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本書包括了激動人心的新制度主義研究視角中最重要的資料，而本書導言在理論評述上更是縱橫捭闔，十分優秀。
——查爾斯·佩魯，耶魯大學
無論是社會學者，還是其他領域的廣大讀者——如公共衛生與公共管理、教育、法律、工商管理等領域的專業人員，都需要本書所提供的引導並能夠從中獲得有益的啟迪，本書可以為他們提供切實有用的、內容豐富的諮詢。
——哈里森·懷特，哥倫比亞大學
內容簡介
制度研究是在經過組織領域的研究者漫長而艱苦的求索並取得豐碩成果之後，才在當代整個社會科學中逐漸復興並日益繁榮起來的。本書首次提供了人們頻繁引用的組織分析“制度”視角的奠基性著述，並提供了與之相關的最新近的研究成果。
組織分析的新制度主義本書導言論述了政治學與經濟學中的制度研究存在的共同點與諸多分歧之處，並把組織分析的新制度主義與當代社會學理論中最重要的進展聯繫起來進行討論。本書第二篇相關各章鞏固了組織分析的新制度主義過去十年所取得的理論進步，鑑別和釐清了該研究範式中還存在的模糊矛盾之處，並就制度模式與社會結構形式之間的關係提出了深刻的看法，從而以創新的方式推進了新制度主義的理論議程。本書最後一篇的經驗研究——涉及精神健康診所，藝術博物館，大公司，公共服務系統，國家政體等廣泛的話題——闡明了制度理論在組織變遷分析中的解釋力量。本書對於組織社會學感興趣的人而言是必讀之物，對於那些關注文化、政治制度以及社會變遷的學者而言，也具有相當的吸引力。
作者簡介
沃爾特·W.鮑威爾（Walter W.Powell），美國亞利桑納大學社會學教授，《美國當代社會學》雜誌主編。曾在麻省理工學院、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和耶魯大學任教。其著作主要包括：《出版文化與商業》（與他人合著，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85），《非營利部門研究手冊》（主編，耶魯大學出版社，1987），《付梓：學術出版中的決策過程》（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85）。其研究方向主要包括：組織形式的持續與變遷過程，生物技術產業中的商業同盟等。
目錄
第1章 導言
第一篇 奠基性主張
第2章 制度化的組織：作為神話與儀式的正式結構
第3章 關於“鐵籠”的再思考：組織場域中的制度性同形與集體理性
第4章 制度化在文化延續中的作用
第5章 社會部門組織化：系列命題與初步論證
第二篇 完善與拓展
第6章 制度、制度影響與制度主義
第7章 制度理論剖析
第8章 拓展制度分析的範圍
第9章 公共秩序與正式組織的建構
第10章 把社會因素重新納入研究之中：符號、實踐與制度矛盾
第三篇 經驗研究
A.建構組織場惑
第11章 作為專業工程的組織場域的建構：20世紀20-40年代的美國藝術博物館
第12章 使法人行動者（公司）負責任：明尼阿波利斯-聖保羅市的制度建立過程
B.制度變遷
第13章 美國產業結構轉型：1919-1979年大公司多部門化的制度解釋
第14章 制度的起源與轉型：以美國社區學院為例
C.制度因素與競爭因素
第15章 東亞的組織同形
第16章 制度變遷和生態動力學
參考文獻
各章作者簡介
索引
譯後記
書摘
第2章 制度化的組織：作為神話與儀式的正式結構
正式組織通常被認為是協調和控制的活動系統，當工作嵌植於複雜的技術關係和跨組織交換網路時，就會產生這種協調與控制系統。但是，在現代社會中，正式的組織結構實際上仍然是在高度制度化的環境中產生的。職業、政策與規劃都是與產品和服務一併創造出來的，並且被認為是合理地生產這些產品和服務的。這使得新的組織不斷湧現，並驅使既有的組織採納新的實踐做法和程式。更確切地說，組織傾向於採納為流行的有關組織運作的合理化觀念所界定、社會中業已制度化的策略與程式，藉此組織才能增加其合法性及生存幾率，而不論這些新採納的實踐做法和程式的直接效用到底如何。
