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者來寨人1989年9月30日，某報轉載了法新社關於澳大利亞教師戴維·哈里斯在甘肅境內發現古羅馬軍隊殘部流落地的電訊，緊接著新聞媒體爭相報導，《人民日報》又於同年12月15日以《永昌有座西漢安置羅馬戰俘城》為題作了報導，稱：中、澳、蘇三國史學家聯合研究發現，西漢元帝時代設定的驪靬城是用作安置羅馬戰俘的。這一發現不僅解開了公元前53年，一支6000多人的羅馬軍隊在卡爾萊戰役中被安息軍隊打敗，後來突圍潰逃，不知下落的歷史之謎，而且對中外關係史有重大意義。據報導，中、澳、蘇三國史學家是從班固所著《漢書·陳湯傳》的研究中取得重要突破的。據《陳湯傳》載：公元前36年，漢西域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帶領四萬多名將士討伐北匈奴郅支單于，在郅支城（今哈薩克斯坦江布爾）看到一些奇特的軍隊，“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講習用兵”，“土城外有重木城”。這種用圓形盾牌連成魚鱗狀防禦的陣式和修“重木城”的方法，只有古羅馬軍隊採用。上述三國學者根據這一史料，認為這些人就是失蹤17年的羅馬殘軍。陳湯誅滅郅支後，“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戰俘中有不少驪靬(西漢稱呼古羅馬人為"驪靬")人，西漢朝廷為安置這批羅馬戰俘，便在今甘肅永昌境內設定了驪靬城。
考據
者來寨的村民們講漢語，族系也為漢族，共有400多人，其中200多人有歐洲人的相貌特徵。前不久，中國科學院古人類研究所的科研人員對者來寨300多人進行了DNA分析，認為這裡的村民們確實有歐洲人血統。蘭州大學生命科學院謝小冬博士研究組在者來寨大規模採集血測試，以證明生活在這裡的很多人是“羅馬戰俘後裔”。
者來寨人蘭州大學生命科學院謝小冬博士研究組引：郅支城之戰：漢軍大獲全勝，斬首1518人，活捉145人，受降1000餘人。甘延壽、陳湯等將這些戰俘帶回中國。而與此同時，西漢河西地區的版圖上突然出現了 “驪靬縣”的設定，同時還修建了驪靬城堡。這兩大事件之間似乎有著某種關聯。《後漢書》的一條記載：“漢初設驪縣，取國名為縣。”“驪”正是當時中國人對羅馬的稱謂。既然是“取國名為縣”，那么，這個新出現的縣肯定是為了安置羅馬人而設定的。
美國著名漢學家德效謙在1947年撰寫的《古代中國之驪靬城》文章中，開宗明義這樣講：中國古代稱羅馬帝國為“驪靬”，後又改稱“大秦”，《後漢書·大秦傳》就是以“大秦國一名犁霸”這句話起首的。文章接著指出中國古代以外國國名命名的城，當時只有新疆的庫車和溫宿，它們都是襲用移民的舊稱。“驪靬”城的出現，自然會與有外國僑民相關。德效騫認為，驪靬城最早在中國西漢版圖上出現是公元前20年，那正是羅馬帝國向安息要求遣返戰俘的時間。這絕非歷史的巧合，它說明在卡爾萊戰役中突圍的羅馬遠征軍，正當其故國尋覓他們的時候，他們卻早已鬼差神使地到了中國，並在祁連山下的者來寨落腳了。普布利烏斯率領的逃亡大軍，在安息軍隊圍追、封鎖而回國無路的情況下，輾轉安息高原，伺機東進，在防禦鬆懈的安息東部防線，撕開一道口子，流徙中亞，投奔郅支，後被陳湯收降，帶回中國。漢元帝為此下詔將他們安置在今永昌縣，並置縣驪靬。直到公元592年。
尋源
公元前54年，強大的羅馬帝國出兵4萬，由克拉蘇統帥軍隊進行征戰，在安息（今伊朗）如入無人之境，在那裡獲取了大片的土地並掠奪了大量的金銀財寶。一年後，當這支耀武揚威的軍隊繼續向前推進的時候，卻陷入了重圍。孤軍深入，腹背受敵，四面楚歌，他們在安息人強有力的圍攻下很快被打得四分五裂，潰不成軍。在此慘敗之後，餘部退向亞美尼亞，但就在這時，波斯的軍隊又出其不意地將他們包圍起來，經過幾天的激戰，大部分士兵都被殺死，只有克拉蘇的長子所指揮的第一軍團的6000人僥倖逃脫滅頂之災，而克拉蘇被俘後則被安息人殺死。幾年之後，羅馬帝國與安息又經歷了無數大大小小的戰爭之後，終於不再交戰而化干戈為玉帛，兩國簽訂了和約。而這時，雙雙開始相互遣返戰爭俘虜。遣返之後，羅馬人大失所望：當年可能突圍出來的第一軍團竟然沒有一絲蹤影。
