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義
經濟新常態就是經濟結構的對稱態，在經濟結構對稱態基礎上的經濟可持續發展，包括經濟可持續穩增長。經濟新常態是調結構穩增長的經濟，而不是總量經濟；著眼於經濟結構的對稱態及在對稱態基礎上的可持續發展，而不僅僅是GDP、人均GDP增長與經濟規模最大化。經濟新常態就是用增長促發展，用發展促增長。[2][1][3-4]
釋義1
所謂常態，就是正常狀態；新常態，就是經過一段不正常狀態後重新恢復正常狀態。人類社會就是從常態到非常態再到新常態的否定之否定中發展，人對社會的認識就是從常態到非常態再到新常態的否定之否定中上升。貫穿在常態-非常態-新常態中的主線，是事物的本質與規律。人類總是經歷事物的正反面發展、總結正反面經驗，經過感性-知性-理性、具體-抽象-具體的否定之否定後，才對事物有一個完整的認識，才能認識事物的規律與本質。經濟新常態，就是人類經濟發展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波浪式前進的成果；經濟學新常態，就是人類經濟認識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螺鏇式上升的結晶。[4][3][2][1]
釋義2
經濟新常態不是不需要GDP，而是不需要GDP增長方式；不是不需要增長，而是把GDP增長放在發展模式中定位，使GDP增長成為再生型增長方式、生產力發展模式的組成部分。屬於發展範疇、能夠促進發展的可持續的增長速度越高越好，屬於發展範疇、能夠促進發展的可持續的高速增長是經濟新常態的追求目標。把減速和高效劃等號、高速和低效劃等號、GDP高速增長和經濟過熱劃等號，把經濟新常態定義為減速增效、增長速度降溫是錯誤的；人為降低增長速度將導致“滯漲”的嚴重後果。經濟新常態就是在找準經濟成長點、實現經濟結構對稱態的基礎上實現經濟高速可持續發展，其中包括高質量無水分的GDP高速可持續增長，即我們講的“調結構穩增長”。為了實現調結構穩增長的目標，政府實行常態化的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必要的，不能把我國政府積極的財政政策混同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周期性的“刺激經濟”。根據再生經濟學原理，無直接經濟效益的長期基本建設投資永遠優先於有直接經濟效益的中短期基本建設投資，基本建設投資永遠優先於生產資料生產投資，生產資料生產投資永遠優先於消費資料生產投資。由於無直接經濟效益的長期基本建設投資只能由政府實施，所以政府投資永遠優先於民間投資。根據再生經濟學原理，只有增量改革才有存量調整，只有新經濟成長點才能最佳化舊產業結構化解產能過剩實現經濟結構最佳化升級增長方式轉變經濟質量保證。根據再生經濟學原理，投資永遠主導消費，只有投資主導下的消費才有可持續消費，只有投資主導消費才有經濟結構最佳化經濟可持續增長與發展。由於節約有利於積累，積累有利於投資，投資有利於生產和經濟發展，所以節約、居民高儲蓄率有利於經濟發展，而鋪張浪費、寅吃卯糧不利於經濟發展，所謂“消費拉動經濟”是個偽命題。根據再生經濟學原理，投資驅動和創新驅動是統一的，投資驅動和創新、創業、企業技術提升產業結構升級生產效率提高增長方式轉變經濟質量保證不但不矛盾而且內在一致。只有投資驅動，創新、創業、企業技術提升產業結構升級生產效率提高增長方式轉變經濟質量保證才有基礎；只有創新、創業、企業技術提升產業結構升級生產效率提高增長方式轉變經濟質量保證為主導，投資驅動才有明確的目標與方向，使投資有效。[2][1][3-4]
釋義3
一個國家在經歷了經濟危機、經濟調整之後出現的一個過渡階段經濟運行態勢稱之為經濟新常態。舊常態說穿了就是粗放型、數量型、擴張的一種狀態，它靠低成本來驅動的。經濟“新常態”就是要轉到一個集約型、質量型來進行發展，這就是經濟“新常態”和經濟舊常態的差別。[5]
全球經濟危機的大爆發宣告了世界經濟步入“大調整”與“大過渡”的時期。這種大時代背景與中國階段性因素的疊加決定了中國經濟進入增速階段性回落的“新常態”時期，並呈現出與周期性調整不一樣的新現象和新規律。
概念提出
習近平第一次提及“新常態”是在2014年5月考察河南的行程中。當時，他說：“中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6]
新常態：“新”就是“有異於舊質”；“常態”就是時常發生的狀態。新常態就是不同以往的、相對穩定的狀態。這是一種趨勢性、不可逆的發展狀態，意味著中國經濟已進入一個與過去30多年高速增長期不同的新階段。[7]
起因
中國發展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中國中央政治局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創新巨觀調控思路和方式，破解經濟社會發展難題。新常態”在彰顯中國共產黨人對現實問題和未來挑戰的清醒認識中、在彰顯中國共產黨人對現實機遇的從容把握和對未來發展的信心把握中、在彰顯中國共產黨人對自身使命的擔當精神，彰顯中國共產黨人治國理政的實力智慧和意志的背景中形成。[6]
