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竹公:一位默默地在學海書林不倦地求索者，其著述涉及諸多學術文化領域，提 -百科知識中文網

個人簡介

紫竹公，本名宋定國，中青年政治學院教授，著名哲學家、易學家、養生家、作家、詩人；筆名另有宋文安、宋定、雲松、晏鴻和旻陽子等；1942年12月出生於河北安國（祁洲）一個中醫世家；1967和1982年先後畢業於北京大學（本科）和中國政法大學（碩研）；1982年到中央團校工作,1985年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成立，積極參與學院的籌建和學科建設，先後任專業基礎理論部副主任，科研處處長等；1987年被評為副教授，1993年被評為教授。曾兼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八五”規劃辦哲學組成員,全國領導科學研究會（籌）秘書長等。
在讀研期間，他一改上大學時被動應試的學習方法，創造了“三邊”即邊讀書、邊思考、邊著述，亦即他稱之為“便耕耘、邊播種、便收穫”的方法，頗得裨益。他的碩士論文《人的本質的揭示和唯物史觀的創立》之縮寫稿，在畢業前即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論文集《關於人的學說的哲學探討》，畢業後全稿即由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他酷愛哲學、歷史和文學，形象地稱“歷史是我的‘腳’，文學是我的‘手’，而哲學則是我的‘腦’。我是在哲學‘頭腦’的指導下，‘手’‘腳’並用，泛舟於學海，勤獵於書林的”；平時注重教學與科研相結合，認為“教學是科研的‘土壤’，科研是教學的‘給養’”，力主結合教學從事科研，及時不斷地將科研成果運用於教學中去；注重“學以致用”、教書育人、智力開發和非智力教育相結合、做學問與做人相結合，著力引導和提高學生對所學知識的消化、吸收和套用能力，倡導學生在改善、提高自身素質，尤其是實際能力上多下工夫。

在兼任全國領導科學研究會（籌）秘書長期間，參與主持召開多次全國性學術研討會，推動了該學科的理論研究和組織建設；曾多次參加國際《周易》研討會，同海內外學者切磋易學在當今社會的套用問題等。
長期從事哲學、領導科學、易學、養生學及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的教學、研究和著述，注重理論聯繫實際。1987年出版的《人生價值=！？！》榮獲北京市高校第二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著作獎；1992年出版的《周易人生哲理博覽》，將《周易》所蘊含的人生哲理，按照生存、立志、修養等分為16篇加以闡釋。著名中國哲學史家張岱年先生在為其作的序中寫道：“宋定國同志運用新觀點研究《周易》，擷取《周易》經傳中的有關人生哲理的思想觀點，加以會綜詮釋，編著成書。這是一項新的探索，無論對於學術研究還是實際套用來說，肯定都是大有裨益的。”1994年出版的《周易與養生》一書，榮獲第一屆國際人體科學大會優秀著作獎，被《讀者導報》、《北京晚報》、《北京青年報》以及北京人民廣播電台等媒體加以報導、介紹，他也就此到京內外的多家老年人大學等處作專題演講。
將抽象思維與形象思維結合，是他長期養成的習慣。因此，除了在理論園地辛勤耕耘外，他還在文學園地辛勤創作。而紀實、言情、醒世、啟悟，則是他文學創作的一大特點。他的紀實抒情散文《娘啊，娘》，以其亦泣亦訴的真情實感打動萬千讀者，被多家媒體轉載；其《祭母文》則更是被相關評論家與毛澤東、聞一多和張友茂的《祭母文》一起點評，並見之於多家媒體。其長篇小說《懸壺夢》被譽為國內第一部養生小說。而他以詩詞的形式所記載的特殊日記《詩記》，則是他心路和歷程的真實記錄，其中不少詩詞被多家媒體轉載。

現主要從事中國學術文化的研究、教學、著述和文學創作。

主要創見

長期從事哲學、領導科學、易學、養生學以及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的研究，講授和著述，先後主持完成了國家“七五”社科規劃項目《當代中國青年的政治意識和政治行為》和北京市“八五”社科規劃項目《當代西方思潮對大學生的衝擊及對策》。其在學術領域的創新見解主要有——
一、在上世紀80年代末提出“人的智慧型時效守恆定律”，即關於人的智慧型發揮及其績效與時間關係的定律。認為人的智慧型每天所產生最佳效益的時間是守恆的，並因人而異，由此倡導人們要善於摸索和把握自己每天的最佳工作時間，避免“過猶不及”：因用時不足而達不到最佳效益，或因盲目加班卻事倍功半乃至勞而無功。違背這一規律的“拚命”也許能創奇蹟，但也會把“命”真正“拼”掉，從而從反面驗證這一規律。（見參考資料1）