據中國史籍《漢書·陳湯傳》記載：公元前36年，漢西域都護甘延壽和副校尉陳湯，帶領4萬漢胡聯軍走出西域，討伐郅支單于，在征戰的過程中，他們看到了單于手下的一支很奇特的僱傭軍：他們“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陣，講習用兵”，“土城外有重木城”……從這些記載中可以發現，這支僱傭軍用圓形盾牌組成魚鱗陣的進攻陣式和在土城外修重木城的防禦手段，正是當年羅馬軍隊出奇制勝，繼而成為大帝國的重要根本之一。而這種作戰手段為羅馬人所獨有。因此，有史學家認為，當年陳湯等看到的這支隊伍一定是曾被單于降服的羅馬軍隊。依此繼而推斷，這一時期所出現的羅馬軍隊，定是在此前失蹤的羅馬第一軍團的殘軍！考察關意權從史書上查到，甘延壽、陳湯等將士把這些羅馬戰俘帶回了中國，並讓他們在中國定居下來。於是，漢朝設定了一個特別的縣，即“驪靬縣”，同時修起了驪靬城。
懸案
蘭州大學歷史學教授劉光華和汪受寬兩位學者都認為“驪靬”的設縣時間早於陳湯打敗郅支單于的時間。他們還認為，永昌位於古絲綢之路上，各民族之間的關係和人群遷移及混雜的過程相當複雜，況且兩漢時期已證明羅馬人到達過洛陽。包括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葛劍雄，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楊共樂也認為，古羅馬軍團在中國的史實依據不足。
驪靬是否真與公元前53年的羅馬戰俘有關，長期糾纏不清的一個問題就是驪(革乾)設縣的具體時間定不下來。金關簡中與驪靬有關的神爵二年的紀年簡以及大致與此同時的其它簡文確鑿地證明了“驪靬”一名的出現和設縣時間。
關於驪靬苑的時間
簡一：“和宜便里，年卅三歲，姓吳氏，故驪靬苑斗食嗇夫，乃神爵二年三月庚寅，以功次遷為”（金關73EJT4：98）。
簡二：“公乘，番和宜便里，年卅三歲，姓吳氏，故驪靬苑斗食嗇夫，乃神爵二年三月辛”（金關73EJH2：2）。兩簡不出自同一探方，但所述內容有聯繫，可能丟棄前已經散亂。記錄一位基層小吏除補到任情況，如同“幹部檔案”，當時名之為吏員補除名籍。說的是一位姓吳的人，年三十三歲，爵位是公乘，原籍番和宜便里人，原來做過驪靬苑的斗食嗇夫，後在神爵二年（前60年）三月某日以工作成績和升轉次序提拔到了新的崗位上。兩簡均為松木，上下殘，但基本內容是清楚的。
按慣例，此類吏員除補名籍一般都有兩枚組成：一枚記錄某人因某事於某年月日遷為某官；一枚記錄某人因某事於某年月日遷為某官後於某時到任。因而兩簡上半部內容基本相同，下半部的乾支（日期）和內容則不一樣。而且雖記同一人事，但未必為一時寫成。上述兩簡即為此類情況。第1簡具體日期為“三月庚寅”，查漢代歷譜，神爵二年三月丙午朔，無“庚寅”，當“庚戌”、“庚申”、“庚午”之誤寫；第2簡具體日期為“三月辛?”，後面缺字。按歷譜當為“辛亥”、“辛酉”、“辛未”。因為兩簡乾支無法確定，二者的先後難以判斷。兩簡相較，簡一“和”字前殘斷部分應為“番”，“番和”之前當為“公乘”。“公乘”，秦漢二十等爵的第八級。顏師古曰：“言其得乘公家之車也”。秦漢士民，人人得有爵位，從第一等公士到第二十等列侯，高低不等以別貴賤。漢時通行的人名籍，一般除寫明姓名、縣、里、年、身高和膚色外，還要註明爵位。《漢書·高祖本紀》詔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可見簡中這位吳姓人士爵位較高，有坐公車的資格。“宜便里”，里名，屬番和縣。漢時郡、縣、鄉、里，猶今之地、縣、鄉、村，“里”是最基層單位。
