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科名片
紙幣是當今世界各國普遍使用的貨幣形式，而世界上最早出現的紙幣，是中國北宋時期四川成都的“交子”。
中國是世界上使用貨幣較早的國家。根據文獻記載和大量的出土文物考證，我國貨幣的起源至少已有4000年的歷史，從原始貝幣到布幣、刀幣、圜錢、蟻鼻錢以及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流行的方孔錢，中國貨幣文化的發展可謂源遠而流長。到北宋時期，我國出現了紙幣——“交子”。
紙幣的出現是貨幣史上的一大進步。錢幣界有人認為中國紙幣的起源要追溯到漢武帝時的“白鹿皮幣”和唐代憲宗時的“飛錢”。漢武帝時期因長年與匈奴作戰，國庫空虛，為解決財政困難，在鑄行“三銖錢”和“白金幣”（用銀和錫鑄成的合金幣）的同時，又發行了“白鹿皮幣”。所謂“白鹿皮幣”，是用宮苑的白鹿皮作為幣材，每張一方尺，周邊彩繪，每張皮幣定值40萬錢。由於其價值遠遠脫離皮幣的自身價值，因此“白鹿皮幣”只是作為王侯之間貢贈之用，並沒有用於流通領域，因此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紙幣，只能說是紙幣的先驅。“飛錢”出現於唐代中期，當時商人外出經商帶上大量銅錢有諸多不便，便先到官方開具一張憑證，上面記載著地方和錢幣的數目，之後持憑證去異地提款購貨。此憑證即“飛錢”。“飛錢”實質上只是一種匯兌業務，它本身不介入流通，不行使貨幣的職能，因此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紙幣。北宋時期四川成都的“交子”則是真正紙幣的開始。
紙幣出現在北宋並不是偶然的，它是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宋代商品經濟發展較快，商品流通中需要更多的貨幣，而當時銅錢短缺，滿足不了流通中的需要量。當時的四川地區通行鐵錢，鐵錢值低量重，使用極為不便。當時一銅錢抵鐵錢十，每千鐵錢的重量，大錢25斤，中錢13斤。買一匹布需鐵錢兩萬，重約500斤，要用車載。因此客觀上需要輕便的貨幣，這也是紙幣最早出現於四川的主要原因。再者，北宋雖然是一個高度集權的封建專制國家，但全國貨幣並不統一，存在著幾個貨幣區，各自為政，互不通用。當時有13路（宋代的行政單位）專用銅錢，4路專用鐵錢，陝西、河東則銅鐵錢兼用。各個貨幣區又嚴禁貨幣外流，使用紙幣正可防止銅鐵錢外流。此外，宋朝政府經常受遼、夏、金的攻打，軍費和賠款開支很大，也需要發行紙幣來彌補財政赤字。種種原因促成了紙幣——“交子”的產生。
最初的交子由商人自由發行。北宋初年，四川成都出現了專為攜帶巨款的商人經營現錢保管業務的“交子鋪戶”。存款人把現金交付給鋪戶，鋪戶把存款人存放現金的數額臨時填寫在用楮紙製作的卷面上，再交還存款人，當存款人提取現金時，每貫付給鋪戶30文錢的利息，即付3%的保管費。這種臨時填寫存款金額的楮紙券便謂之“交子”。這時的“交子”，只是一種存款和取款憑據，而非貨幣。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交子”的使用也越來越廣泛，許多商人聯合成立專營發行和兌換“交子”的交子鋪，並在各地設交子分鋪。由於交子鋪戶恪受信用，隨到隨取，所印“交子”圖案講究，隱作記號，黑紅間錯，親筆押字，他人難以偽造，所以“交子”贏得了很高的信譽。商人之間的大額交易，為了避免鑄幣搬運的麻煩，直接用隨時可變成現錢的“交子”來支付貨款的事例也日漸增多。正是在反覆進行的流通過程中，“交子”逐漸具備了信用貨幣的品格。後來交子鋪戶在經營中發現，只動用部分存款，並不會危及“交子”信譽。於是他們便開始印刷有統一面額和格式的“交子”，作為一種新的流通手段向市場發行。這種“交子”已經是鑄幣的符號，真正成了紙幣。但此時的“交子”尚未取得政府認可，還是民間發行的“私交”。
但並非所有的交子鋪戶都是守法經營，恪守信用的。有一些惟利是圖、貪得無厭的鋪戶，惡意欺詐，在濫發交子之後閉門不出，停止營業；或者挪用存款，經營他項買賣失敗而破產，使所發“交子”無法兌現。這樣，當存款者取錢而不能時，便往往激起事端，引發訴訟。於是，景德年間（1004-1007年），益州知州張泳對交子鋪戶進行整頓，剔除不法之徒，專由十六戶富商經營。至此“交子”的發行始取得政府認可。
宋仁宗天聖元年（1023年），政府設益州交子務，由京朝官一二人擔任監官主持交子發行，並“置抄紙院，以革偽造之弊”，嚴格其印製過程。這便是我國最早由政府正式發行的紙幣——“官交子”。它比美國（1692年）、法國（1716年）等西方國家發行紙幣要早六七百年，因此也是世界上發行最早的紙幣。
