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共（布）反右傾運動
正文
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於1928～1929年開展的反對Н.И.布哈林、А.И.李可夫和М.П.托姆斯基的運動。1928年初，蘇聯出現糧食收購危機，缺糧達 1.3億普特。為完成收購任務，實行非常措施，動用刑法第107條,以搜查沒收辦法徵收糧食，從農民手中收走餘糧以及部分種子糧、口糧，甚至財產。這一措施不僅打擊了富農戶，也侵犯了廣大中農的利益，激起農民嚴重不滿。以實行非常措施為導火線，黨的領導層發生嚴重分歧。И.В.史達林認為不是農村無糧，而是富農囤積居奇，企圖以此扼殺蘇維埃政權，因此必須抓階級鬥爭，繼續施行非常措施，予以打擊。認為解決糧食問題的根本出路是加速實行農業集體化，因為蘇維埃制度不能建立在聯合的社會化工業和個體小農經濟兩種不同的基礎之上。布哈林等認為主要是價格和稅收政策不合理，農民因糧食生產無利可圖而縮小耕作面積，改種其他作物。出路在於調整政策，而不應使非常措施常規化。小農經濟的潛力並沒有完全發揮，認為要繼續扶植小農。農業的改造應遵循В.И.列寧《論合作社》中的指示，首先組織流通領域的合作社,然後逐步向生產合作社發展,要堅持入社的自願原則。對在實行非常措施中各地發生的挨戶搜查、封閉市場、禁止農村糧食買賣、向農民攤派公債、實行產品直接交換等現象，布哈林認為有廢除新經濟政策、回到戰時共產主義、造成工農聯盟破裂的危險。他指出,採取非常措施是同新經濟改革在原則上不相容的，必須恢復市場，堅持新經濟政策。史達林準備停止執行新經濟政策，宣稱“當它不再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時候，我們就把它拋開”。儘管雙方都主張實行工業化的方針，但在工業化的速度等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史達林主張實行超高速的重工業化，用向農民徵收“賦稅”的辦法籌集工業化所必須的資金，最大限度地給重工業撥款。布哈林等反對片面發展重工業，主張國民經濟各部門平衡發展，考慮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間的比例關係，反對“製造對速度的拜物教”，認為史達林所主張的工業化及其高速度不是建立在正常基礎之上，而是靠花掉貨幣後備，對農民徵收過重賦稅的辦法實現的。布哈林指責史達林對農民實行“軍事封建剝削”。
在階級鬥爭發展趨勢上，史達林提出社會主義越取得勝利，階級敵人的反抗越激烈的“階級鬥爭尖銳化”理論，指責布哈林鼓吹“階級鬥爭熄滅論”。他要求從限制和排擠富農的政策轉為剝奪富農財產並進而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布哈林認為過渡時期並不排除在某一時期階級鬥爭尖銳化的可能性，但其總的發展趨勢是越來越緩和。對城鄉資本主義成分應當用經濟競爭的辦法,利用社會主義成分的優勢逐步排擠以至最後消滅它們。此外，在共產國際的路線和對國際形勢的估計上，雙方也存在明顯的分歧。
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內，圍繞上述問題展開了激烈爭論。起初在中央全會上（1928年四月全會和七月全會）以雙方妥協的辦法暫時解決，但會後傳達全會精神仍各持一說。為爭取支持者，1928年 9月30日，布哈林在《真理報》上發表《一個經濟學家的札記》,系統地闡述對國民經濟平衡發展、計畫原則、農業和工業發展中的問題的看法，尖銳地批評了當時的經濟政策。以史達林為首的政治局多數派採取措施，向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主持的部門派遣中央代表,規定這些部門的一切指令均需有中央代表聯署方能生效。由於無法正常工作，布哈林等三人在十一月全會前夕提出辭職。全會不予同意。1929年1～4月，布哈林等三人多次向中央發表聲明並在全會發言，對史達林的主張和提法提出尖銳的批評。史達林在《布哈林和我們黨內的右傾》（1929年1～2月）、《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1929年 4月）等長篇報告中予以反擊，指責布哈林等推行同黨的總路線對立的“右傾路線”。1929年 4月召開的中央聯席全會決定解除布哈林《真理報》主編職務，解除托姆斯基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主席職務。同年 7月共產國際執委會第10次全會決定把布哈林開除出執委會主席團。11月召開的聯共（布）中央全會決定撤銷布哈林政治局委員職務，對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提出警告。李可夫於1930年先後被解除政治局委員和人民委員會主席職務。
聯共（布）黨內的這場鬥爭實際上是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方法、速度之爭，是堅持還是放棄新經濟政策之爭。由於史達林路線的勝利,新經濟政策中止執行,建設社會主義的蘇聯模式開始形成，對史達林的個人崇拜之風日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