二、首次提出關於人生價值的真諦及其量化公式。在1987年出版的《人生價值=！？！》一書中，他指出“人生的價值在於貢獻”這句話不確切，提出並論證了人生價值的真諦，在於償還從社會索取之後的實際貢獻，並首次運用淺顯的公式來表示——
人生價值＝給予-實際取得/必要取得
“給予”是指一個人對於社會的所有貢獻，“實際取得”是指他從社會的實際索取，而“必要取得”則是指在既定的社會條件下，常人為了維持自身生存和發展的必要，起碼要從社會所取得的東西。在既定的社會條件下它是個常數。這樣，通過這個公式，衡量一個人的人生價值就不單要看他對於社會的貢獻，而且還要可他從社會的實際取得。要是其實際取得大於其貢獻，其人生價值自然就是“負”的了！當代著名哲學家張岱年先生就此評價說：“你這本書雖小，可提出了一些很有學術價值的見解呀！……‘人生價值的真諦在於償還從社會索取後的給予即貢獻’……人生在世，貢獻和索取是不可或缺的兩個方面，不對這兩個方面做比較，一個人的價值是評價不清的呀！你把這個問題提了出來，很有見地嘛！還有，你提出了一個人生價值的具體評價公式……畢竟是個大膽的探索呀！”（見參考資料2）
三、首次提出並闡釋人是社會關係之網的“紐結”和“四點”。在1985年出版的第一部專著《人的本質的揭示和唯物史觀的創立》中，他首先提出並闡釋了“人是社會關係之‘網’的‘網上紐結’”，“是一切社會關係的始點、交點、支點、終點”即“四點”的著名論斷，從而闡釋了馬克思主義以人為本的理論精髓。本書被譽為上世紀80年“我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界”“兩本頗有代表性的關於人的問題的專著”之一（另一本是肖君和先生的《論人》）。（見參考資料3）
四、認為“八卦符號是一種符號文字”。在2011年出版的《周易解迷》中，他提出：“在文字還沒有被創造出來的社會背景下，人們只能通過符號和圖畫之類的東西來表達和交流。而八卦符號，則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產生的。”“八卦符號產生於從‘結繩記事’到‘契木為文’的時代。或者說，八卦符號，是產生在從結繩記事到象形文字產生之間的，一種過渡性的記事書寫方式，也可以說，是一種符號文字。”“從刻畫簡單的線條符號，到刻畫幾何型的符號，再到刻畫圖象型的符號，最後形成象形文字。”“‘—’和‘--’兩個符號，就產生在最初的刻畫簡單的線條符號的階段。”（見參考資料4）
五、對於“易”字起源之謎提出新說。他依據“易”字在甲骨文、金文和小篆文等形體的演變，一反有史以來的“象形說”（含“蜥蜴說”、“器皿注水說”和“勿字像旗說”）和“會意說”（含“雲氣匯集陰陽變幻說”、“乍晴乍陰說”、“日月組合說”和“上日下勿說”），提出甲骨文中的“易”字，是對於“燒灼龜甲占卜時，所出現的裂紋”的形象真實地仿照刻畫，即“易”字“源於燒灼龜甲占卜時所出現的裂紋，即對於用以占卜時燒灼龜甲所產生的裂紋的仿照刻畫。”他提出的理由主要有三：第一、“易”字是一個非同尋常的文字，由它命名的《易》，是迄今所知，中國文化史上的第一部成書，而其內容又是專門記載卜筮活動的，那么，由此判定，“易”字起源於起初的占卜活動之中，最初是對於燒灼龜甲占卜時，所出現的裂紋的形象真實地仿照刻畫，或者所說源於燒灼龜甲占卜時，所出現的裂紋，就是順理成章的了；第二、甲骨文中的“易”字，結構簡單、明了，其線條及其構成，也很像燒灼龜甲占卜時自然形成的裂紋；第三、依據漢字創造的一般規律，應該是先簡後繁，先“象形”後“會意、形聲、指事、轉注、假借”等。拿“蜥蜴說”而言，“蜥蜴”的“蜴”字，是個“形聲字”，顯然是在“易”字出現之後，按照“易”子的“聲”，加上“蟲”字的“形”而創造出來的。就是說先有“易”字而後有“蜴”字。因為“蜥蜴”膚色伴隨環境的顏色而變化，所以，當“蜥蜴”文字被形聲地創造出來後，人們看到小篆體的“易”字很像“蜥蜴”，才敷衍出“蜥蜴說”，並將此說依序往前推，以至於把金文和甲骨文中的“易”字，也敷衍成同樣的說法。至於“上日下月說”、“上日下勿說”等等，情況近似，不言而喻。因此，他認為“總之，‘易’字在漢字中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文字，它的產生，不同於一般漢字的方法，即‘象形、會意、形聲、指事、轉注、假借’等六種方法，都不適合於它。它只是對於燒灼龜甲占卜時，所出現的裂紋的形象真實地仿照刻畫，或者說，它的最初寫法源於燒灼龜甲占卜時，所出現的裂紋。”“通過對於‘易’字產生的歷史可以看出，它不僅與占卜活動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而且，正是在對於占卜活動的漫長地記載中，逐漸形成了《易》這部書。”在分析《易》之書與“易”之字的產生過程密切聯繫在一起之後，又強調：“‘易‘字不是個一般的漢字，而是一個植根、深埋、隱匿著迄今所知我國第一部成書《易》起源之謎的文字，是揭開《易》起源之謎的一把鑰匙”。（見參考資料5）
六、率先對充滿神秘色彩的“奇門遁甲”進行客觀、歷史地評析。在2011年出版的《奇門遁甲探秘》中，他運用客觀、歷史的觀點，在原原本本介紹的基礎上，實事求是地揭示“奇門遁甲”的產生和發展，及其被“神秘化”的社會根源、思想認識根源和心理根源，針對其各種理論依據，布局、演局及其推演過程等等中的真理與謬誤、科學與迷信、精華與糟粕、合理性和局限性等等，力求做出縝密而恰如其分地評析，並啟示人們：“世界上的任何學術文化，都處於不斷發展著的歷史流變之中。這個流變中的每一階段，每代人、每個人所能做的，不過是其中的‘一浪’或‘一滴’。‘浪’或‘滴’總是有限的，而‘流’則是無限的。沒有‘浪’或‘滴’，固然就沒有‘流’，但有限的‘浪’或‘滴’與無限的‘流’相比，永遠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即使最亮麗的‘浪’或‘滴’，也不過是滔滔洪流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或水滴而已。同任何人類思想文化的成果一樣，奇門遁甲是歷史的產物，故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的烙印：既蘊涵著一定時代思想文化之精華，具有合理成分，又積澱著一定時代思想文化之糟粕，具有局限性。由此就決定了它所必然存在的‘是’與‘非’。無論誇大哪一方面，都失之於客觀、全面。”（見參考資料6）
七、探索並概括出“國學”即“中國學術文化發展的基本規律”是“貫通古今，融匯內外，綜合創新。其中‘綜合創新’是‘軸心’，而‘貫通古今’和‘融匯內外’則是‘兩輪’，因而這個基本規律可以形象化為‘一軸兩輪’”。（見參考資料7）
八、對於三大拜物教所導致的弊端及革除的入口和出路的探索。在1988年發表的《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必須反對三大拜物教》中，他分析了由自然宗教到人為宗教，再到政治崇拜、權力崇拜和個人崇拜這三大特殊“宗教”產生的過程，指出三大拜物教是迄今為止所有社會制度的根本弊端，並對改革和根除的入口和出路進行了探討，呼籲世人醒悟：消除政治、權力、個人三大拜物教及其產生的根源，是擺在世界人民面前的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物。（見參考資料8）
九、對於領導活動三大基本規律的探索和概括。從1988年主編並撰寫《領導學簡明教程》的相關章節，到2001年出版的《領導科學使用教學概要》中，他都一以貫之地通過分析領導活動中的基本矛盾及其運動，所體現出來的三類本質的、必然的、穩定的聯繫，將領導活動的基本規律概括為三，即“領導者一定要適應並引導被領導者的規律”、“領導主體一定要適應工作任務要求的規律”、“領導主體一定要適應並改造客觀環境的規律”。（見參考資料9）

