錢要用起來，人也要用起來”。
壯心未已
胡子昂先生手跡1979年，全國工商聯第四屆會員代表大會和民建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京聯合召開。胡子昂當選為全國工商聯主委，並受民建中央委員會和全國工商聯執行委員會的委託，在 大會上作了題為《堅定不移跟黨走，盡心竭力為四化》的工作報告。報告回顧了全國工商界和民建會員跟黨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歷程，明確提出了新時期的努力方向， 表達了民建會員與工商聯廣大成員遵循黨的基本路線和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的強烈願望。報告受到民建會員和工商界的熱烈擁護和回響，成為工商聯成員的共 同行動綱領，為促進改革開放，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起了積極的作用。
1984年，胡子昂已年近九旬，但，親自籌辦了全國第一家綜合性多職能的貿易商社——中國工商經濟開發公司，並親任董事長。
此外，他還多次率領全國工商聯代表團訪問港澳地區，為宣傳中華人民共和國改革開放和“一國兩制”的方針、政治，加強大陸工商界與港澳工商界的交流和合作，促進祖國統一大業做了大量工作。
1988年，為推動全國工商聯集體領導的新老交替，胡子昂主動提出辭去全國工商聯主席職務，積極推薦和幫助較年輕的同志走上這一重要的領導崗位。
1991年11月19日胡子昂在北京逝世，享年95歲。
去世訊息
我國民族工商業者的傑出代表、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政治活動家、第七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工商聯名譽主席胡子昂同志因病於1991年11月19日在北京逝世，終年95歲。
胡子昂同志是四川重慶人。1923年畢業於北京農業大學。解放前，先後擔任重慶市教育局長，南昌江西農業學院技師兼總務長，重慶華西公司、自來水公司、中國興業公司經理、總經理，四川省建設廳長，重慶川康興業公司總經理、董事長，重慶華康銀行董事長，重慶中華職教社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並曾任“國大代表”，國民政府立法委員，重慶市參議會議長。
解放後，胡子昂同志曾任重慶市政協副主席，重慶市副市長，西南行政委員會委員，西南財經委員會委員，重慶市工商聯主任委員，民主建國會西南辦事處主任委員，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員、副主席，全國工商聯副主任委員、主席，中國工商經濟開發公司董事長。他是第一屆政協全體會議代表、第二至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五、六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二至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胡子昂同志病重期間，丁關根、王任重、孫起孟、王光英等及有關方面負責人曾到醫院看望；鄧穎超曾派人到醫院問候。胡子昂同志逝世後，到家中弔唁和問候的有：宋平、丁關根、宋任窮、劉瀾濤、榮毅仁、谷牧、周培源、王光英、趙朴初、馬文瑞、錢偉長、程思遠、錢正英、任建新等領導同志及全國政協、中央組織部、中央統戰部、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等有關方面負責人。洪學智代表李先念、王任重到家中問候和弔唁。喬石、鄧穎超、薄一波、習仲勛、劉靖基發來函電，表示悼念並慰問家屬。
四川省委、省政府、重慶市委、市政府和巴縣縣委、縣政府發來唁電，對胡子昂同志逝世表示深切悼念。四川省委書記楊汝岱曾派人到家中問候。
霍英東先生及海外工商社團也發來唁電，表示深切悼念和慰問。
胡子昂同志生前多次表示，身後喪事從簡，不開追悼會，不搞遺體告別儀式，將遺體獻給祖國醫學事業。
人物軼事
胡子昂與重慶市參議會
胡子昂先生舊居（重慶市）解放前的重慶市參議會是繼重慶市“臨時”參議會建立起來的所謂“民意機構”。臨時參議會是國民政府“遴選”參議員組成，(“遴選”，意即由政府指定的人員)。繼後，參議會改為“民選”產生參議員，取消“臨時”二字。重慶市參議會成立於1946年1月。