“官交子”發行初期，其形制是仿照民間“私交”，加蓋本州州印，只是臨時填寫的金額文字不同，一般是一貫至十貫，並規定了流通的範圍。宋仁宗時，一律改為五貫和十貫兩種。到宋神宗時，又改為一貫和五百文兩種。發行額也有限制，規定分界發行，每界三年（實足二年），以新換舊。首屆交子發行1256340貫，備本錢360000貫（以四川的鐵錢為鈔本），準備金相當於發行量的28%。“交子”的流通範圍也基本上限於在四川境內，後來雖在陝西、河東有所流行，但不久就廢止了。
宋徽宗大觀元年（1107年），宋朝政府改“交子”為“錢引”，改“交子務”為“錢引務”。除四川、福建、浙江、湖廣等地仍沿用“交子”外，其它諸路均改用“錢引”。後四川也於大觀三年(1109年)改交子為錢引。“錢引”與“交子”的最大區別，是它以“緡”為單位。“錢引”的紙張、印刷、圖畫和印鑑都很精良。但“錢引”不置鈔本，不許兌換，隨意增發，因此紙券價值大跌，到南宋嘉定時期，每緡只值現錢一百文。
“交子”的出現，便利了商業往來，彌補了現錢的不足，是我國貨幣史上的一大業績。此外，“交子”作為我國乃至世界上發行最早的紙幣，在印刷史、版畫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對研究我國古代紙幣印刷技術有著重要意義。
紙幣發行
按照目前理論的說法，紙幣的發行量是以黃金儲備量為依據的。這種說法值得推敲。第一，黃金作為價值物，它只是眾多價值物中的一種，它的價值只能是全部社會價值中的一部分，而不能等同於除它自身以外的全部價值物的價值；更不可能等同於包括它自身在內的全部勞動產品價值。因為，如果黃金能夠充當價值交換的一般等價物，那么，從總體上講，全部黃金的價值就等於除黃金外的全部其它勞動產品的價值。
第二，從現實的、實際情況看，到2003年7月，我國的黃金儲備量為600噸，如果按每克100元人民幣計算，也不過600億元人民幣。據統計，2003年，我國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45842億元，這個數字是一個實際實現了的交易數字。如果黃金作為充當一般商品交易的等價物，那么，黃金的儲備量至少應等於這個數字。有人可能說，這涉及到商品周轉次數，實際的貨幣需求量應小於累計商品交易量。但是，我國的居民儲蓄餘額達到12萬億元則是一個必須用貨幣表達的經濟範疇。再說，我國去年國家財政收入達2.17萬億元，這兩個數字都遠大於實際儲備的黃金價值，不僅我國如此，其它國家也是如此。因此，“紙幣的發行量與黃金儲備量相當”之說是一個謬誤。
那么，紙幣的發行量到底是以什麼為依據呢？
我不是中央銀行的行長，也不是貨幣政策委員會的委員，我當然不清楚他們是按什麼標準來發行貨幣的。我只能按照我自己的認識來理解。我認為，如果要找到紙幣發行量的依據，就必須首先找紙幣的發行依據。
那么，紙幣的發行依據是什麼呢？我認為，紙幣的發行依據是國家或地方政府，或有實力和信譽的組織，憑藉自己的權力、實力和信譽，發行的一種貨幣符號。紙幣的首要功能是貨幣符號，這個貨幣符號可以代表國民勞動財富水平，滿足貨幣發行組織管理和發展經濟、獲取利潤的需要；滿足交易的需要，便利、促進交易。如果我有一袋大米，需要用來換取一部手機，那么，我就必須把大米賣給中央銀行，換回紙幣，再用紙幣去購買手機。中央銀行給我的紙幣量，是以標準勞動量來計算我的大米的勞動價值量的。在這樣的機制下，全社會的商品就必須與中央銀行進行商品—貨幣交易。中央銀行收購全部商品，依此發行貨幣。持有貨幣的人，又可以用貨幣去換回所需要的非貨幣商品。這就是財富的貨幣化。
那么，紙幣的發行量是不是以全社會的勞動財富為發行依據呢？如果是這樣，那么，象土地、文物、商標、專有技術等資產就只有進入交易才能形成真正的貨幣資產，而當它們沒有進入交易領域，或沒有進行實際的交易，則不能形成貨幣化的資產。對於沒有進入交易或沒有將勞動產品賣給或抵押給中央銀行的，就不能形成貨幣發行量。但是，在紙幣發行之初又確實必須以這個全社會實有財富量為發行依據。上述是對於貨幣，現實地說，就是對於紙幣的初始發行量的思考。
社會財富是不斷增長的，主要是因為人是要不斷地投入新的勞動，從而形成新的財富。對於新投入的勞動和新形成的財富，就必須有新的貨幣作交易保證。對於新增的貨幣發行，就要以新增的有效勞動量作為貨幣發行的依據。貨幣新增的發行量可以GDP為發行依據，因為，GDP代表的是一個國家的國民在新的一年裡所投入的新的勞動量，這個勞動量應該用貨幣來表現和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