制度化的產品、服務、技術、政策以及規劃，如強有力的神話一樣發揮著作用，很多組織儀式性地採納了它們。問題在於，如果組織遵從制度化規則，就會常常嚴重背離效率標準；相反，為促進效率而協調和控制活動，也會破壞組織對儀式符號的遵從，進而損害該組織的有關支持者的利益和該組織的合法性。因此，為了維持其儀式性的遵從，體現制度化規則要求的組織，常常把制度要求與生產性活動鬆散地結合在一起，即通過把組織的正式結構和帶有不確定性的技術活動進行一定程度的分離，來減少技術性活動的不確定性對其正式結構的衝擊。
我們認為，在後工業社會（Bell，1973）中，大多數組織的正式結構，明顯體現了其制度化環境的神話，而不是其自身技術性活動的要求。本章第一部分回顧關於正式結構來源的主流理論，以及這些理論存在的主要問題。第二部分討論正式結構的另一種來源：嵌植於制度環境中的神話。第三部分提出和闡述如下觀點：會對制度環境的要求做出反應的組織，將持續維持其正式結構和技術活動之問的分離。本章最後一部分則概括地討論本章研究結論的一些啟示。
本章把制度化規則和常見的社會行動明確地區別開來。制度化規則是構建於社會中的相互影響和增強的典型（typifications）或理解之類別（classification）（Berger&Luckmann，1967：54）。這種規則可能被人們視為當然的事實而廣為接受（take it granted），可能獲得公眾意見或法律的支持（Starbuck，1976）。雖然制度必然涉及規範性約束，但常常主要是作為日常生活世界參與者必須考慮的事實而進入社會生活之中。制度化是社會程式、社會義務等等，在社會思想和行動中逐漸獲得某種規則地位的過程。因此，如醫生的社會地位，既是處理疾病的也是有關由特定行為、關係和期待所構成的社會角色的高度制度化（規範性和認知性的）規則。研發是一種制度化的組織活動範疇，在很多的社會部門中都具有意義和價值，但也是一種實實在在的研發活動的集合。從更微觀的角度看，“禁止吸菸”的標誌，是一種具有法律地位和含義的制度，也是一種管制吸菸行為的嘗試。本章的基本觀點是，制度化規則可能對組織結構，及其組織實際的技術性工作的實施產生影響，但這些影響與環繞特定組織的社會行為及社會關係網路所產生的影響是十分不同的。
一、關於組織正式結構的主流理論
我們應把組織的正式（formal）結構與組織日常實際的技術性活動明確區別開來。正式結構是技術活動的框架或藍圖，這些正式結構主要包括各種組織體系：一系列的辦公室、部門、職位以及程式等。這些組織結構要素是與組織的明確目標和政策聯繫在一起的，而這些目標和政策又是構成組織關於如何理性地完成其技術性活動、取得結果、實現內部適當配置的一套理論的要素。現代科層組織的本質，就在於這些構成要素的理性化和非人格化，以及把這些構成要素聯繫在一起的目標的理性化和非人格化。
組織理論的中心問題之一，就是描述和說明組織理性的正式結構得以形成的條件或背景。傳統的組織理論假定，理性的正式結構是協調和控制與現代技術或工作活動相關的複雜關係網路的最有效的方式（相關評論見scott，1975）。這一假定源於韋伯（weber，1946/1947/1952）對歷史上作為經濟市場和中央集權政府必然結果而出現的科層制組織的討論。經濟市場青睞理性和協調。隨著市場的擴張，某特定領域的關係網路會日益複雜和分化，在那個領域中的組織就必須協調與該領域內的其他組織以及與其他領域之中的組織的互相依賴。諸如組織規模（Blau，1970）和技術（Woodward，1965）之類的因素，增加了組織內部關係的複雜性；組織內部的分工則增加了一些跨越組織邊界的問題（AIKEN&Hage，1968；Freeman，1973；Thompson，1967）。在這種情況下，組織對活動協調的需求日益增加，加之正式協調的運營有競爭優勢，具有合理化的正式結構的組織應運而生。
中央集權國家的形成以及政治中心對社會的滲透，也促進了正式組織的形成和擴散。在經濟交換與政治管理所涉及的關係網路變得極端複雜時，科層制結構被認為是控制從屬單元，使從屬單元標準化之最有效、最理性的方式。科層制控制對於擴張政治中心的影響特別有效，處於政治中心和邊緣的單元都會被標準化（Bendix，1964/1968）。中央政治組織把其下各級官僚機構組織起來，通過它們努力實現整個社會的統一性，取代傳統的活動。