“斗食”，歲奉不滿百石的基層小吏。“嗇夫”，秦漢時除“鄉嗇夫”外，縣以下各基層單位的長官均可稱嗇夫。秦漢簡牘中常見有：關嗇夫、農嗇夫、田嗇夫、庫嗇夫、傳舍嗇夫、都田嗇夫、置嗇夫、廄嗇夫、廚嗇夫、倉嗇夫、司空嗇夫、少內嗇夫等等。簡中的“斗食嗇夫”，當為驪靬苑掌管某一事務的基層小吏。“以功次遷為某官”，是依照功勞和政績按官吏升補次序遷升到某一官職的意思，是漢代通行的慣例。
關於驪靬苑的地址
上述兩簡關於驪靬苑的記載，說明驪靬作為地名早在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以前就已出現。而驪靬苑是設在驪靬縣境的，同樣的情況可以在懸泉漢簡中看到敦煌、效谷縣的例子。如簡三：“出茭五十五石二鈞，以食敦煌苑橐他五十”（Ⅱ90DXT0216）。簡四：“效谷假苑牛十二，其四在遮要置”（V92DXT71279）。這說明驪靬苑的存在是以驪靬縣的設立為前提的。此外，金關漢簡中還有大致與此同時的記載，可以得到證實。如簡五：“閏月丙申，驪靬長東亡，移書報府所口”（金關73EJT1：199）。
簡六：“驪軒尉史當利里呂延年，年廿四?”（金關73EJT9：127）。
簡五為削衣，同探方所出318枚簡中紀年簡13枚，占4%。其中始元1枚，本始5枚，地節5枚，元康1枚，甘露1枚，最早為始元2年（前85年），最晚為甘露2年（前52年）。因此，該簡大致可定為昭宣時期遺物，下限在公元前52年以前。簡六同出紀年簡25枚，占該探方395簡之6%。其中本始1枚，五鳳6枚，甘露10枚，初元5枚，河平1枚，元始1枚。宣帝時期居多，共18枚，占25枚紀年簡的72%，因此簡六為宣帝時遺物的可能性亦較大。《漢書·百官公卿表》：“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簡三“驪靬長”，說明當時的驪靬縣不足萬人。簡四“驪靬尉史”，當為驪靬縣尉的屬官。《史記·匈奴列傳》：“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時，雁門尉史行徼見寇，葆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索引》引如淳曰：“近塞郡皆置尉，百里一人。士史，尉史各二人也。”其實“尉史”一職，未必都在近塞，內地亦置；未必盡為郡尉之屬吏，縣尉亦有此屬吏。
除上引材料外，有關驪靬縣的簡文還有：簡七：?出錢五十，粟五斗，驪靬。?出錢五十，粟米五斗，顯美”（金關73EJT37：915）。簡八：“?得□□，驪?常利里馮奉世?”（金關73EJT24：964）。簡九“驪靬萬歲里公乘?倉，年卅，長七尺二寸，黑色，劍一，已入，牛車一兩。”（《居延漢簡甲乙編》334．33）簡十：
“出粟二斗四升，以食驪軒佐單門安，將轉從者一人，凡二人，人往來四食，食三升”。（懸泉V92DXT1311③：226）。簡十一：“驪(革乾)武都里戶人，大女高者君，自實占家當乘物。□□，年廿七，□□。次女□□□□□□?”（懸泉V92DXT1210：96）。簡十二：“?□□過所遣驪乾稟尉劉步賢?”。從上述簡文中，我們不僅可以看到驪靬設縣的時間早在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以前，而且還可看到驪靬縣當時大致的情況。當時的驪靬不到萬人，設長而不設令。除“驪靬長”外，還有“驪靬尉”、“驪靬尉史”、“驪靬佐”等等。縣下轄鄉雖不得而知（一般為2—3個），但簡文中記載的里有“宜道里”、“當利里”、“常利里”、“萬歲里”、“武都里”等。
關於驪靬苑的情況
除前述紀年簡外，還有簡十三：“驪軒苑奴牧番和宜道里□?”（金關73EJT23：193）。簡十四：驪靬苑大奴尹福長七尺八寸”（金關73EJC：95）。“驪”（音hàn或qián），亦為“驪靬”之同音異寫。“大奴”，當為15歲以上的成年奴隸。漢簡中“大奴”、“小奴”，實際上同“大男”、“大女”、“使男”、“使女”、“未使男”、“未使女”一樣，通為社會上流行和戶籍登記中的通用語。1至6歲為小奴，7至14歲為使奴，15歲以上為大奴。這在漢簡“奴婢名籍”中可以得到證實。簡十五：“所遣驪軒苑監、侍郎古成昌以詔書送驢橐他”（懸泉橐他”，文獻和漢簡中還可寫作“橐它”、“橐佗”、“橐馳”、“橐駝”（音Iuòtuo），即駱駝。