十、以全新的視角釋解“國學”、“國學大師”。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的《國學三部曲》即《國學縱橫》《國學覽勝》和《國學探疑》，對於被熱議的“國學”、“國學大師”進行考辨，從史、論相結合的角度，闡釋了“國學”的蘊義；從為學、為人即文品與人品相統一的角度闡明“國學大師”的基本評價標準，指出“‘學高為師，身正為范。’因此，‘大師’理應是學問和品德方面之典範。”“‘大師’之所以為‘大師’，不能光看學問，光看作品，還要看道德即人品、文品，看文品與人品是否統一，即是否屬於融人品與文品於一體的‘道德文章’者流。”“‘國學大師’是一個很有分量的稱譽，是一頂很耀眼的桂冠，不是隨便什麼人都可以佩戴的。現在人們所稱道的‘國學大師’，實際上頂多只是史學家、哲學史家等等而已。這是僅僅就其學問而言。至於就‘師德’而言，不少人就更成問題，距‘國學大師’就更遠了！”（見參考資料10）
十一、依據郭店楚簡《老子》版本重新釋解《老子》。在《國學三部曲》中，他依據1993年出土的，被學界公認為迄今所知最接近《老子》原本、完本的，郭店竹簡《老子甲》《老子乙）》版本，指出儘管其作者的具體姓名仍待厘定，但可以肯定的是“老子是人而非仙”，“再依據傳世本《老子》解說”道家創始人老子的思想學說“不可取”；郭店《老子》版本說明老子並非一味主張“消極無為”，而是也主張“以道佐人主”，“積極有為”，並強調指出：“‘無為’不一定消極，‘有為’不一定積極！”“當為則為，當不為則不為；當大為則大為，當小為則小為；小為可辦者，絕不大為；非大為方可辦者，也絕不小為；當需不為之時，寧可‘守中’，以靜待動，以逸待勞，而絕不強為、妄為、胡為。”（見參考資料鍵連11）
十二、指出所謂“半部《論語》治天下”“史無信證”。在《國學三部曲》中，他依據翔實的史料和文獻，經過慎密考辨指出：被大肆炒作的所謂“半部《論語》治天下”，“史無信證”，“即沒有可信的史實和相關史料來佐證。”是經過南宋及其以後的“儒家學派的精心杜撰和極力宣揚”，“被炮製出來”的，至於近些年有些人，之所以大肆不顧史實地兜售、鼓譟“半部《論語》治天下”，則不過是藉此神化《論語》，神化孔子，神化儒家思想而已。（見參考資料鍵連12）
十三、明確指出所謂“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乃子虛烏有。在《國學縱橫》中，他依據翔實的史料和文獻，贊同孫景壇教授對於為學界長期津津樂道的所謂“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的質疑，明確指出這一說法乃子虛烏有。“在漢武帝及其以後的漢代三百多年間，無論是包括神仙方術在內的異端邪說，還是重在實用的各種學術，都獲得了巨大的發展，在很多領域，成就都領先於當時的世界。這一史實表明，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整個漢代根本就不存在。從學術文化的發展形勢看，漢代相對比較寬鬆，既沒有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也沒有後代聯綿不斷充滿血腥的‘文字獄’。”（見參考資料鍵連13）
十四、指出“中醫藥學術被疏漏”是中國學術研究當中的一大缺陷。在《國學縱橫》中，他專門以“中醫藥學術被疏漏”作為一章的標題，就“中醫藥學術的哲學建樹”、“源遠流長且碩果纍纍的中國養生學”、“隋唐學術大家孫思邈”、“各樹一幟的‘金元四大家’”、“中醫藥學史上的百家爭鳴”，以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金元四大家’”等方面，進行了論證和闡述，明確指出中醫學術長期被學界所疏漏的史實和遺憾。（見參考資料鍵連14）
十五、首次將長篇小說《三國演義》《西遊記》和《紅樓夢》視為“形象化的國學名著”。他認為《三國演義》所蘊含的“國學”底蘊，在三部小說名著中最為深厚。從中不僅能看到儒家思想的深厚底蘊，而且能看到陰陽家、兵家、道家和道教、佛教，以及名、法、縱橫、天文、歷算、地理、數術、醫、農等等諸子百家之說的深厚底蘊。“對照現在的地圖，核查《三國演義》中的主要地名及其所在的地理位置，都與事實基本吻合。”可以說“羅貫中不僅是一位偉大的小說家，而且是一位偉大的歷史學家、軍事學家、天文學家、地理學家、數術學家，等等。”堪稱“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或用現在人們的話說，是一位名副其實的‘國學大師’”。《西遊記》作為神話小說，所描述的雖然是唐僧西天取經的故事，自然蘊涵深厚的佛教、佛學思想學說內容，然而，它卻同樣濃墨重彩地描述了有關道教、道家，以及儒家、陰陽家等等學術文化流派的思想學說，而這些思想學說也都是通過栩栩如生的人物刻畫，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來展現的，所以，同樣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和感染力。中國以“儒釋道”兩教（佛教和道教）、兩學（道家學說和儒家學說）相融匯為核心的傳統學術文化，通過《西遊記》得以全面、活靈活現地展現和傳播，並且影響深遠，遍播世界，尤其是為一代代孩童和青少年所青睞，昭示了作者吳承恩也是一位通曉“國學”且熟諳文學創作藝術的一代大師。而作為不同於《三國演義》的另一種意義上的歷史小說，《紅樓夢》則以其不受歷史背景約束，富有浪漫的創造力的形式，更好地表現了它要表現的主題。《紅樓夢》之內容可謂包羅萬象：從典章制度、道德法律、文化教育、宗教寺院、中醫中藥，到思想觀念，乃至風俗習慣；從園林建築、工藝美術、烹飪飲食，到戲曲音樂，乃至遊戲娛樂……都包攬無餘，表現深刻。《紅樓夢》所體現的中國傳統學術文化，主要是以“儒佛道”兩教、兩學為基石，同時吸附、融匯其他多家（如辭賦家、醫家、數術家等）思想。總之，《三國演義》、《西遊記》和《紅樓夢》的一個共同特點是，將儒、佛、道兩學、兩教，以及中國傳統學術文化即“國學”的多家、多派的思想融為一體，以萬花筒的形式顯現、折射，展示出極其深厚的“國學”底蘊，因而都不失為“形象化的“國學”名著。”（見參考資料鍵連15）

