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及歷史
聚焦下世紀戰爭
聚焦下世紀戰爭技術的發展抑制戰爭規模，改變戰爭形態局部衝突更易於爆發，非軍事性成為新趨勢核威懾下的信息戰將使戰爭面目一新。
起始於本世紀70年代，以高技術為核心的新技術革命，以從未有的規模和力度，在眾多領域出現了爆炸性的突破和進展。90年代以來，高技術已成為國家之間經濟、政治、軍事競爭的焦點。
主要特徵
它給國際安全帶來了影響，有了一些新的特徵：
使人類有可能第一次走出“科技越進步戰爭越發展”的歷史怪圈，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世界大戰爆發。
70年代以來，高技術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興起，特別是八、九十年代高技術的普及和加速發展，是蘇聯解體、兩極格局終結、世界經濟全球化的深層原因，也間接作用於世界和平，同時，也對國際安全有了直接的影響。當核武器這個高科技產物把人類的戰爭推向徹底毀滅自身的頂峰時，反而成了無法使用並抑制大戰爆發的有力因素。
一般認為，戰爭的基本動因是利益矛盾和權力爭奪，所以高技術不可能消除戰爭的根源，但卻可能抑制戰爭的規模，改變戰爭的形態，避免戰爭升級為世界大戰，這是由高技術發展的新特點所決定的。
高技術尤其是軍事高技術具有高投入、高風險的特點，這就大大增加了現代戰爭的成本，如果其成本超過預期利益時，戰爭就有可能得到控制。
高技術發展也為控制戰爭的進程和規模提供了切實可行的裝備和手段。軍事高技術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過去戰爭中情報和信息傳輸手段的落後這一難題，它不僅能為指揮官提供準確、近實地的戰場信息，而且能提供進行指揮和控制的手段。這就降低了因誤判和人為因素而使戰爭升級的危險。
同時，目前已開發國家之間的高技術跨國合作的趨勢，將鞏固他們在經濟、政治和安全防務上業已存在的相互依賴關係。這也減少了他們之間的矛盾會演變成一場軍事戰爭的跡象。
美國軍事專家曾運用多種方法作過論證，認為在未來各種類型的戰爭中，全面核戰爭的可能性極小，大規模常規戰爭的可能性是50％，而小規模常規戰爭和“非戰爭”形態的軍事衝突可能性則達 100％。很多學者對此預測表示異議，而在高技術對世界大戰的制約力應居於多種制約因素的首位，認同者較多。
高技術的發展將使未來戰爭可能更多地局限在地區和一國國內，戰爭的社會化以及國家之間戰爭的非軍事性成為新趨勢，並有高頻率、突發性和不確定的特點。這種意義上的局部衝突更易於爆發，也更難以把握。
從冷戰結束後局部衝突或戰爭頻率居高不下以及分布的特點來看，其背後隱藏著更深層次的科技革命的因素。據統計，90年代頭7年，世界各地共發生地區性衝突193起（年均28起），超過冷戰40多年地區衝突190起的總和，更遠遠超過年均4起的平均數。這說明冷戰後的國際安全形勢並不樂觀，也引起了學術界關於兩極有利於和平還是多極有利於和平的再次大辯論，這種辯論給人們一個啟示：就是看待冷戰後的局部衝突，不能簡單地把它放在多極化中去理解，與其說它是多極化的產物，不如說它是格局轉型期大變動的結果，是西方已開發國家科技革命飛速發展在欠已開發國家造成的巨大反差和衝擊的副產品。
主要分布
冷戰後的衝突主要分布在東亞、中亞、南亞、中東、南歐巴爾幹和非洲大湖等六大地區。表面上看來，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的惡果，歷史積怨、民族、宗教矛盾的尖銳和浮出，種族糾紛、黨派爭權鬥爭的不可調和是它們的直接原因，但實質上它深刻反映了開發中國家在以科技革命為核心內容的現代化進程中社會轉型矛盾的日漸突出，經濟科技發展問題愈來愈成為引發衝突的主要矛盾和深層次根源，同時也是這些地區的衝突對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進程沒有形成重大影響的一個原因。也就是說，上述的衝突客觀上是這些國家邁向現代化進程和迎接新科技革命挑戰的社會內部整合。不幸的是，這一過程不是以和平的方式而是以內戰的方式來實現。但從長期的角度來看，這種戰爭將可能逐步減少，代之而起的將是基於各種複雜動因以及更廣泛意義上的戰爭形式，並有逐步增多的趨勢。
高技術發展不會使戰爭消亡，卻能使未來戰爭的動因、載體和樣式發生新的變化。未來戰爭既可能由傳統的謀求領土、利益、資源的重新安排而觸發，也可能因超越直接利益只是出於對國家巨觀戰略因素考慮而引起。由軍隊進行的維護和平、反恐怖、反犯罪、反走私和緝毒等準戰爭行動，以及搶險救災、人道主義援助等非戰爭行動將更加頻繁。核生化武器和其它具有大規模殺傷力武器的小型化和可能的擴散，信息網路技術的普及等，使戰爭的發動者不僅限於國家、企業、宗教團體、恐怖組織、販毒集團和犯罪團伙均可能擁有發動各種形式戰爭的手段和能力，使戰爭更具突發性和不可測性。特別是未來戰爭向政治、經濟、科技、社會領域的擴展，將最終導致“戰爭”與“非戰爭”作戰行動之間界限模糊不清。
