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簡介
內容梗概
紅高粱家族莫言的代表作，屬於尋根文學。由《高粱酒》《高粱殯》《狗道》《奇死》《紅高粱》五部組成！深受馮德英《苦菜花》《山菊花》《迎春花》的影響。
以抗戰時期為背景，描寫戰爭題材的長篇小說。主人公餘占鰲是個熱血男兒，正義又野蠻。他殺死了一個與自己守寡多年的母親發生關係的和尚，而後母親也吊死了。他為了女人殺人放火，霸占了後來成了他妻子的戴鳳蓮。他為了報仇雪恥，苦練槍法，將曾非禮過他妻子的土匪花脖子一夥一網打盡。他為了還一個村姑的清白，不惜將酒後施奸的親叔槍斃。為了小妾戀兒不惜和妻子鬧翻並分居。他為了民族大義，毅然抗日但最終全軍覆沒。
藝術主題
站在民間立場上寫抗日戰爭：民間自發的為生存而爆發出奮起反抗的暴力欲望。不管什麼人危害了“我”的利益“我”都奮起反抗。
主要情節
余占鰲和戴鳳蓮、戀兒的恩愛情仇；戴鳳蓮因父親貪財而把她嫁給了釀酒的單老闆的兒子（有麻風病)；戀兒是戴鳳蓮的侍女。突出了一種沒受道德規範的民間激情，高揚狂野不羈的野性生命力，宣揚暴力，無法無天的性愛，這即使莫言所尋之根，有感於現代生活的蒼白。
藝術特色
1、出色的感覺描寫。
2、多視點的敘述方法。
作品目錄
卷首語
第一章紅高粱
第二章高粱酒
第三章狗道
第四章高粱殯
第五章奇死
人老了，書還年輕——代後記
點評鑑賞
從表面上看，《紅高粱家族》所寫的是有關抗日戰爭的歷史，敘述的是一個宏大的主題，實質上，由於穿插了“我爺爺”和“我奶奶”驚世駭俗的愛情傳奇，使得小說更像是一種非官方的“野史雜說”。莫言更多的是“用民間化的歷史場景、‘野史化’的家族敘事，實現了對現代中國歷史的原有的權威敘事規則的一個‘顛覆’”。
敘述內容民間化
首先是敘述的內容民間化。小說從羅漢大爺被日本人下令殘酷剝皮抽筋而死開始，到余占鰲拉起土匪隊伍在膠平公路邊上伏擊日本汽車，開始了一場全部由土匪和村民自發發起的民間戰爭。整個戰鬥過程體現出一種民間為生存而奮起反抗的精神，這支抗日隊伍連聾帶啞連瘸帶拐，並非訓練有素，完全是一群烏合之眾。作戰工具更是七長八短：土炮、鳥槍、老漢陽步槍、喇叭、農具都派上用場，鐵耙也能擺出連環擋鬼子，更可笑的是想出這計謀的是從未有過作戰經驗的小腳女人“我奶奶”。作戰過程也是醜態百出，有人出師未捷因大啞巴不慎摔倒槍走火先受傷，有人槍口堵著一團破棉絮，有人在埋伏時鼾聲如雷，有人握著槍身體抖成一團，有人槍響子彈卻沒有出膛，關鍵時刻，大抬槓步槍放不出炮。在日軍久等不來之際軍心渙散，計畫中的伏擊戰變成了倉促之間的遭遇戰，穩操勝券變成了兩敗俱傷，開槍時手抖個不停的“我父親”，卻無意中和“我爺爺”一起打死了日軍少將中崗尼高，這極大地弱化了歷史戰爭所具有的正統色彩。莫言曾坦承自己始終保持民間心態，站在老百姓的立場上審視歷史，從民間資源中汲取營養，用民間社會、民間人物來還原歷史本真，有意識地拒絕政治權力觀念對歷史的圖解，儘可能地突現出民間歷史的本來面目。
敘述方式民間化
其次是敘述的方式民間化。莫言慣用或隱或顯的說書人模式，這種敘述方式來源於宋元話本，後來慢慢地被小說家們棄之不用，莫言在《紅高粱家族》的敘述選擇上又重拾起這種古老的民間說書人方式，使讀者清晰地保持著與作品世界的距離。小說是這樣開頭的：“一九三九年古歷八月初九，我父親這個土匪種十四歲多一點。他跟著後來譽滿天下的傳奇英雄余占鰲司令的隊伍去膠平公路伏擊日本人的汽車隊。奶奶披著夾襖，送他們到村頭。余司令說：‘立住吧。’奶奶就立住了。奶奶對父親說：‘豆官，聽你乾爹的話。’……余司令拍了一下父親的頭，說：‘走，乾兒。’”這個開頭清楚表明了敘述者所具有的民間身份，“我”是一個變相的在場者，相當於說書人，我父親“豆官”此時並沒有發言，其實他才是真正的在場者——後面發生的故事是由他來講述的。“我”在敘述故事的時候，有時還喜歡跳出來對“我爺爺”和“我奶奶”做一番評述，如余占鰲到店子吃東西想吃鍋里的狗肉，店主告訴他不行並遭到羞辱，心裡有說不出惱和懼。此時“我”跳出來評論：“他雖然具備了一個土匪所應具備的基本素質，但離真正的土匪還有相當的距離。他之所以遲遲未入綠林，原因很多。概而言之，大概有三：余占鰲對土匪頭子花脖子的做派有隱隱的敬佩感，同時又有憎恨。”作者以這樣一種照正統的道德和社會價值標準去塑造完美的英雄形象。
