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索羅斯帶你走出金融危機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現任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的董事長， 全球金融界呼風喚雨的人物，在中國的影響力尤其深遠，曾任量子基金創始人之一。
喬治·索羅斯1930年生於匈牙利布達佩斯，1947年移居英國，並畢業於倫敦經濟學院。1956年，索羅斯前往美國，開始建立和管理國際投資資金。歷經幾次動盪和危機，他以自己成功的預測和業績、獨一無二的投資風格著稱於世。著有《金融煉金術》、《易犯錯的年代》、《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等書。
編輯推薦
喬治·索羅斯不論人們認為喬治·索羅斯是亂世英雄還是梟雄，他都毫無疑問是當今全球舉足輕重的人物。當他準備說些什麼的時候，人們一定會洗耳恭聽。這次，索羅斯說我們正在經歷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它標誌了一個時代的終結；以往美國打一個噴嚏，全世界都會感冒，以後不再如此了。
本書既是索羅斯的最新著作，也是他第一本名副其實的暢銷書。他從美國席捲全球的次貸危機入手，更加通俗明了地闡述自己的自反性理論，並站在前所未有的高度解讀了本次危機的來龍去脈、與歷次危機的異同、對未來的影響。索羅斯認為，正是過於依賴自由市場的陳舊範式累積出了大量的泡沫，如今將世界經濟拖入困境。但是，新興國家如中國、印度等的強勁增長，將使全球市場避免崩潰，監管部門也必須在市場中快速反應並有所作為。他的看法先後引起了美國白宮和全球金融界的重視。
專業書評
這是一本索羅斯非常想寫的書，但其內容可能不是很多讀者願意讀到的書。這本書表明，在對市場運行的深層次思考中，索羅斯領先了他的時代好幾十年。.
——《金融時報》
整部金融發展史的兩個主鏇律就是繁榮與衰敗，而索羅斯對二者都了如指掌。
——《經濟學家》
下一代的經濟學家將不得不了解金融泡沫，而不是像格林斯潘和他的中央銀行家們那樣對其視而不見。對他們來說，認真地考慮索羅斯的反身性理論是一種明智之舉。
——《泰晤士報》
“億萬富翁、對沖基金管理人索羅斯星期三在倫敦證券交易所說，目前的股市反彈只是一個熊市中的反彈，因為金融主管部門不可能有能力解決目前的信貸危機。”
——路透社
目錄
作者簡介
前言
背景
第1篇 我的觀點
第1章 核心理念
第2章 一個失敗哲學家的自傳
第3章 自反性理論
第4章 金融市場的自反性
第2篇 當前的危機和政策建議
第5章 超級泡沫假說
第6章 一個成功投機者的自傳
第7章 我對2008年的展望
第8章 政策建議
總結
致謝
……
書摘
第一篇 我的觀點
第1章 核心理念
我闡述理論的出發點在於：從一開始我們就對賴以生存的世界缺乏正確和完整的認識，原因在於，我們試圖去認識世界，但是我們自身又是這個世界的組成部分。誠然，妨礙我們了解世界的因素並不止於此，但當你去理解人間諸般言行事物時，我們是世界的組成部分這一事實，便成為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礙。
存在認知缺陷的人類與真實的世界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一方面，人類冀望了解所生存的世界，我稱之為認知功能（cognitivefunction）。另一方面，人類企圖影響世界並謀求生存狀態的改善，我曾經稱其為參與功能（participating function），但出於某種目的，我覺得在這裡稱其為操控功能（manipulativefunction）更合適。兩種功能如果可以徹底分開，就可以分別達到各自的理想效果：參與者的認識變為知識，其行動亦可達到預想目的。因此，人們很容易斷言：這兩種功能的確能各自發揮作用。這種假設也的確大行其道，尤其是在經濟學理論界。但這一假設並未經過證明，事實上只在極個別的情況下，經過參與者（participants）的特殊努力才能使這兩種功能分開，這很像是一些頭腦簡單又一門心思追求知識的社會科學家們所做的事情。但如果社會科學家們深入研究的話，結果就不一定是這樣了。社會科學家特別是經濟學家往往對這個事實不加理睬，其原因我在後面會有所涉及。