核威懾條件下的信息戰將是未來衝突和戰爭的新形式，它不僅模糊了戰時與非戰時的界限，而且使戰場的結構和作戰思想、原則發生著根本性的變革，對戰爭勝負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信息革命的浪潮，給人類帶來一個信息流高度暢達、高科技造福社會的網路化世界，這已是必定無疑的了。然而，和社會發展史上歷次科技革命總有自己的伴生物一樣，與信息網路相伴而至的是“黑客”的滋生和蔓延。這群精通電腦技術的不速之客，憑著對程式語言異常熟練的操縱，像老鼠一樣在網路中躥來躥去，或破壞程式、製造病毒，或竊取密碼。摧毀系統。近年來，美國國防部屢遭“黑客”襲擊的事實，至少給世人以兩點啟示：一是利用信息技術手段可以使強大的軍事機器傾刻陷入癱瘓；二是帶有明確政治或軍事目的“黑客”襲擊不僅限於戰時才發生，這種襲擊應被視為“非戰爭狀態下的戰爭行為”。因此模糊了戰時與平時的界限。
變革分類
由於信息技術裝備廣泛滲透到軍事機器的各個環節，並構成日臻完善的作戰“神經系統”，因此信息戰將成為未來戰爭的主要形式，並給傳統的作戰思想、原則和戰術帶來深刻的變節。這種變革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是突出了戰爭力量結構中的通信、偵察、計算機模擬等無形的信息能力因素，戰爭力量的運用趨於網路化，贏得戰爭的標準大大提高。資訊時代，除了一般戰爭的消滅敵方軍隊、基礎設施的目標外，摧毀或控制敵方的信息系統是衡量信息戰勝負的一個新的標準。
二是改變了戰爭的縱向層次關係，確立了縱深作戰地位，超越了傳統的攻防思維模式，使未來戰爭不再有明顯的前方和後方之分。由於從大洋深處到茫茫太空都布滿了天羅地網式的偵察和監視系統，使縱深地域不再有不受偵察的“掩蔽部”，不再是免遭打擊的“避風港”，戰略指揮可隨時介入戰術層次，戰略、戰役、戰術大大壓縮甚至重合，三者間界限日趨模糊，從而使兩軍對壘，有明確陣地和戰場，進攻、防禦徑渭分明的傳統攻防儀式以及明確的前後方失去了其普遍意義。無論進攻或防禦，搶先實施信息電子攻擊來癱瘓敵方信息系統，奪得制信息權，就成為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因素。
三是突破了以往的基本作戰原則，增加了一系列新的戰法。由於信息戰的逾時空、全縱深、遠距離、信息主導的新特點，帶來了作戰原則的新變化。如“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目標”的作戰原則中的“有生力量”就應包括先進的情報、監視和偵察系統；“集中兵力原則”將變為分散、疏開配置兵力兵器、集中火力的新原則；“以近距離作戰為主”的原則正在被同時實施近距離作戰和縱深作戰的原則所取代。與此相適應，類似“癱瘓戰”、“非直接接觸作戰”、“不停頓的打擊戰”、“小部（分）隊機動作戰”等一些新的戰法應運而生。
綜上所述，高技術是一把雙刃劍，它的發展既能造福於人類，也能毀滅人類自身；既能給世界和平增加新的安全係數，又能造成新的不穩定和不確定因素；既能抑制世界大戰的爆發，又能引起更廣泛意義上的各類局部衝突；既可以控制戰爭的進程和規模，又有無法把握和難以駕馭的一面；既能使戰爭變得異常殘酷劇烈，生靈塗炭，又可使戰爭成為“無硝煙、看不見、不流血”和沒有時間限制的無休止的“和平”爭鬥；既可以將戰爭限制在軍人之間展開，又可以把戰爭立刻轉向社會、平民，變成一場新形式的“人民戰爭”；既可使戰場成為高科技殺傷性武器較量的試驗場，更可以使戰場變成爭奪制信息權的電子對抗基地。
高技術的發展將上述相互矛盾、對立的兩個方面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使得21世紀的世界和平與戰爭形勢異常複雜，在很多方面難以作出判斷。高技術發展給國際安全帶來的是福大於禍還是相反？國內外學術界、政界都存在著兩種完全對立的觀點，並且各執一詞。有人說“它是把雙刃劍，掌握在愛神手裡，可造福人類，掌握在魔鬼手裡，則給人類帶來災難”。但問題在於，科技的發展和普及，使它難以保證只掌握在“愛神手裡”。
目前，高技術發展出現一些新趨勢，如民用產品超過軍用產品，軍民兩用技術的投資大於純軍事技術的投資等等，說明人類發展高技術的和平願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強烈。但不管怎樣，對這個問題的分析判斷不能也不應該僅僅局限於科技本身，時代背景以及國際社會的運行機制對科技的屬性和發展方向具有重要的制約作用。比如，國際軍控和裁軍領域取得的實質性進展，多極格局加速形成，大國關係的深刻調整，合作、對話、不以武力解決分歧的共識達成等，既是科技進步推動的結果，又反過來影響和制約著高技術的性質和方向。從這個意義上說，高技術發展的和平性一面更加突出了，21世紀人類的安全應該得到更多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