“古成昌”，人名。《漢儀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頭”。另《漢書·食貨志》也有“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的記載。漢代設苑養馬，始於景帝時期。當時尚不包括河西。但隨著武帝時西北邊疆的不斷開拓，上郡、北地、安定、天水、武都、金城及河西各地均設苑監以牧養馬匹。早在漢初，劉邦為“都關中”還是“都雒陽”的問題猶豫不決時，張良曾有一段進諫：“夫關中左函，右隴蜀，沃野千里。 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索隱》引崔浩云：“苑馬牧外接胡地，馬生於胡，故云胡苑之利”。《正義》引《博物志》云：“北有胡苑之塞。按：上郡、北地之北與胡接，可以牧養禽獸，又多致胡馬，故謂胡苑之利也”。《漢書·地理志》北地郡：靈州有河奇苑、號非苑：歸德有堵苑、白馬苑。郁郅有牧師菀（苑）官。這是上郡、北地一直有苑馬的記載。《漢書·平帝紀》：“（元始二年）罷安定呼池苑，以為安民縣”。師古注曰：“中山之安定也”。懸泉漢簡有：“明昭哀閔百姓被災害，睏乏毋訾，毋以自澹（贍），為擇肥壤地，罷安定郡呼池苑，為築廬舍。”可見呼池苑在安定郡，而不在中山，顏師古搞錯了。《後漢書·馬援傳》：“自援祖賓，本客天水，父仲又嘗為牧師令。是時援為護苑使者，故人賓客皆依援。”這與天水牧馬苑有關。《後漢書·西羌傳》載：永寧元年（120年）秋，羌人忍良等“遂相結共協將諸種步騎三千人寇湟中，攻金城諸縣，（馬）賢將先零種赴擊之，戰於牧苑，兵敗，死者四百餘人”。這是金城有牧馬苑的記載。
同傳：順帝永建五年（130年），“且凍分遣種人寇武都，燒隴關，掠苑馬”。這是武都設苑養馬的記載，《後漢書·和帝紀》永元五年（93年），“二月戊戌，詔有司省減內外廄及涼州諸苑馬。”可見，涼州設苑也是毫無疑問的。“驪靬苑”就是其中一個。漢簡材料還告訴我們：驪靬苑由苑監管理，苑監一般由郎官充任，下屬還有“斗食嗇夫”之類的基層小吏掌管某一方面的具體事務。牧苑不僅養馬，還養牛、養驢、養駱駝，牧苑日常勞務由官奴婢承擔。
經過上述考證，不難看出，早在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以前，驪靬縣就已設立。漢朝早先在西北地區實行的牧苑制度也隨之推廣到河西乃至驪靬，政治經濟已發展到相當規模。它既早於公元前36年陳湯伐郅支，也早於公元前53年的卡爾萊戰役。那種認為西漢驪靬的設立與卡爾萊戰役中的羅馬戰俘有關的說法純屬子虛烏有。
真相
神秘的“2005年DNA測試”
英國《每日郵報》網站11月26日的這篇文章並未提及這次“DNA分析”是由誰做的，怎么分析的，也沒有提及相關論文的發表刊物及時間，缺乏科學報導所應具備的基本要素，讓人讀來不免生疑。
我們發現，《每日郵報》這個報導的來源很可能與新華社在11月19日發出的一篇英文稿件有關。該稿件題為《新成立的研究中心將揭示西北村民的祖先疑雲》，[4]文中提及，一個“2005年的DNA測試”顯示該村村民有異族血統，許多專家認為他們是古羅馬士兵的後裔。同樣，新華社報導中的這次“DNA測試”，信息也很模糊，其出處、研究者均未獲提及。
為了確認這個神秘的“2005年DNA測試”真的存在，我們嘗試檢索了各大論文資料庫，包括PubMed、SCOPUS、Google Scholar等，但都找不到發表於2005年的有關驪靬村村民基因測試的文獻。不過，我們發現這篇英文報導的疑似中文版本中提及：“2004年和2005年，者來寨村民羅英和蔡俊年分別在北京中科院和上海進行了DNA檢測，鑑定結果證明有外國血統。”[5]在2007年4月8日央視《世界周刊》的《羅馬的誘惑》報導中對此有更詳細的描述：“2004年，村民羅英在北京中科院接受了血液化驗，結果是具有46%的阿富汗血統。 2005年，村民蔡俊年前往上海進行了DNA檢測，鑑定結果為56%的歐洲血統。”。[6]這很可能就是今天各大媒體援引的“新的DNA測試顯示，驪靬村三分之二村民具有白種人血統”的依據。