當認知功能和操控功能同時運行時，二者之間就會相互影響。在經由認知功能產生知識的過程中，必須把各種社會現象看做彼此之間相互獨立，只有這樣，現象才會被當做事實，觀察者才會對事實做出相應的判斷。類似地，決策也需要基於知識才能產生理想的結果。然而，當兩種功能同時作用時，現象就不僅僅包括事實了，其中還含有對未來的目標和預期。過去發生的事實是唯一確定的，但未來如何則要看參與者做出什麼樣的決定。因此，參與者無法把其決策建立在知識的基礎上，原因在於他們不僅要考慮當前和過去，還要面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因素。在社會環境中，對未來抱有的目標和預期會在參與者的思維和他所處的環境之間建立一個雙向的連線通道，而這對思維和環境都造成了不好的影響：既把不確定性糅入了事實過程，又使參與者的觀點無法形成知識。
在函式唯一性的確定問題上，因變數的值要由自變數決定。在認知功能函式中，實際事態（actual state of affairs）可視為自變數，參與者的觀點則是因變數。在操控功能函式中，情況正好相反。在互動影響下，每種功能都因對方的存在而喪失了用於求解的自變數。我把這種互動影響命名為“反身性”（reflexivity）。參與者的觀點和實際事態之間如果缺乏共性（Lack of correspondence），那么自反情形就會出現。以股票市場為例，人們基於對未來股價的預期而買賣股票，但股價的漲跌卻要看投資者有什麼樣的預期。這種預期不能形成知識。在沒有知識的情況下，參與者必須在其決策過程中引入主觀判斷或傾向性意見，其結果很可能與預期相左。
經濟學理論一直竭力把反身性排除在學科體系之外。起初，古典經濟學家簡單假定市場參與者的決策是基於對事實的完全認知：完全競爭理論的前提假設之一就是對事實的完全認知。基於這些假設，經濟學家構建了需求曲線和供給曲線，並聲稱參與者的決策取決於這兩條曲線。當這一說法面臨攻擊時，他們就說這是歷來公認的方法論，以此作為擋箭牌。我在倫敦經濟學院讀書時的教授萊昂內爾·羅賓斯（Lionel Robbins）認為，經濟學只關心需求和供給之間的關係，而不管需求和供給是如何形成的。他把需求和供給視為給定的常量，這樣就不存在二者之間的反身性互動問題了。這種提法後來在理性預期理論那裡發展到極致。理性預期學派想方設法得出一個結論：未來市場價格的決定是可以不受其他變數支配的，也不為市場參與者的偏見和錯判所左右。
我認為理性預期理論完全曲解了金融市場的運行機理。出了學術圈，理性預期理論已不再像以前那樣受重視了，儘管如此，認為金融市場能自我糾偏並趨於均衡的理念仍舊是當前金融市場的主流範式，已然主宰金融市場的各種合成型工具和估值模型也是以此為基礎形成的。然而我認為，當前流行的範式是錯誤的，亟待新的範式取而代之。 事實上，市場參與者無法將其決策建立在知識的基礎上。認知功能和操控功能之間雙向的反身性聯繫給二者都帶來了不確定性因素。無論對市場參與者，還是對負責巨觀經濟政策和市場監管的當局而言，都存在這一問題。市場參與者和監管人員的行為基礎都是對所處的情境缺乏完全的認知。認知功能和操控功能之間的雙向反身性關係中蘊含的不確定性因素是無法消除的，但是如果我們意識到這一問題，那么我們的理解和應對能力將會大大提高。
說到這裡就引出了我的概念框架里的核心理念：我認為社會活動與自然現象在結構上大不相同。在自然現象中，一組現象與另一組現象之間存在著一條因果鏈。然而在人類活動中，事件發生的過程則要複雜得多，其中不僅涉及事實，也涉及參與者的觀點，此外，各參與方的互動結果也成為因果鏈條中的因素。人類活動的任何時刻都存在事實與觀點之間的雙向聯繫：一方面，參與者希望了解當前情況（包括事實和觀點）；另一方面，他們還希望對當前情況施加一些影響（這同樣包括事實和觀點）。認知功能和操控功能之間的互動侵入了因果鏈，導致因果鏈不能從一組事實直接導引到下一組事實，而是反映出參與者的觀點，同時，也對這些觀點施加了影響。由於這些觀點不是對事實的回應，因此在事件過程中產生了不確定性因素，而這在自然現象中是不存在的。不確定性因素同時影響到事實和觀點，而自然現象也不一定是由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科學定律決定的。例如，韋納·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的不確定性原理（又名測不準原理，Heisenberg誷 uncertainty principle）並沒有說明量子粒子或波的行為是符合決定論的，而只斷言其行為是無法確定的。在社會活動中，也存在類似的不確定性法則。
我是用真理符合論和反身性概念來解釋社會活動中內在的不確定性因素的。反身性在邏輯學中是指一個事物與其自身之間的關係。我在此借用這個概念來描述一下參與者的思維和他所處境況之間的雙向聯繫。