“民選”參議員共83名，來自職業團體25名，地區58名．胡子昂是重慶南坪人，由地區選為參議員。參議員人數雖不多，但政治傾向左、中、右俱全。既有國民黨骨幹，又有中共地下黨員；有開明人士．還有袍哥大爺，民社黨和青年黨的黨員也各有8名，成份極其複雜。參議會組成後，首先的議程就是選舉議長，副議長。議長這一席位。為各方所矚目，成為黨(國民黨)、政．(市政府)、團 (三青團)、民(中間派)．各個方面爭奪的目標。為了爭奪議長這個寶座，於是。各個方面的“聯誼會”應時而生，把它作為幕後活動的中心，為自己的競選人創造條件，通關節、送人情、拉選票等政治交易，為“搶議長”鋪平道路。當時組成各有背景的聯誼會．經過多次反覆磋商、爭奪議會席位的複雜鬥爭，2月20日，在參議會舉行的第一次大會上，胡子昂以絕大多數票當選為第一屆議長。
胡子昂就任議長期間，參議會與市政府的關係較為正常。於是，市長張篤倫便口口聲聲提出，“府會一家”這個口號來沖淡參議會與市政府的對立，藉以掩蓋、緩和府會間的矛盾但胡子昂對這種空洞、泛論的口號十並不完全苟同。因此，他在大會上特彆強調、宣稱：“如果沒有賢能的政府，如果市府不為人民服務，會府是不能一家的。” 兩年多來，胡子昂竭盡心力為市政．應興應革，提出於多項提案、建議。犖犖大者有：提議興建兩江(長江，嘉陵江）大橋；修建北區幹路；鋪設下水道工程……等等，以“協助政府建設現代化都市”造福人民。這些建設工程，在當時有的僅僅開工，有的只完成了一部分，重慶即已解放。解放後，經人民政府對以上建設工程逐步進行興建，並已全部落實，完成下胡子昂早年的提議和願望。
參議會在第九次大會（1948年7月）胡子昂被全體參議員選舉為“立法委員”，依法辭去了議長職務，同時選出范眾渠繼任議長。
胡子昂離別參議會時，贈送全體參議員八個字作為臨別贈言：謹慎將事，公而忘私。
胡子昂的實業救國之路
胡子昂先生1897年3月生於四川巴縣（現重慶巴南區）。年輕時,辛亥革命給以他追求光明、追求民主的深刻影響。1919年，他到北京求學，正值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爆發，胡子昂先生積極投身到愛國民主運動的洪流中去，滿腔熱忱地參加遊行宣傳活動，為國家民族的振興昌盛疾呼吶喊。但此後仍是列強劫掠，軍閥混戰，國家日益貧弱，民眾疾苦有增無減。為此，他決心走“實業救國”的道路。
1926年以後，胡子昂在擔任川康邊務處處長期間，曾為開發西康、寧遠的礦藏而辛勤奔走。1935年回到重慶，為了實現“實業救國”的夙願，胡子昂於當年與朋友合夥，不惜巨資，高價購買江北香國寺周家灣竇澤民和竇澤次兄弟共九十石租的土地，創辦起華聯鋼鐵廠（重慶三鋼廠前身）。當時，江北民風閉塞，民眾思想保守。佃農張惠方、何興玉、任學甫等人認為華聯鋼鐵廠占了他們租佃的土地，斷了他們的生路，極力反對。他們集結多人以該廠修建四周圍牆阻斷了觀音橋至香國寺、適中村至香國寺的道路為由，糾集民眾挖毀圍牆，致使該廠基建停工達三個多月。對此事，胡子昂沒有憑藉政府的勢力彈壓，而是堅持協商、化解矛盾，最後由胡子昂和二區區長陳秉國出面與民眾達成協定：一、由華聯鋼鐵廠新辟狗屎堡至香國寺、接龍山至適中村到觀音橋兩條道路；二、華聯鋼鐵廠招工時優先招錄本地民眾入廠工作（現在三鋼廠一些退休老工人就是那時進廠的）。於是，矛盾得到了妥善解決，干戈化為了玉帛。這可說是胡子昂對江北民眾的一個特殊貢獻。
1938年，抗日前線戰火紛飛，戰事緊急，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平、津、滬、寧相繼淪陷，國民政府西遷。武漢成為抗戰軍事指揮中心。大敵當前，胡子昂一心想為抗戰出力，決定以實際行動探尋一條救國之路。他先後四次由重慶飛往武漢，面見孔祥熙（國民政府行政院長）、翁文灝（經濟部長兼資源委員會主任），提出華聯廠年產30萬噸鋼支援抗戰，請求中央政府貸款。當時正值抗戰初期，國家急需鋼材，於是翁文灝便以國民政府投資入股民企、產鋼支持抗戰為由呈文蔣介石，蔣以“應即照辦”批轉孔祥熙。由於胡子昂的力爭，1939年7月，官民合資的中國興業公司（簡稱中興公司）終於在江北香國寺正式成立（華聯鋼鐵廠歸併中國興業公司），成為當時官股入資民企最大的一家鋼鐵聯合企業。孔祥熙任董事長，翁文灝任常務理事，胡子昂任董事兼協理即副總經理。隨後，武漢失守，長江航線中斷，大後方物力艱難，一家大型鋼廠上馬投產談何容易。當時，孔祥熙系官股派關心的只是董事會的席位和利益分配，而民股派胡子昂等人才是真正著眼於早日產鋼支援抗戰的。