主流理論假定，對技術性活動進行協調和控制，是正式組織在現代社會獲得成功的關鍵維度。這一假定是以如下觀點為基礎的：組織是根據其正式的藍圖而運行的，組織通過遵守規則和程式來實現組織中活動的協調，實際的活動都遵守正式結構的規定。但是，關於組織的大量經驗研究，卻對這個假定提出了質疑。老一代研究者（如Dalton，1959；Downs，1967；Homans，1950）已經指出，正式組織與非正式組織之間，存在很大的差別。而馬奇等人的相關研究（March&Olsen，1976；Weick，1976）也發現，正式組織通常是一種鬆散的耦合：組織結構要素之間、組織結構與技術性活動之間，往往只是鬆散地相互聯繫，正式的組織規則常常被違背；決策常常得不到實施，即使得到實施其後果也具有不確定性；“組織是通過提高生產力和技術水平來增加績效的”這種看法，也是有問題的；評估與監督體系常常被推翻和顛覆，或者被弄得十分含混模糊或彼此矛盾，以至於不能發揮多少協調作用。
在現代社會中，不同地方的正式組織並非是統一性的，而是具有不同的地方性特點，因此，有必要對它的產生提出一種有別於主流組織理論的新解釋。組織的產生，在某種程度上與那些假定實踐中的正式結構的產生是出於對工作進行協調和控制的需要的假設並不一致。新的解釋應該說明那些體現正式組織特徵的組織目標、職位、政策及程式規則的具體形成和發展過程，即使這些組織結構特徵在組織的日常工作活動沒有得到實施也是如此。
二、組織正式結構的制度來源
當前主流的理論由於僅僅關注複雜關係網路的管理、協調與控制的實施，忽視了韋伯所指出的組織正式結構的另一個來源：理性化的正式結構的合法性。在主流的理論中，這種合法性是給定的或既定的前提，認為科層化主要是出自理性規範（Thompson，1967）。科層化理論之所以把理性規範視為對組織正式結構的產生具有影響作用的一種自變數，是因為科層化理論認為這些理性規範是一種建構於現代社會和人格中的普遍價值觀。但是，理性規範並非僅僅是一種普遍的價值觀，它們十分具體地存在於依附於業已制度化的社會結構的規則、理解和意義中。人們忽視了後一類制度也是科層化過程的一個重要原因。
正式結構不僅僅是社會組織中關係網路的產物。在現代社會中，理性化的正式結構要素深深植根於並反映了對社會實在的共同理解。現代組織的很多職位、政策、規劃及程式，通過公眾意見、組織重要支持者的意見、經由教育系統而合法化的知識、社會聲望、法律以及法庭糊塗或謹慎的判決而得到強化。這類正式結構要素，體現了和具體組織密不可分的高度理性化的神話，是強有力的制約組織的制度規則。
在現代社會中，產生正式組織結構的神話有兩個關鍵的特徵。其一，這些神話是理性的、非人格的規定，這種規定把不同社會目標界定為技術目標，並以一種類似規則的方式，規定理性地追求這些技術目標的適當方式（Ellul，1964）。其二，這些神話是高度制度化的，因此在某種程度上防止了個人和組織參與者的隨意性決策。所以，這些神話肯定會被人們理所當然地認為是合法的，而無論關於這些神話對技術性工作結果影響的評估是什麼。
正式結構的很多要素都是高度制度化的，並且作為一種神話而運行和發揮作用。例如，其中的專業、程式和技術等要素就是如此。
在現代社會，大量的理性化職業出現了（Wilensky，1965；Bell，1973）。它們不僅受到為了技術工作結果而進行的直接監督的控制，也受到職業許可證、職業資格認證、職業培訓等社會規則的控制。職業在被認為是控制性的非人格性技術，而不是控制性的道德神話時，就是理性化的；同時，當把活動委託給適當的專業人員既是社會所期待的，也是比其效率計算更為重要的法律義務時，職業就是高度制度化的。
很多正式化的組織程式，也會在社會中被制度化。意識形態界定了某種業務在銷售、生產、廣告或會計等功能上的適當性；界定了一所大學在講授和研究歷史、工程設計和文學藝術等功能上的適當性；界定了一個醫院在外科手術、內科治療以及婦產科助產等功能上的適當性。這種組織功能的分類，以及對於每種功能的規定，是預先編制的所有組織可以使用的方案。
