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走上了我們的老路
孩子教育成了問題1958年，8歲的泰德·施沃洛克成了一名“托蘭斯孩子”——他和另外近400名明尼阿波利斯的孩子們一起，完成了保羅·托蘭斯教授提出的創新任務。施沃洛克至今仍記得一位心理學家遞給他一個玩具消防車，問他：“你會怎么改進這輛車，讓它變得更好玩？”施沃洛克一口氣報出了25項改進，如增加一個可拆卸的雲梯，以及在輪子上增加彈簧，心理學家對他的評價是擁有“不尋常的視覺‘感官’”，以及“把不同元素融合、變成有意義產品的能力。”
在施沃洛克接受測試後的50年間，先是托蘭斯教授然後是他的同事加內特·米勒一直在追蹤美國兒童的創造力。他們記錄每一項新專利，每一次創業、每一份發表的研究報告，探究在書、舞會、電台秀、藝術展、軟體編程、廣告運作、硬體開發、編曲、公共政策、領導職位、演講和建築設計中的蛛絲馬跡，並打出分數。結果卻發現，美國人的創造力在逐漸減退。
無獨有偶，在創新力驚人的美國科學界，也有著對創造力減弱的擔憂。年輕和創造力總有交集，以前很多科學革命都是由年輕科學家領導的。牛頓開始發明微積分時23歲；愛因斯坦26歲時已經發表了很多重要著作；沃納·海森堡成為量子力學先鋒時也差不多年紀。但在現在的美國科學界，成功的年輕科學家的數目也在大幅減少。
科學家的創造力成U字型發展。在工作幾年後達到巔峰，中年時期轉而走下坡路，最後在事業的最後幾年再次達到巔峰。這或許是因為年輕人的反叛精神強，願意迎接新挑戰，之後，他們就開始重複自己，直到年老時聲名卓著、經費雄厚，迎來另一次創新高峰。所以，物理學家們有個笑話：如果你在結婚前還沒做出能拿諾貝爾獎的事，那就趁早轉行吧。
可現在，年輕科學家建立自己的實驗室越來越難，而根據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調查，只有20%的科學家在拿到博士學位6年內能獲得預備終身教職。
1980年，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大部分研究津貼都給了三十八九的科學家，其中31-33歲的年輕科學家拿到了津貼的近10%。到了2006年，津貼的大多所有者都年近五旬，三十歲出頭的科學家僅獲得津貼的1%。而2007年，70歲以上的科學家顯然比30歲不到的人更受津貼的青睞。
科研機構越來越傾向於低風險的研究，會毀滅年輕人創新的土壤。“這絕對是我們必須關心的問題，”美國國立衛生研究所59歲的主管弗朗西斯·柯林斯說：“在科學界，我一直知道，處於職業生涯早期的研究者總是積極性最高的人群，他們不畏懼解決真正困難的問題。”但現在，科技創新中年輕人的身影越來越少。
人們對創造力的定義是原創某種有用東西的能力，創造力沒有既定答案，它需要發散思維，產生很多獨特的主意，然後再集中思考，把這些點子捏合成最佳結果。
在最近一次IBM對1500名CEO的調查中，創造力被認為是未來“領導能力”的第一要素。去年，美國《新聞周刊》聯合因特爾公司進行了一項全球創新能力調查，在美國、中國、德國和英國向4800名成年人發放線上問卷。其中2/3的人相信在未來30年以內，創新能力的重要性之於美國經濟比其他任何東西都高。很多國家正把創造力培養當成一項全國要務來執行。2008年，英國中學的課程表——從科學到外語——都著重強調激發思考，一些試點工程也開始使用托蘭斯的測試來評估進展。歐盟把2009年定為“歐洲創造和創新年”，中國也在進行大規模教育制度改革，試圖改變以往的填鴨式教學方法。
在《新聞周刊》的調查中，81%的中國受訪者認為美國的創新能力領先中國，但只有41%的美國人同意這個說法。
如今斷言美國創造力下降的原因還為時過早。一個可能的原因是現在的孩子花更多的時間看電視或是打電子遊戲，而不是參與創新性活動。另一個原因則在於美國學校對創造力培養的缺乏。
為了尋找下一次科技大突破，美國人開始加強數學和科學教育，強調標準化課程的學習。教育心理學教授普拉克最近訪問了中國北京和上海的學校。當中國的大學教師請他講述美國教育的潮流時，他告訴中國老師們，美國學校現在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標準化課程、死記硬背和全國化考試上。“當我的回答被翻譯後，他們都大笑起來，”普拉克說：“他們說，‘你們走上了我們的老路，而我們正在往你們的老路上趕，越快越好。’”