從中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中國GDP增速從2012年起開始回落，2012年、2013年、2014年上半年增速分別為7.7%、7.7%、7.4%，是經濟成長階段的根本性轉換。中國告別過去30多年平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長。[7]
中國經濟呈現出新常態，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經濟結構最佳化升級，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新常態”使中國政治生活進入新階段，中國政治呈現出新常態，拿下周老虎徐老虎，刑可上常委，給公款吃喝、公車私用、奢侈消費、公款旅遊、迎來送往等戴上“緊箍咒”，民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不斷深入；“新常態”也不僅僅是指中國社會建設發展進入了新階段，中國社會建設呈現出新常態，創新社會治理體制，推進法治社會建設，包括北京市老百姓國學會等一大批社會組織緊跟黨走在時代前列，倡導社會風尚，促進和諧社會幸福社會建設；“新常態”使中國文化發展進入新階段，中國文化發展呈現出新常態。[6]
概念釋義
經濟新常態
所謂經濟的“常態”是一個經濟體運行的“經常性狀態”或“穩定性狀態”的簡稱。
顯然，這裡隱含了一個時期或階段的概念，即所謂經濟的“常態”應該是一個經濟體在“某一特定時期或階段”內運行的“經常性狀態”或“穩定性狀態”的簡稱。
依此定義，“經濟新常態”，由於有一個“新”字，那就一定是相對於“上個時期或階段”經濟運行的狀態而言的，或者是相對於“歷史時期或階段”經濟運行的狀態而言的。人類社會經濟的發展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不僅在維度上難以窮盡，而且在內涵或形式上也無法完全控制或重複，即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不可能簡單重複。從這個意義上說，有別於“上個時期或階段”的經濟運行狀態，一旦趨於穩定，並可以維持一段時間，那就是經濟運行的“新常態”。[8]
主要特點
經濟新常態主要特點：
1、速度--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
年均經濟成長速度放緩，但仍將保持在7%—8%的中高速。與中國改革開放前32年年均增長9.9%的高速增長階段相比較，年均增長速度大概回落2—3個百分點。但與世界其他國家或全球經濟成長速度相比，這一增長速度仍處於領跑狀態。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14年10月的最新預測，2014—2019年世界經濟年均增長速度將為3.9%，其中已開發國家為2.3%，新興經濟體為5%。[8]
2、結構--經濟結構不斷最佳化升級，破壞性開採的粗放型發展
吃資源飯、環境飯、子孫飯的舊發展方式正在讓位於以轉型升級、生產率提高、創新驅動為主要內容的科學、可持續、包容性發展。中國經過前一個階段的高速發展，資源、環境、社會保障問題的制約日趨嚴重，吃資源飯、環境飯、子孫飯的舊發展方式已經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一是資源消耗大，資源約束日緊。2013年，中國GDP占世界的比重為12.3%，但能源消費總量占20%，粗鋼占44%，水泥占57%。淡水、耕地、森林、煤炭、石油、鐵礦石等重要資源的人均占有量均大大低於世界平均水平。中國人均可再生淡水資源擁有量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人均石油可開採儲量、人均天然氣可開採儲量均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原油、鐵礦石等主要能源、礦產資源的對外依存度持續上升，石油的對外依存度已逼近60%。二是環境污染嚴重。中國現有近3億農村人口喝不上安全飲用水，近6000萬城鎮人口飲用水水源水質不合格。土壤污染面積大，重金屬、持久性有機物污染較重。據第二次中國土地調查資料顯示，中重度污染耕地已達到5000萬畝左右。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及部分大中城市大氣污染嚴重，霧霾等極端天氣增多，已成百姓的切膚之痛。三是生態系統退化。中國近80%以上的草原出現退化，水土流失面積占國土總面積的37%，生物多樣性銳減，瀕危動物達250多種，瀕危植物達350多種，生態系統緩解各種自然災害的能力減弱。四是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大、增速快，已成為世界第一大排放大國。五是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滯後。雖然社會保障體系的覆蓋面已經普及城鄉，但保障水平偏低且不平衡，保障體系分割較嚴重，距“兜住底、易流動”等要求還有較大差距。總之，在中國經濟新常態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已經被迫展開，告別不顧資源短缺、竭澤而漁、破壞性開採的粗放型發展，忽視環境保護的污染性發展，透支人口紅利、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滯後的透支性發展，正在逐步轉入遵循經濟規律的科學發展，遵循自然規律的可持續發展，遵循社會規律的包容性發展。發展的主要動力正在逐步轉向依靠轉型升級、生產率提升和開拓創新。[8]