不過，“46%的阿富汗血統”這種數據，充當宣傳相關研究的噱頭或許可以充數，在把當真之前，必須考慮到基因組科學本身還處在研究的很初步階現在的此類統計，對數據處理的探索性多於數據本身的意義。新聞報導語焉不詳，缺乏相關研究的細節敘述，我們無法得知“46%的阿富汗血統”、“56%的歐洲血統”這兩個數據有多少統計學上的置信度。此外，兩個單獨個體的基因組數據要代表整個群體顯然也有極大的誤差可能，更不必說基因組研究本身在數據處理上就有著極大的靈活性與爭議。
2007年6月的時候，《人類遺傳學雜誌》（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曾經發表過一篇關於“驪靬人”DNA分析的研究論文[7]。這是我們能夠見搜到的相關檢測話題迄今為止唯一一篇公開發表的文獻。這篇論文的正文部分和參考文獻中也都未涉及“2005年DNA測試”，足見2004年和2005年的兩次檢測並未被納入科研視野。
驪靬人與古羅馬無關
2007年發表於《人類遺傳學雜誌》的論文，目的正是要對“中國村民是古羅馬人的後裔”的傳說進行檢驗。研究人員在短串聯重複序列（STR）以及單核苷酸多態性（SNP）的層面上，檢驗了代表著四組中國人群的227名男性的Y染色體。眾所周知，Y染色體是“傳男不傳女”，而且其中95%的基因不能發生重組[8]，所以在分子生物學上，Y染色體DNA可以用來追溯某人的男性祖先。下面這張圖顯示的是DNA相似度研究結果，譯自這篇論文。
這張圖是包括驪靬村民在內的15個歐亞大陸上的不同人群，基於Y染色體DNA的二維相似度結構分析(MDS)。位置越靠近說明相似度越高，有關此分析方法的具體原理和算法可參見相關教材[9]。
假設驪靬人的祖先來自古羅馬士兵，那么這些人顯然都是男性，故此他們的Y染色體應該被驪靬人所繼承，從而在現代驪靬村民的Y染色體當中占據顯著的成份。若以上假設成立，上圖當中的驪靬村民應該同歐洲各民族（北義大利人，西西里人，克羅埃西亞人……）更接近才對。然而實驗結果表明，驪靬村民的男性祖先，同三個漢族人群（分別來自河南、遼寧、寧夏）極為接近，而與驪靬村民最相似的非漢族人群卻還是甘肅本地的裕固族同胞。由此可見，驪靬村民的祖先不可能是古羅馬士兵。
再換一個思路，我們或許還可以寄希望於古羅馬士兵出征打仗時，還有大量古羅馬婦女陪同。而且，經過多年戰亂離散，這些古羅馬婦女還能來到中國，同甘肅當地人（漢人或其他本地民族，諸如羌胡）相結合，從而使得當代驪靬村民的母系大部出自古羅馬。不過，這一假設也被進一步的DNA檢測所否定。2009年，蘭州大學馬國榮的碩士論文《中國西北驪靬人起源的線粒體遺傳多態性研究》表明[10]，驪靬人的線粒體DNA與中國漢族的親緣關係最近而與歐洲人或者中亞人的親緣關係較遠。受精卵的線粒體通常由卵細胞提供，故而線粒體DNA基本上是“傳女不傳男”——只有十分罕見的情況下，該物質才會通過父系遺傳[11]。通過這項研究，驪靬村民的母系祖先是古羅馬人的可能性也被排除了。
事實上，即使是在歷史學界內部，“中國村民是古羅馬人的後裔”的說法也並非主流意見，在國際學術界，研究成果甚少。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劉國鵬就曾經撰文介紹國際知名漢學家白佐良的觀點，認為“羅馬軍團流落中國”之說是“嚴肅的國際漢學研究雜誌並未刊登各路新聞媒體爭相拋售的報導，而千篇一律的新聞報導也正說明其缺乏足夠的科學和文獻支持。”。[12]
結論：謠言破解。
“驪靬人是古羅馬人後代”的說法在國際學術界並非主流觀點。而據說支持“驪靬人是古羅馬人後代”這個說法的所謂“2005年DNA測試”不足為據；而2007年、2009年的兩篇論文分別顯示，無論從父系的角度，還是從母系的角度，驪靬人都不可能是古羅馬人的後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