同樣，組織的技術被制度化並成為與組織聯繫在一起的神話。生產、會計、員工選擇或數據處理的技術性過程，被理所當然地認為是完成組織目標的手段。除了其潛在經濟效能外，這種制度化的技術還確立了適當的、理性的和現代的組織。這些制度化的技術不僅可以防止因疏忽造成的損失，也體現了一種責任。
這些理性化的制度要素對組織及組織情景產生的影響是巨大的。這些規則界定了新的組織情景，重新界定了已有組織的情景，並詳細規定了組織理性地處理情景的方法。這些理性化的制度要素能使且通常要求參與者根據預先制定的政策組織起來。作為後工業社會（Bell，1973）的組成部分，這些理性化的制度要素在現代社會極其迅速地擴散。在新生的和已有的活動場域中，制度化的組織程式、專業或技術，被編碼為“法典”，組織則具體體現了這一系列的“法典”。下面是一些例子。
心理學學科創立了一種關於雇員人事選擇的理性化理論，同時為人事部門專業人員的合格條件提供證明。我們可以發現，在各種既有組織和新生組織中，都有專門的人事部門和專業化的人事工作人員，同時也出現了專門的人事中介或代理機構。
當研發項目被立項，該研發領域中擁有專門技術的專業人員得到培訓和明確界定時，組織就會越來越受到要求與研發機構一體化的壓力的影響，也就是要求在組織中設立研發部門。
當賣淫這種原本非理性職業被醫療部門確定為理性化的職業時，科層組織——如性病治療所、按摩室等——就大量出現了。
當安全和環境污染問題出現時，當與之相關的專業和項目在法律、共同的意識形態以及公眾意見中被制度化時，組織就會將這些項目和專業整合進來。
理性化制度結構在社會中的出現和發展，使得正式組織更加普遍，組織內部體系更加發達。這些制度是使正式組織更容易建立和更為必要的神話。畢竟，組織要素是零散地分布在廣闊的社會中的，只需要創新精神就可以將它們組合成一個組織。由於這些組織要素被認為是適當的、正確的、理性的和必要的，因此組織必須把他們結合在一起，才能獲得合法性。可見，那些建構在理性化制度化要素中的神話，造成了使組織趨於理性運作的必要性、機會性和緊迫性；這種由神話限定的必須理性運作的組織的壓力甚至超出了那些來自組織本身的關係網路的需求。由此我們得出如下命題：
命題1 當理性化的制度規則在特定技術工作活動場域中出現時，正式組織通過把這些規則作為結構要素予以整合而得以形成和發展。
這個命題包括兩種不同的思想：（1A）當制度化神話確定理性化活動的新場域時，正式組織會在這些場域內形成。（1B）當理性化制度神話在已有的活動場域出現時，已有的組織就會擴展其正式結構以實現與新神話的同形。
請注意，下面的命題2有助於理解更為重要的歷史進程：
命題2 社會的現代化程度越高，特定場域中理性化的制度結構就擴張得越快，容納理性化的制度的場域之數量就越多。
其結果是，現代制度被完全理性化了，這些理性化的組織要素像神話一樣促進了更多的正式結構的出現。如果把命題1和命題2結合在一起，則會得到兩種更為具體的命題。（2A）如果緊密關係網路的複雜程度保持不變，則在現代化程度越高的社會中，正式組織也就越有可能出現和形成。（2B）如果緊密關係網路的複雜程度保持不變，則在現代化程度越高的社會中，特定活動場域中的正式組織結構可能也越精細。
如果把以上觀點和主流理論結合起來，那么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由於如下兩方面的原因，現代社會充滿了理性化的科層組織。其一，正如主流理論宣稱的那樣，隨著社會的現代化，關係網路變得越來越複雜。其二，現代社會充滿了制度規則，這些制度規則像神話一樣發揮著作用，把各種正式結構確定為實現預期目標的理性手段。圖2.1概括了我們這裡提出的兩種理論視角。這兩種視角都認為，後工業社會——這是一種更多的由理性組織而非生產力所支配的社會——既是隨著現代社會組織複雜網路的出現而出現的，又是一種意識形態的更為直接的產物。儘管埃拉爾（Ellul，1964）和貝爾（Bell，1973）對待理性的態度完全不同，但都認為理性一旦被制度化，便會成為一種具有急速擴張潛力的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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