3、動力--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服務業發展及創新驅動
經濟成長結構發生變化。生產結構中的農業和製造業比重明顯下降，服務業比重明顯上升，服務業取代工業成為經濟成長的主要動力；2013年，中國第三產業（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46.1%，首次超過第二產業；2014年前三個季度，這一比例繼續上升到46.7%。需求結構中的投資率明顯下降，消費率明顯上升，消費成為需求增長的主體；內需與外需結構發生變化,內需占比增加。2012年，消費對經濟成長貢獻率自2006年以來首次超過投資。從2014年前三個季度數據看，最終消費對GDP增長貢獻率達48.5%，又比上年同期提高2.7個百分點。[8]
主要特徵
經濟的最大特點是速度“下台階”、效益“上台階”；經濟新常態下明顯特徵是“增長動力實現轉換”、“經濟結構實現再平衡”。具體特徵體現在：
1、模仿型排浪式消費階段基本結束，個性化、多樣化消費漸成主流；
2、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一些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投資機會大量湧現；
3、中國低成本比較優勢發生了轉化，高水平引進來、大規模走出去正在同步發生。
4、新興產業、服務業、小微企業作用更凸顯，生產小型化、智慧型化、專業化將成產業組織新特徵；
5、人口老齡化日趨發展，農業富餘人口減少，要素規模驅動力減弱，經濟成長將更多依靠人力資本質量和技術進步；
6、市場競爭逐步轉向質量型、差異化為主的競爭。
7、環境承載能力已達到或接近上限，必須推動形成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新方式；
8、經濟風險總體可控，但化解以高槓桿和泡沫化為主要特徵的各類風險將持續一段時間；
9、既要全面化解產能過剩，也要通過發揮市場機製作用探索未來產業發展方向。[9]
面臨陣痛
經濟轉型中的四大陣痛決定了中國正面臨著較大的經濟下行壓力。“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面臨四大陣痛：
1、鋼鐵、水泥、造船電解鋁等製造業面臨嚴重的產能過剩，製造業要“去產能化”；
2、中國地方政府負債率較高，金融要“去槓桿化”；
3、房地產調整陣痛；
4、環境的要求，環境要“去污染化”。[10]
發展機遇
中國機遇
新常態給中國帶來新的發展機遇：
經濟增速雖然放緩，實際增量依然可觀。習近平說，即使是7%左右的增長，無論是速度還是體量，在全球也是名列前茅的。經濟成長更趨平穩，增長動力更為多元。習近平說，以確定的戰略和所擁有的政策儲備，中國有信心、有能力應對各種可能出現的風險。中國正在協同推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這有利於化解各種“成長的煩惱”。中國經濟更多依賴國內消費需求拉動，避免依賴出口的外部風險。經濟結構最佳化升級，發展前景更加穩定。習近平以前三季消費對經濟成長的貢獻率超過投資、服務業增加值占比超過第二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和裝備製造業增速高於工業平均增速、單位GDP能耗下降等數據指出，中國經濟結構“質量更好，結構更優”。政府大力簡政放權，市場活力進一步釋放。習近平舉例說，由於改革了企業登記制度，2014年前三季度新增企業數量較2013年增長60%以上。[11]
中國經濟在新常態下，面臨六大新機遇。
1、人口城鎮化
人口城鎮化進程將創造巨大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加速消費升級。2014年，中國城鎮化率達到54.77%。城鎮化未來發展的一個重要方向是經濟發展空間格局的最佳化和城市群的建設。中國城市群的規劃和建設急劇升溫。
據統計，中國現有城市群總數已超過30個，預計未來5到10年內，中國城市群將涵蓋全國815個城市中的606個，人口和經濟規模分別占到城市總量的82%和92%。如今中國重點實施的三大戰略包括“一帶一路”發展戰略、長江經濟帶發展戰略以及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這些都與城市群的建設發展緊密相連。
城市群今後將成為城鎮化的主體形態和主平台，是中國經濟發展中最有活力和潛力的核心增長極，更將成為未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中流砥柱。從這個角度上說，未來的競爭不僅是產業的競爭，更是城市群的競爭。
2、經濟服務化
消費升級將創造公共性服務、消費性服務和生產性服務的巨大發展空間。據世界銀行預測，到2030年，中國服務業占比將大幅上升，社會結構和產業結構都將發生巨大變化。