十六、指出流傳已久的“儒釋道”說法欠妥。在《國學探疑》中，他指出：這種說法之所以欠妥，“第一、‘儒釋道’的提法本身就包括內涵和邏輯上的混亂。按照通常的理解，三者中‘釋’和‘道’為宗教，而‘儒’呢，有人視為‘儒學’，有人則視為‘儒教’。若視為‘儒學’，將‘儒學’跟佛、道二教相提並論，顯然不合邏輯，也很容易引起歧義；而若視為‘儒教’，並與佛、道二教並提，邏輯上雖然通了，但卻違背史實。因為中國並不存在‘儒教’。”“所謂‘儒釋道’，嚴格地講，實際上包括兩學（儒家和道家學術）兩教（佛教和道教）四種學術文化體系。然而，迄今為止，學界似乎對此卻沒有給以應有的厘定和重視，錯誤和含糊其詞地使用者比比皆是。”“第二、漢代以後的中國古代學術文化，決不是能用‘儒釋道’所能囊括得了的。且不說天文、曆法、地理、水利、算學、農學、醫學、紡織、建築、冶煉、釀造和交通等等實用性的學術文化未被包括，就連在民間流傳和影響較大的諸如易學、術數之類的帶有神秘色彩學術文化，也統統被排斥在外了。”（見參考資料鍵連16）

