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蟻族”，是對“高校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的典型概括。該群體高知、弱小、聚居，是繼三大弱勢群體（農民、農民工、下崗職工）之後的第四大弱勢群體：他們受過高等教育，主要從事保險推銷、電子器材銷售、廣告行銷、餐飲服務等臨時性工作，有的甚至處於失業半失業狀態；他們平均月收入低於兩千元，絕大多數沒有“三險”和勞動契約；他們平均年齡集中在22—29歲之間，九成屬於“80後”一代；他們主要聚居於城鄉結合部或近郊農村，形成獨特的“聚居村”。他們是有如螞蟻般的“弱小強者”，他們是鮮為人知的龐大群體。
形成原因
通常來說，聚居村就是一個睡覺的地方，早出晚歸的“蟻族”們都在等待著與夢想邂逅的那一天。從社會層面看，北京聚居村的形成始於2003年我國首批擴招大學生畢業。當時形成巨大的就業高峰，此後畢業生人數更是年年劇增。據中國社科院《社會藍皮書》統計，2009年大學畢業生的人數在2008年599萬的基礎上，又增加了50萬左右，導致人才市場供大於求。
此外，大學專業設定和市場需求脫節，相比來說，一些接受職業教育的人反倒比大學生更容易找到好工作。比如，在黑龍江一所高校讀國際貿易的朱明，2005年畢業後來到北京打拚。可他的專業很難找到對口工作，幾經周折，不得不轉行做了行銷策劃。行銷類的工作，雖然沒有專業要求和學校歧視，但競爭激烈，待遇微薄，不得已只好住在聚居村。與此同時，大城市的吸引力也加劇了聚居村的壯大。根據調查，生活在其中的大學畢業生，有近半數人選擇留下的原因，是他們認為北京的工作機會多，城市環境優越。
而從客觀條件來看，廉思說，北京低收入大學畢業生聚居村雖然多遠離市中心，但交通頗為便利。拿唐家嶺、小月河來說，那裡有很多公車可以直通市內，雖然車況擁擠，但路線便捷。
其次，聚居村的房租很便宜，相比於北京中心地帶動輒兩三千塊錢元的費用，聚居村每月只要兩三百元的租金，這無疑是一個很大的誘惑。根據馬斯洛需要層次理論，除了生理、安全需求以外，人們接下來最重視的即為歸屬感。對於獨自闖蕩社會的大學畢業生而言，在遠離師友親朋的環境中，與年齡相仿、經歷相似的人聚集在一起，可以獲取更多的安全感。從調查的結果來看，有高達74.8%的受訪者最不滿意的是自己的經濟收入狀況，而最滿意的就是自己的人際關係。
眼下，這些聚居村在壯大的過程中，也逐漸顯現出另一個趨勢——一些月薪相對較高的大學畢業生寧願捨棄繁華的居住區，搬到這裡來居住。
比如黃瓊，2004年，她從南京一所重點大學的英語系畢業，來到北京。目前，她在一家國際會展公司工作，月薪4000多元。剛到北京時，她的家人不放心她一個人租房子，就聯繫了北京的親戚，黃瓊很快就住進了免費的房子。
“跟小月河學生公寓比起來，那套房子簡直就是豪宅，裝修得特別好。可是，那種孤單讓我受不了，原來南京的同學大多在杭州、上海工作，在北京我一下子失去了所有的朋友。一到周末，我就買一堆吃的，在家看兩天電視，人都快憋傻了。”黃瓊說。一個偶然的機會，有朋友給黃瓊推薦了小月河的“大學生村落”，她毫不猶豫就租了個床位，住了進來。
現狀堪憂
在北京，像唐家嶺、小月河等城鄉接合部或近郊農村，居住著許多像李競這樣的大學畢業生。他們的年齡集中在22～29歲，受過高等教育，但平均月收入低於2000元，主要從事保險推銷、餐飲服務等臨時性工作。
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廉思歷時2年，深入唐家嶺等地，經過大量的個案調研與數據分析，將這群人的生存狀態撰寫成專著《蟻族——大學畢業生聚居村實錄》 。該書於2009年9月出版發行，除得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部部長丁寧寧的推薦外，還吸引了諸如《北京青年報》、《文匯報》、《華商報》等大批媒體的關注。近日，關於“蟻族”的研究已被正式列為國家級課題。
之所以稱這群大學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為“蟻族”，原因就在於他們的個體雖然猶如螞蟻般“弱小”，但聚集起來的力量卻很大。作為此次研究課題的負責人，廉思告訴《北京科技報》，兩年間，調研團隊對北京市海淀區、昌平區的東北旺、西北旺、二里莊小月河、沙河鎮、肖家河等鄉鎮的七個“聚居村”發放了563份調查問卷，對“蟻族”的工作、學習、婚戀、業餘生活、網路行為等進行了基本分析。最後得出的調查結論為：大學畢業生低收入群體的生活條件差，缺乏社會保障，思想情緒波動大，主要靠網際網路宣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