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概述
1927年8月29日生於成都。1941年春入成都縣立中學(今成都七中)讀書,1943年秋考入成都樹德中學高中部。1945年秋考入西南聯大。
1946年夏,組成西南聯大的三校回遷原址,羅就讀於北京大學史學系。1949年秋畢業,就職於中蘇友好協會總會。
1956年冬調回北大歷史系任教員。隨後主攻拉丁美洲史、美國史、世界近現代史等,多年裡既下過農村,受過批鬥,編寫過京郊某村村史,也授課不輟,苦鑽學術。
1979年晉升副教授,1980年秋到美國密西根大學進行學術研究,1982年初返京。1985年冬晉升教授,次年為博士生導師,而後兼任北京大學世界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及學術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史學會理事、北京市歷史學會副會長、中國拉丁美洲史研究會會長等。羅先生治學領域廣泛,著述宏富,其中尤以現代化、美洲史、世界近現代史、史學理論等學科的研究見長。曾主編《世界現代化進程研究叢書》等,著有《現代化新論》、《現代化新論續篇》、《美洲史論》、《偉大的反法西斯戰爭》等。代表性學術論文有《論一元多線歷史發展觀》、《扶桑國猜想與美洲的發現》、《關於中美關係史和美國史研究中的一些問
題》、《建立馬克思主義的現代化理論的初步探索》、《論現代化的世界進程》、《走向現代化的中國道路》等。羅先生的文集《羅榮渠文集》(4卷本)正在編纂之中,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羅榮渠教授還是著名的書法家。曾任燕園書法會(北京大學書畫協會)會長 ,是中國書法協會會員。他出身書香世家,其父羅文謨是民國時期著名書畫家,他自幼受到薰陶,在書法方面有深厚的功底和非凡的造詣。他的作品顯示了一種學者型的書法特色。部分作品是他個人自賦的詩詞,如《返鄉吟》等,多幅作品曾選送到海外展覽。
1979年,引碑入草開創者李志敏和張學書校長、趙寶煦、張振國等老師發起成立燕園書畫會。陳玉龍、楊辛、葛路、羅榮渠諸教授以及在全國首屆大學生書法競賽獲獎者曹寶麟、華人德、白謙慎和張辛四位學生熱誠襄贊其事。1981年中國書法家協會成立,李志敏攜趙寶煦、金開誠、楊辛和陳玉龍四位教授加入,北大成為全國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最多的高校。不久張辛和葛路、羅榮渠教授也相繼加入中國書協。1990年秋由藝術教研室發起,開辦了北大歷史上首屆書法藝術研究班。燕園書畫會李志敏、楊辛、羅榮渠、陳玉龍和張辛成為主要師資力量。
人物成長曆程
文化搖籃里的少年才俊
羅榮渠出身名門,父親羅文謨乃劉海粟弟子,為當年四川書畫界祭酒,與徐悲鴻、張大千等交友,母親許子睿也出身新津書香門第。羅榮渠自幼有志於學,其胞弟羅榮泉教授在回憶文章中寫過這樣一件趣事:在大哥滿一周歲時,家裡按風俗讓他“抓周”,結果許多生活用品擺在面前,他只抓了一本書和一支筆。這事與他後來的人生似乎是巧合,但母親認為,與其說是巧合,不如說是家庭環境薰陶的結果,因為當時父親經常看書備課,握筆寫稿,使未滿周歲的大哥對書和筆印象深刻。羅榮渠生於成都這座文化底蘊不薄的城市,上中學進的是成都縣立中學與樹德中學這類名校。讀國中時,他便與另外兩位同學出版手抄本刊物《勁草》,刊物請巴金過目後,巴金在空白頁上題詞:“好好學習”。羅榮渠進入高中後,即向胞弟推薦馮友蘭、張東蓀、錢穆、熊十力等人的著述。一天,他在西玉龍街舊書店購得翦伯贊的《中國史綱》,便如獲至寶。他的這種志趣,既超越了他的年齡,也為他後來做一名良史,奠立深厚學養。1944年,羅榮渠才17歲,暑假中見重慶《中央周刊》以民族文化為題徵文,竟從圖書館借來參考書咀嚼後,結合平時的文史知識,著文投去。徵文揭曉時,第一名空缺,他獲第二名,收到的獎金,不是用去吃喝,卻買了一部錢穆的《國史大綱》。而且他在校中寫一手仿米芾書法,被誤為書家之墨;與同學吳兆民等演話劇《桃李春風》等,飾一老教授。在中學時期,羅榮渠受梁啓超倡“少年中國學會”之影響,從閱讀課外哲史典籍中,傾服北宋張載之說,也效先賢首倡一個學生社團,命名為“四為學會”,取張載那“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儒家精神為旨意。這學會,是他們互勵互助的紐帶,這種精神境界,頗值得今日學子參照。
在學術自由的北大成長
1945年,羅榮渠考入西南聯合大學。到昆明入學後,他便感到校園內濃厚的政治空氣,標榜進步的與被指為反動的兩派,經常打筆仗。這位志趣不俗的書生,也成了“反內戰,要和平”學生運動的積極分子,他以文章、漫畫、演講參與“一二·一”學生運動,抗議對學生、教師的鎮壓,還將他撰寫的《一切黨團退出學校》的評論,寄與“四為學會”成員。假期返回成都,他將聯大校園流行的歌曲帶入成都縣中與樹德中學,教學弟們傳唱,如《民主是哪樣》、《茶館小調》、《古怪歌》等,還鼓勵“四為學會”成員,參加中共地下外圍組織“民主青年協會”的讀書活動。在那激越時期,凡是熱血青年,無不被這民主浪潮吸引,羅榮渠更難以置身事外了。