那時川東有煤，但缺少鐵礦石，綦江鐵礦早已劃歸大渡口的鋼鐵廠開採，沒有中興公司的份。涪陵、彭水有鐵礦，但經濟部又把著不給。煉鋼要焦炭，江北縣麻柳坪就有，但質量不好，其餘的分布在北碚、永川、銅梁，運輸線長，運力成本高。還有基建、電力、耐火材料等問題，個個都是攔路虎。胡子昂只好四處遊說求人，八方奔走打點。幸虧他人緣好，人家都給他面子、買他的賬，否則，不知要拖到猴年馬月才能投產。那段時間，胡子昂的辦公室應約而來的客商和聽候吩咐的職員進進出出、絡繹不絕。辦公樓里的各個科室，從早到晚電話鈴聲不斷，辦理催督著各方面的業務進度。事必躬親的胡子昂每天都要為公司的建設和產供銷的大事操心，親自接待重要客商，親自銜接重要業務，日夜為中興的投產煉鋼牽腸掛肚。職員們都知道胡先生是公司實際的當家人，大事小事都習慣於找他。胡子昂忙得像鏇轉的螺陀，一天到晚都有乾不完的工作。在處理公司總部辦公室事務的同時，胡先生還須抽出時間冒著日機轟炸的危險，到鋼廠工地（香國寺）去檢查工作，並現場研究解決鋼廠建設投產的一些棘手問題……公司終於運轉起來了，中興產鋼在望啊！
其實，胡子昂要操心的還不只是總部，中興公司除江北香國寺總部外，在川渝境內還有採礦、冶煉、機械、發電等12個專業分廠。當時，中興公司除生產鋼鐵產品外，還生產一些機械製品、工作母機、動力設施、通訊設備和民用瓷品等，供應社會急需，這些產品由當時的寶元通公司負責銷售。
全民族抗戰給中興公司帶來了機遇和挑戰。當時日寇對重慶狂轟濫炸並實行全面封鎖，海陸空交通全部斷絕，中興公司所需的主要設備、物資不能進口，全部都得自力更生，自己研製解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中國興業公司能夠投產煉鋼，堪稱民族工業的一大奇蹟，它充分顯示了中國人民與日寇抗爭的志氣和胡子昂“實業救國”的一片赤忱之心。
孔祥熙系的總經理傅沐波成天正事不乾，專搞結黨營私。他在公司總部各科室和分廠大量安插親信心腹。胡子昂深感工作不順，處境艱難，乃於1941年春辭去中興公司副總經理職務（保留股東身份），去成都接任四川省建設廳廳長之職。他內心苦悶，常從成都回重慶與朋友熟人聊天排遣。
有一天，他在重慶白象街工商人士座談會上聽到了周恩來的報告，周恩來針對國民黨當局加緊對民族工商業的排擠，揭露官僚集團在出口農副產品（豬鬃、生絲、桐油等）時收進的是外匯、卻以法幣（國民政府發行的紙幣）跟工商界結算、坑害民族實業家的卑劣作法。這一深入淺出的分析，給與會者上了生動的一課，使胡子昂茅塞頓開。從此，他常去上清寺的“特園”作客，多次聆聽周恩來的講話。這些講話像涓涓細流，逐漸滋潤了胡子昂乾涸的心田，使他又重新振作起來了，決心為民族工業爭得一席之地。
1942年川康興業公司成立，胡子昂擔任董事長兼總經理；隨後他又擴充華康銀行並親自任董事長。重慶中華職業教育社成立，他又出任主任委員。胡子昂又忙碌起來了。
1944年3月，中興公司生產經營屢屢虧損。在眾位民股董事的極力推薦下，被冷落了三年的胡子昂復出，擔任中國興業公司總經理。胡子昂到任不久便為公司新辟開源之道，中興公司的生產經營又興旺起來了。
1945年12月，中國興業公司研製出了一種新型燃煤拖輪，適合內河航運，其造價低，性能好。當其生產第一艘拖輪“亞美號”試航南京那天，中興公司的董事、監事們雲集朝天門碼頭，參加首航典禮。此時，胡子昂覺得：艱難困苦的八年抗戰已經過去，今後，可以甩開膀子大幹一番，自己“實業救國”的理想就要實現了，中國從此會走向繁榮富強……
然而，事與願違，抗戰勝利後的國民黨官僚集團紛紛染指中興公司這塊肥肉。緊接著，美國向中國大量傾銷戰爭剩餘物資，使中國的民族工商業慘受沉重打擊而紛紛倒閉。不久，孔祥熙遭彈劾，被免去行政院院長職務，不再過問中興公司事務。於是國民政府經濟部一紙公文，下令關閉中興公司，辦理員工遣散。
胡子昂一下子驚呆了，他不甘心，作了最後的努力：緊急求見經濟部次長，要求保留中興公司。在次長辦公室，胡先生慷慨激昂地說了一大堆理由，而次長的答覆卻十分乾脆：“人家美國的鋼材又好又便宜，你能比嗎？國民政府現在還背中興這個包袱，不划算，關——！”胡先生一聽象掉進了冰窟窿，渾身骨頭散架似的一下子癱坐在沙發上。就這樣，中國興業公司從成立、成長、興盛到衰落，共經歷了十一年艱難困苦的歲月後，終於停工下馬、被迫關閉。
1949年11月重慶解放後，人民政府通過贖買，接管了該企業的地盤和資產，並改名為104廠，後又易名為重慶鋼鐵公司第三鋼鐵廠，人稱“三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