創新並不限於右腦
保羅·托蘭斯1958年的創造力測驗被標準化課程要求搞得焦頭爛額的美國老師們警告有關部門，學生在學校沒有時間去上創造性課程，如果一周能上一到兩次藝術課，那就很幸運了。但對科學家們來說，這是個不合邏輯的推論。
喬治亞大學的馬克·朗科就把這稱作“藝術偏見”。人們一直相信，藝術對開發創造力有特別幫助，但這個說法是沒有事實依據的。比如，當學者們給工程系學生和音樂系學生相同的創造性任務時，他們的分數處於同一水平。因此，創造力必須被帶出藝術教室，放進普通教室中。
傳統心理學認為，創造力和右腦有關，但現在科學家們知道，如果你只用右腦來創造，那么你的想法會永遠會在你的舌尖打轉，卻無法真切地構造出來。解決問題時，人會首先在一些明顯的事實和和熟悉的解決方法上尋找答案，這主要由左腦來完成。如果沒找到答案，左腦和右腦就會一起活躍。右腦的神經網路掃描遙遠的記憶，以圖尋找到相關的內容，左腦搜尋未被察覺的模式、其他含義，處理高度抽象的內容，並從右腦處獲得信息。正是這種左右腦的協作，讓創新成為可能。
在不同思維模式之下的切換需要大腦的嚴格控制，而這種能力可以後天養成，就像雖然個子高的人打籃球有先天優勢，NBA還是有不少矮個子明星球員一樣。創造力高的人往往成長在能包容不同意見的家庭中。家長鼓勵孩子的獨特性，對孩子的需求反應很快，同時也讓孩子發展自己的技能。此外，創造力高的人也常常出生貧寒。艱難的生活本身並不帶去創造力，但它強迫孩子們變得更靈活，而靈活有助於創造力。
新墨西哥大學的神經科學家雷克斯·榮格總結，那些勤奮練習鍛鍊創造力的人能更快更好地使用大腦的創新網路，而一生的習慣性練習將改變神經模式。最鼓舞人心的例子是，儘管詩人常常少年時就能達到創作巔峰，但托馬斯·哈代五十好幾了才當上全職詩人，而他最偉大的詩歌是在61歲時寫的。
課堂里的興趣
學齡前兒童平均每天問父母100個問題。有時候，家長只希望孩子能消停一會兒。悲劇的是，到了中學，孩子們幾乎不再問為什麼。與此同時，他們學習的動機和參與程度都在減弱，對問問題失去興趣。對於執迷於課程標準的美國學校來說，幫助學生梳理每天必須接受的海量信息非常關鍵，因為找真相和深度研究的過程是創新的關鍵階段。
為了解決學生創造力衰退的問題，美國一些學校在行動。俄亥俄州阿克倫的美國發明者名人堂學校——一所新建的公立中學，該校每天有3/4的時間都是以具體的項目為基礎來學習的。該校教師在俄亥俄州對課程要求的基礎上，為5年級學生準備了一項工程：找出降低圖書館噪音的方法。該校圖書館一面朝向公共空間，即使窗戶緊閉，也非常吵。4周的時間內，學生們不僅拿出了令老師和家長們驚嘆的設計，還掌握了俄亥俄教育部門對聲波學習的要求，並充分運用了議論文寫作技巧來撰寫報告、說服他人。
“你不會聽見我們的學生說，‘我以後絕不會用到這些，因此我不用學習，’”該校行政人員瑪麗安·沃洛威客說：“相反，他們會問，‘我們必須現在就離開學校嗎？’”上學期期末，當名人堂學校拿到俄亥俄州的成績測驗結果時，校長特雷西·巴克納感動落淚。因為分數顯示，該校成立僅一年就躍居阿克倫市最好的三所中學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名人堂學校是通過抽籤方式入學，並且42%的學生都是貧困生。
“創造性問題解決課程對提高學生的創造力效果最好。”威廉和瑪麗學院的金說。
而美國科學界也開始重新對年輕科學家的項目進行大膽扶持，比如美國國立衛生研究所近些年來也提高了授予年輕研究人員或首次申請津貼的科學家獲得津貼的比例。
今天，施沃洛克很富有，他創建並出售了三個醫學產品公司，他在健康領域的創新範圍很廣，從攜帶型呼吸器到皮膚吸收的消炎藥。他最近的項目可以把脊椎手術的價格下降一半。“小時候，我從沒有被打上‘具有創造力的人’的標籤，”他說：“但現在我知道，那解釋了我所經歷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