主要著作

《人的本質的揭示和唯物史觀的創立》（廣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新技術革命與社會趨向》（重慶出版社1987年版）；
《人生價值=！？！》（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領導學簡明教程》（主編，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經營管理哲學》（新華出版社1990年版）；
《領導行為學概論》（中國經濟出版社1990年版）；
《周易人生哲理博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周易人生醒世真言》（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周易與養生》（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領導科學實用教學概要》（黨建讀物出版社2001年版）；
《周易與人生》》（東方出版社2008年版）；
《周易與養生》（東方出版社2008年版）；
《周易解迷》》（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版）；
《奇門遁甲探秘》（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版）；
《國學縱橫》（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國學覽勝》（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國學探疑》（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周易解謎》（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長篇小說《懸壺夢》（中國文學出版社1998年版）；
記實散文《百感交集憶在北大上學的6年》（《北大人》2004年第三期）；
長篇紀實抒情散文《娘啊，娘》（中國母親網等）；
詩詞《紫竹公詩記選集》》（詩詞吾愛網等）；
長篇小說《變形姻緣》（2010年《起點小說網》連載）；
另在《光明日報》等海內外報刊發表《略論周易哲學思想對中醫學的影響》、《周易修養思想揆義》、《用科學的態度對待周易》《風水與科學和迷信》》《關於“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和“新儒學”》《“六經”乃中國學術文化的源頭而絕非儒家經典》等論文百餘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