經濟服務化的新常態將為企業帶來豐富的發展機遇。應努力發掘新的經濟成長點，關注養老、醫療、衛生、旅遊、文化、物流業、網際網路相關產業等領域的新發展、新動態。
同時，要充分發揮政府與市場“兩隻手”的合力，提高民間投資參與的範圍和比重，共同提高經濟發展效率與質量。
3、發展低碳化
資源環境瓶頸壓力加劇、新興產業勃發、消費者環保意識增強都將創造綠色低碳經濟機遇。
中國發布《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畫》、《水污染防治行動計畫》、《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畫》，集中力量打好大氣、水和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戰役”，綠色經濟發展將帶動數以幾萬億元計的“治大氣”、“治水”、“治土”的投資，為企業帶來更多商機。
4、產業高端化
產業結構的水平要從低端、中端逐步走向中高端，對沖中國經濟的下行壓力。中國應在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同時，加快傳統產業最佳化升級。
產業結構調整的根本出路是創新，要通過創新使中國企業從價值鏈和產業鏈的低端走向中高端，這涉及到技術創新、產品創新、組織創新、商業模式創新、市場創新。
通過營造“實業能致富，創新致大富”的環境，培育“寬容失敗、鼓勵冒險、兼容並包”的創新創業文化，推動合作創新和發展平台經濟，鼓勵企業自主創新，使企業真正成為創新主體。
5、社會信息化
社會信息化是面對當前經濟下行壓力，突破發展瓶頸，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節能降耗減排，提升產業競爭力、產品競爭力的關鍵，是新常態下的一個新引擎。
信息化可以從兩個視角來考察：一是產業的信息化，用信息技術來改造傳統產業的生產、經營模式；二是信息產業化。今後，網際網路將改變城市、企業、金融等諸多領域。
新的產業革命的特點是“網際網路+X”。比如“網際網路+金融”，等於網際網路金融；“網際網路+製造業”，德國人稱其為“工業4.0”，這將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網際網路+城市信息化”，等於智慧城市。智慧城市呈現出爆發式增長的態勢，這將帶來巨大的發展機遇。
6、經營國際化
中國商務部統計顯示，2014年，如果加上第三地融資再投資，中國對外投資規模在1400億美元左右，約高出中國利用外資200億美元，中國已經成為資本淨輸出國，這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
中國國際化戰略轉型需要實現從產品國際化走向企業國際化，從商品輸出大國走向資本輸出大國，從“中國製造”走向“中國所有”，從出口導向轉向投資立國，從大多數產品貼牌生產轉向品牌創新，從低層次國際分工戰略走向高層次國際運營戰略，從世界工廠“打工者”向全球資源“整合者”轉變。
過去30多年，高儲蓄率、高投資率、全球FDI、低要素成本等因素和優勢支撐了中國經濟持續高增長。
數量型擴張的經濟模式已經難以支撐如此龐大的經濟體量實現高速增長，特別是隨著人口紅利減少、生產要素成本上升、資源配置效率和要素供給效率下降，中國也面臨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瓶頸。
中國需要克服速度焦慮，主動調試心態，尋找新的增長動力源泉。而創業創新型企業的發展和產業升級，則具備了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發展將進入新階段的全局性特徵。[10]
應對建議
1、正確認識新常態的機遇與挑戰。一方面，從思想上做好過“緊日子”的準備。在經濟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年均增長速度放緩了2--3個百分點，經濟發展方式也必須擺脫過去那種吃資源飯、環境飯、子孫飯的粗放型模式，轉為依靠結構最佳化、生產率提高、開拓創新型模式。
2、精心地應對社會矛盾。過去積累的一些矛盾，隨著經濟成長速度的放緩會逐步凸顯出來，而作為托底的社會保障體系和社會管理手段還相對比較滯後。因此，面對各種社會矛盾我們必須更加精心地應對，以免因小釀大，因局部而失全局。
3、勇於改革創新，最大限度地提高勞動生產率。儘管中國經過30多年的體制改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基本建立，但相對於實際需求，還有很大的改革空間，中國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經做出了總體部署，關鍵是要加以落實。應對新常態必須向體制改革要紅利。要通過改革，使中國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不斷趨於現代化，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成員。信息化背景下的科技創新是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唯一法門利器，既要鼓勵自主科技創新，又要注意引進和利用世界科技創新成果，信息技術、3D列印、新能源、新材料、大數據利用等均是重要突破方向。