但是,他畢竟有著文化精英的素質,有別樣的儒雅情趣,與同學們述志時,傾慕的仍是胡適、趙元任、馮友蘭這些從美國大學獲博士學位的學者,常自詡要出國拿幾個博士回來,讓大家刮目相看。他在聯大讀歷史社會系,有心從史入哲,還去旁聽著名社會學家潘光旦講《西洋社會思想史》,聽著名政治學家張奚若講《西洋政治思想史》,一個大一的學生,就感到所修課程不能滿足了。他甚至對向達教授的《中西交通史》也聽得極為專注,還登門去請教。上二年級時,他即有學習收穫,撰寫了《中國古代文化西來說略述》和《從克羅齊的歷史學看幾個問題》,這些並非教授布置的作業,而是他自己求索探究的讀書心得。老一輩史學家鄧嗣禹先生在去美國芝加哥大學任教後,寫《北大舌耕回憶錄》時,提到聰明用功,讀西洋史學名著不怕翻字典的學生,其中就有羅榮渠。在北大這學術精英薈萃的學府,只要你有強烈的求知慾,幾乎周圍全是良師益友,羅榮渠在成都家中就見過父親宴請朱自清與朱光潛,朱光潛在課堂講王國維的《人間詞話》時,他也去旁聽。他去聽裴文中教授講甘肅的考古報告,聽明史專家王崇武演講萬曆東征,日記中,極讚佩他們證據縝密,據理充實,他認為:中國史學家除了死硬狹窄的抄書派和公式主義的海外派,到底還是有真正講科學的史學家。當他聽了張東蓀教授演講“西方理性主義與中國理學”,又讀了馮友蘭的《新理學》後,給張教授寫了三千字的商榷文章,認為文化是一個整體,沒有西方文化背景而只輸入西方理性是無濟於事的。他這種尊重權威學者,又不盲從的獨立思考,是那“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具體體現,遺憾今日大學校園裡這種學生與老師共同探索的學風已式微了。
放寒假,他也會抱一大堆名著究讀,如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柏拉圖《巴曼尼德斯篇》,陳垣《中西回史日曆》,周亦同《史料與史眼》及容庚《商周彝器考略》等。北京大學是“五四運動”的發源與薪火傳承之地,羅榮渠傳承了“五四”的文化學術血脈,故他的學術成就受到北大珍惜,如今北大不惜費資出版他的多卷本文集,並請離休在貴州的胞弟羅榮泉教授編撰了《羅榮渠年譜》附於文集後,足見文化學術的真實業績,總是受到珍惜,有長遠的價值。
中國現代化理論研究的先驅
羅榮渠以他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學養及近現代史學積累,進入美國文化和美洲史的研究,就比今日某些只知一些洋教條的學者,具有更“博”更“專”的文化底蘊,其學風之嚴謹,視角之廣闊,邏輯之嚴密,探究之理性,堪稱今日學術界的楷模。
日前,媒體報導了一張中國較早的手繪世界地圖,掀起一波中國人發現美洲大陸的猜想。這浪漫的假設,數百年來可謂一直層出不窮,媒體藉此來炒作,其謬大矣!其實,不僅早有胡適之文指其謬誤,而且羅榮渠也早在1962年,就進行了廣博考證,發現這假說根本不能成立,寫成《論所謂中國人發現美洲的問題》的著名論文。
這是他的成名之作,與1983年發表的《扶桑國猜想與美洲的研究》,被公認為“膾炙人口,傳世之作”。學界評價他不只是考證文章,而是比較中西文化的大手筆。從地理到歷史,從政治到經濟,從考核名物到窮究心理……旁徵博引,條分縷析,實際揭示了中國長期落後的深層原因,預示非走現代化道路不可。“這樣通天徹地,考古論今的大文章實在不多見。我們要繼承‘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中國史學傳統,就要能寫出這樣的著作來。”(引自李慎之評語)
在世界史尤其美洲史中馳騁思想的羅榮渠,看世界的眼光,自然與眾不同。他考證了近代洋務派眼裡的世界,閉關守舊派眼裡的世界,從郭嵩燾到梁啓超,從陳獨秀到胡適,由正與反等方面來加以總結。他不僅從歷史與文獻去探究,還以訪問學者的身份,親臨美國、英國、法國、比利時、荷蘭等地進行考察與探索。因此,他的世界眼光不是淺薄與片面的,而是有廣度與深度的。他認為,如果大批留學生遠渡重洋只求科技,而不學習西方的人文和社會知識,那只能算重複洋務派運動,與當年去學“船堅炮利”何異?
1986年,出於對祖國與學術的責任感,想到處於現代化發展過程中的中國和東方,需要有適合自己的現代化理論,羅榮渠毅然放下尚未完稿的專著《美國歷史與文明》,決定開拓一個新領域———現代化理論和現代化世界進程的研究。他研究美國與世界各國的現代化進程,後來更特別以第三世界尤其是東亞為研究重點,著有《現代化新論》、主編的《五四以來有關中國文化趨向和發展道路的論爭文選》等接連問世,在國內外引起廣泛影響。1988年,61歲的他招收了中國首批以世界現代化進程為研究方向的博士生3人,研究生1人。
羅榮渠在北大先後開過9門課程,教師與學生評價他的講課特點是:觀點新、材料新、研究方法新,且常推出新的課程。早在改革開放之初,他就提出“美國要重新認識中國,中國也需要加深了解美國”,這一具有思想解放意義的觀點,在今日仍具現實意義。他一再主張從世界角度去透視中國與認識世界,這是多么可貴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