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100多年前，太平洋彼岸出現聲勢浩大的“扒糞運動”，從住房保障到選舉權利，從食品衛生到工人福利，新聞界“深入揭批”各種公共問題。西奧多·羅斯福總統把那些只看到黑暗面、沒看到美麗新世界的新聞人稱作“扒糞者”。但是，新聞人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欣然接受這一稱呼。“扒糞者”成為對新聞人的最高評價，比“無冕之王”更能彰顯職業精神。100多年後，“扒糞運動”以人肉搜尋的形式重現中國。
轉型
公共問題取代私人生活
網路上的“扒糞者”不限於新聞人，而是包括新聞人在內的網民。“扒糞”從“打虎”開始，從2007年10月到2008年6月，經過9個月，冒充華南虎的“紙老虎”終於現出原形。僅就這一事件本身而言，成本巨大、收效甚微。一張無需專業知識就可以作出判斷的照片，傾全國網民之力，耗時大半年，才驗明真偽，可謂事倍功半。但是，這一水滴石穿的網路事件，標誌著網民開始從暴民向公民的艱難轉型：公共問題取代私人生活，成為網民關注的焦點；對公權力的監督取代對私生活的公審，成為網民的價值取向。網民與公權機構的拉鋸戰，最終以公權機構作出回應而結束，儘管這種回應值得推敲，公權機構卻無法繼續無視網民的聲音，網民不再是虛擬的力量。
雖然“扒糞運動”以人肉搜尋的形式出現，但是人肉搜尋最初並非因“扒糞運動”而生。在2006年的“銅須門”事件中，網民對當事人“銅須”進行人肉搜尋，隨即進行人身攻擊甚至人身騷擾。事後發現，“銅須”被指控的行為，純屬子虛烏有。“網路暴民”對私人生活進行道德審判的行為，遭到知識階層的批判。
僅僅過了一兩年，網民的關注焦點和價值取向就發生根本性的轉變。2008年，南京市江寧區房產管理局局長周久耕，表示“將查處低於成本價賣房的開發商”，成為“網路扒糞”的對象，他抽的香菸、戴的手錶、開的座駕都經過網民的人肉搜尋，1500元一條的“天價煙”傳誦一時。最後，周久耕被移送司法機關，因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1年。
從“銅須門”到周久耕，同樣是人肉搜尋，但是性質迥異。從2008年開始，“網路扒糞”成為網路文化的主體部分，幾乎所有重要的公共事件都與之有關，2008年的周久耕、2009年的“躲貓貓”都是標誌性事件。
困境
層出不窮導致審醜疲勞
從每一個個案的規模和程度來說，“網路扒糞”一點也不遜色於100多年前太平洋彼岸的“扒糞運動”。遺憾的是，“網路扒糞”並未像“扒糞運動”那樣，對制度建設起到足夠的推動作用。
媒體常被視為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權力”，“網路扒糞”屬於“第四權力”。“第四權力”是否有效，取決於立法、司法、行政能否糾錯，取決於它們是否接受“第四權力”的監督。在“扒糞運動”中，“扒糞者”最為關注的不是製造問題的具體個人，而是產生問題的體制。“扒糞者”不是直接去解決問題，而是監督立法、司法、行政各盡其責。在“三權分立”的基本制度未能確立的情況下，“第四權力”的效用大打折扣，“網路扒糞”只能解決個案，不具示範性，在制度轉型上更是無能為力，陷入重複扒糞和審醜疲勞的雙重困境。
由於“扒糞運動”無法推動制度建設，重複扒糞在所難免。在“躲貓貓”之後，相似的事件層出不窮，“喝水死”、“洗臉死”、“睡覺死”……各種死法應有盡有。回顧2010年的公共事件，幾乎都是似曾相識，每個事件都能找到此前的原型，趙作海之前是佘祥林，鍾如九之前是唐福珍，謝朝平之前是王帥。
由於相似的事件層出不窮，網民逐漸審醜疲勞，比如“躲貓貓”之後，同樣的“躲貓貓”就難以得到關注，至少要有“喝水死”、“洗臉死”、“睡覺死”等新的情節，才能重獲關注，但是關注的程度逐漸遞減。民選村民委員會主任錢雲會，在一次離奇的交通事故中死於非命之後，網友才發現他幾個月前在天涯發的帖子，可是那個帖子一直無人關注，在他死後迅速有上千條跟帖。
兩難
效用遞減或者積石成山
“網路扒糞”陷入兩難境遇：如果堅持重複“扒糞”，會效用遞減；如果放棄重複“扒糞”，公民的權利又在不斷受到侵害。與此同時，公權機構逐漸摸索到應對“網路扒糞”的辦法。最拙劣的辦法，是以誹謗、造謠的名義懲處“扒糞者”，但是這種行為會遭到新一輪的“扒糞”，往往適得其反，只有一些不能與時俱進的地方政府還在使用這種套路。與時俱進的“柔性問責”三步曲是：第一步肇事問責，“嚴打”臨時工；第二部行政問責，“免職”基層官員；第三步司法問責，適用“緩刑”———“問責”到第幾步，視網民的壓力和領導的批示而定。三步走完，網民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偶爾，也會拋出一些縣處級以下的官員，平息民憤。
經過重重緩衝，“網路扒糞”的風暴，最終只能“吹皺一池春水”，網民獲得一定的心理滿足，公權機構巋然不動。周森鋒、逯軍……隨著時間的推移，網民對這些名字逐漸陌生，他們的問題也不了了之。新的“網路扒糞”覆蓋了舊的“網路扒糞”，如此循環往復。但是，“網路扒糞”蓄積的能量，不容忽視。如果這種能量不能緩慢釋放，而是積石成山，就會有“柔性問責”無能為力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