4、挖掘人口紅利，創新利用人才紅利。儘管隨著人口結構的變化，人口老齡化在加重，中國人口紅利正在衰減。可以通過逐步提高退休年齡、逐步提高勞動參與率、逐步提高總和生育率（如單獨兩孩政策）等措施，拉長人口紅利釋放期，減小其對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另外，在現有人口結構的基礎上，可以通過一系列措施，如企業改革，人員流動和教育培訓等，充分挖掘、培養和形成人才優勢，開發和利用人才紅利，即“人口質量紅利”。根據中國2010年人口普查和年度人口變動抽樣調查的資料推算，2013年末，大專及以上學歷的人口已經超過1億人。直接影響創新能力的“研究人員總規模”在2010年達到121萬,首次超越美國的119.8萬人，躍居世界第一位。而且中國高端勞動力人才的成本相對較低。如果能夠充分利用上述人口質量紅利，中國經濟完全可以在新常態下實現知識驅動、創新驅動、產業升級驅動型的較高質量增長。
5、不斷改善民生作為政策目標。應對新常態，化解社會矛盾，保持經濟健康可持續增長，重要的前提是要保持社會和諧穩定，方法之一就是要保證在經濟發展和推進體制改革時，能夠使民生不斷得到改善。當然，福利的剛性又從另一個方面要求我們，這種改善必須是漸進和可持續的。[12]
中國事件
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OneBeltAndOneRoad,簡稱OBAOR;或OneBeltOneRoad,簡稱OBOR;或BeltAndRoad簡稱,BAR）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一帶一路”不是一個實體和機制，而是合作發展的理念和倡議，是充分依靠中國與有關國家既有的雙多邊機制，藉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區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符號，高舉和平發展的旗幟，積極主動地發展與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夥伴關係，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
習近平在2013年9月和10月分別提出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構想。[13]
社會評價
路透社的報導說，在經過30年的高速增長後，中國正在追求放緩“但更高質量的增長”。韓聯社也認為，中國致力於轉換經濟成長方式，從投資和出口驅動，轉變為依靠內需支撐的可持續發展模式。
“對全球主要經濟體而言，這個目標無疑相當令人羨慕，”英國CMC市場公司經濟分析師尼古拉斯·特奧也在第一時間發表評論說。“為了下一階段的改革，中國在調整和重新定位自己。”
中國經濟正在發生積極的變化。新一屆政府履新兩年以來，中國經濟“新常態”已初露端倪：消費對經濟成長的貢獻率超過了50%，服務業的繁榮使新產業、新商業模式不斷湧現，新登記註冊企業出現井噴，居民可支配收入跑贏經濟增速，就業數據超出官方預期，能耗強度實現近年最大降幅，環境保護成為中國國家和民眾的共識。
美國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史蒂芬·羅奇說，中國經濟放緩速度，很大程度是一種自覺的經濟成長模式轉換，這不僅是對外需減弱的新回應，而且是一劑更可持續的經濟成長“藥方”。法國經濟學家兼歷史學家尼古拉·巴韋雷也認為：“中國的溫和減速遠不是風險，反而對自身以及對全球經濟都是積極的。”
泰國正大管理學院中國東協研究中心主任湯之敏認為，政府工作報告強調“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至少應包含四層“新意”：從引進已開發國家資金為主，變成以“一帶一路”為主軸的合作開放；從降低關稅和減少非關稅壁壘轉向達成雙邊、多邊的高質量自貿區協定；從商品輸出擴展到技術、資本的輸出；從學習和接受國際慣例到參與、主導國際規則制定。
“創新正在成為改變中國經濟遊戲規則的力量，”德賴斯代爾說，“中國正迅速成為一個充滿創新機會的中心，而這幾乎是一場未被注意的革命。”[14]
所謂常態，就是正常狀態；新常態，就是經過一段不正常狀態後重新恢復正常狀態。人類社會就是從常態到非常態再到新常態的否定之否定中發展，人對社會的認識就是從常態到非常態再到新常態的否定之否定中上升。貫穿在常態-非常態-新常態中的主線，是事物的本質與規律。人類總是經歷事物的正反面發展、總結正反面經驗，經過感性-知性-理性、具體-抽象-具體的否定之否定後，才對事物有一個完整的認識，才能認識事物的規律與本質。經濟新常態，就是人類經濟發展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波浪式前進的成果；經濟學新常態，就是人類經濟認識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螺鏇式上升的結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