知識體現為真實的表述。若且唯若一種表述符合實際時，才是真實的表述。這就是真理符合論告訴我們的道理。為了建立符合關係，事實和針對事實的表述必須彼此相互獨立。但是當我們自身就是我們所希望認識的世界的一部分時，這一條件是無法滿足的。這就是為什麼參與者無法基於知識做出決策的原因。面對知識的缺乏，他們不得不訴諸於經驗、本能、情感、神靈或其他誤區，靠臆測予以彌補。正是參與者的偏見和誤判使得事件過程出現了不確定性因素。
上面所說的這一切都非同凡響。一個不解之謎在於：為什麼反身性這個概念沒有廣為接受呢？就金融市場而言，我是知道答案的：反身性概念妨礙了經濟學家的理論創造，妨礙了他們像自然科學家解釋和預測自然現象那樣去解釋並預測金融市場的走勢。經濟學家為了使經濟學成為一門科學並維持其地位，竭力把反身性概念清除出其學科體系。我覺得，既然社會活動的結構與自然現象根本不同，那么用牛頓物理學框架來建立經濟學模型就是錯誤的。
談到事實的其他範疇（realms of reality），我沒有太大把握，因為我的哲學功底不夠深厚。我的印象是，哲學家在很多方面都抓住反身性這個問題不放。例如，亞里士多德就提出了理論理性（即認知功能）和實踐理性（即操控功能）的區別。作為哲學家，他們過分關注認知功能，卻沒有對操控功能給予足夠的重視。
哲學家們注意到自相關（self-referent）陳述中的認知不確定性問題。這個問題最早是由古希臘克里特島的哲學家伊壁孟尼德（Epimenides）提出的，他說：“凡是克里特島人都說謊。”這一說謊者悖論最終啟發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提出了自相關性陳述和非自相關性陳述的區別。分析哲學家也研究了言語行為（speech acts）上的認知不確定性問題，言語行為是指對某一境況的陳述反過來又對所指稱的境況產生了影響。這些哲學家都把興趣主要集中在問題的認知方面，對社會活動與自然現象在結構上存在差異這一事實卻沒有給予適當的關注。與之相反，我主要的靈感源泉—卡爾·波普（Karlpopper）卻提出了方法統一性原則（unity of method），即應該使用一樣的方法去研究自然現象和社會活動。當然，這並非是這方面唯一的觀點，但對渴望獲得與自然科學家相同地位的社會科學家來說，這個觀點甚為流行。然而並不是所有社會科學家都是這么想的。人類學的學者和很多社會科學工作者對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甚至連模仿一下都不願意，正因為如此，他們與那些嘗試去模仿自然科學研究的社會科學家相比，影響力要小得多了。
反身性理論意在闡明思想和現實之間的關係，但只能用於解釋一小部分現實。自然現象的發生和人的思想沒有任何關係，所以自然科學就有確定的把握對事物的發生進行解釋和預測。而反身性只限於解釋社會現象，更確切地說，當參與者無法在知識的基礎上做出決策的情況下，這就給社會科學製造了難題，而自然科學卻根本不受這些影響。
反身性就像一個圓圈，或者稱之為參與者觀點與實際事態之間的雙向反饋迴路。人們並不是根據他們所面對的實際境況做出決定，而是憑著自己對境況的感知和解讀做出決策。他們的決策對境況產生了影響（這就是操控功能），而境況的變化往往又改變了他們的感知（即認知功能）。這兩種功能不是一先一後，而是同時起作用。如果反饋是有先後次序的，就會形成一個唯一確定的順序，從事實到感知，再到新的事實，再形成新的感知，不斷延續。由於這兩種功能同時發生，因此參與者的感知和事實境況就都變得不確定了。我們發現，用這種反身性理論非常有助於解釋金融市場的走勢。不論我們把它叫做圓圈，還是反饋迴路機制，都不過是種叫法，這種雙向的互動是的的確確存在的。這個圓圈不代表解釋過程出現錯誤，相反，拒絕這個圓圈的存在才是大錯特錯，反身性理論就是來修正這個錯誤的。
社會科學遇到的這種難題不過是參與者所處困境的一種次要的表象罷了。參與者的觀點能影響事實進程（未來情況如何受其決策的左右），但參與者又無法基於知識做出決策。他們必須對事物提出觀點，但其觀點又可能不符合實際事態。不管他們承認不承認，他們都不得不按照自己的信念去行事，而這些信念卻又並非源於實際。事情的發展變化過程多半充滿了對事實的誤讀和各種誤判，比一般人想像的要嚴重得多。這一新穎的富有洞察力的觀點就是反身性理論所闡發的主要內容。當前的金融危機恰是一個令人信服的例證。
在詳細闡述反身性理論之前，為了更好地做些鋪墊，我覺得有必要先回顧一下我是怎么從這么多年的經歷中總結出這個理論的。讀者會發現，這個理論出自我個人的經歷。在我年輕時，我就知道，即使前提錯誤，思想意識也能改變實際境況，我還知道，有時正常的法則會喪失作用，而不正常的法則反而會成為常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