作品中的余占鰲和戴鳳蓮不僅被敘述者置於傳奇事件中進行塑造，而且進入民眾日常生活的話題中被再塑造。鄉間九旬老太以山東快板的形式把他們英雄事跡吹得是神乎其神：“東北鄉，人萬千，陣勢列在墨河邊。余司令，陣前站，一舉手炮聲連環。東洋鬼子魂兒散，紛紛落在地平川。女中魁首戴鳳蓮，花容月貌巧機關，調來鐵耙擺連環，擋住鬼子不能前。”莫言的這種敘事方式正是對傳統的觀念結構的反叛，這種反叛要的不僅僅是打亂敘述語言，更是藉以重構歷史，提醒我們歷史是可以不斷改寫的，無論是革命的歷史，還是歷史的革命。
敘述語言民間化
第三是敘述語言的民間化。莫言敘述歷史的語言也主要是民間鮮活的口語形式，我父親在去打伏擊戰的路上回想起抓螃蟹的季節，那是“秋風起，天氣涼，一群群大雁往南飛，一會兒排成個‘一’字，一會兒排成個‘人’字……焦灼的牛郎要上吊，憂愁的織女要跳河……”。我奶奶說話更是民間味兒十足，挽留羅漢大爺說的是“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魚面看水面”。奶奶還用“這酒里有羅漢大叔的血，是男人喝了。後日一起把日本汽車打了，然後你們就雞走雞道，狗走狗道，井水不犯河水。”這樣的話，勸冷隊長和“我爺爺”聯合打日本。打日本是多么嚴肅的事兒，作者不僅讓一個民間婦女充當說客，而且說出的話里是“酒”“雞”“狗”等字眼兒都被搬了出來。又如：“沒有彎彎肚子別吞鐮鉤刀子。”“你們吶，小人打小譜，三十二十地掙吧。”“事到臨頭，草雞也不行，就是塊鐵蛋子也要抬出來！”這些朗朗上口順溜溜的大白話，很有山東快板的風味兒，它是幾千年民間語言智慧的積澱，這與莫言早年處在鄉土社會，接受傳統文化和民間故事傳說的影響，尤其是山東這塊源遠流長的齊魯文化的深厚影響分不開。
創作歷程
《紅高粱家族》全書完稿於1986年，莫言31歲的時候。激情的作品只屬於充滿激情的年齡和激情的年代。那個年代誕生出《紅高粱家族》，顛覆意義應該是很強的。正義、愛情這些神聖的字眼，在書中完全走了樣。余占鰲、戴鳳蓮等人，他們就像高密鄉野生的一片片紅高粱原始而真實、鮮活的生命。
所獲成就
《紅高粱家族》被譯為二十餘種文字在全世界發行。本書獲得2001年第二屆“馮牧文學獎軍旅文學創作獎”；其中的《紅高粱》作為單篇小說，獲得1987年第四屆“全國中篇小說獎”；在《亞洲周刊》評選的二十世紀中文小說“百年百強”排行榜上位列第十八名；進入英美學界重要期刊WORLDLITERATURETODAY（《今日世界文學》）評選的七十五年來全世界四十部傑作排行榜，系位列此榜單的唯一一部中文小說。
作者簡介
莫言莫言，山東高密人，1955年生。著有《紅高粱家族》、《酒國》、《豐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勞》、《蛙》等長篇小說十一部，《透明的紅蘿蔔》、《司令的女人》等中短篇小說百餘部，並著有劇作、散文多部；其中許多作品已被翻譯成英、法、德、意、日、西、俄、韓、荷蘭、瑞典、挪威、波蘭、阿拉伯、越南等多種語言，在國內外文壇上具有廣泛影響。莫言和他的作品獲得過“聯合文學獎”（中國台灣），“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傑出成就獎”，法國“LaureBataillin（儒爾?巴泰庸）外國文學獎”，“法蘭西文化藝術騎士勳章”，義大利“NONINO（諾尼諾）國際文學獎”，日本“福岡亞洲文化大獎”，中國香港浸會大學“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紅樓夢獎”，美國“紐曼華語文學獎”以及中國最高文學獎“茅盾文學獎”。
《紅高粱家族》雖然是一部以抗戰時期為背景，描寫戰爭題材的長篇小說。但卻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以往抗戰題材的小說給人的感覺都是正義與邪惡的強烈對比，塑造的是幾乎完美的正義的愛國英雄。而《紅高粱家族》中塑造的一些列抗日的英雄卻是正義與邪惡的化身，他們是一群獨特的，特屬於紅高粱的英雄，有著鮮活的生命與人性。
主人公餘占鰲是個熱血男兒，正義又野蠻。他殺死了一個與自己守寡多年的母親發生關係的和尚，而後母親也吊死了。他為了女人殺人放火，霸占了後來成了他妻子的戴鳳蓮。他為了報仇雪恥，苦練槍法，將曾非禮過他妻子的土匪花脖子一夥一網打盡。他為了還一個村姑的清白，不惜將酒後施奸的親叔槍斃。為了小妾戀兒不惜和妻子鬧翻並分居。他為了民族大義，毅然抗日但最終全軍覆沒......他為了愛情而拼搏，為了報仇而殘忍，為了正義而果決，為了榮譽而戰......作者莫言在文中對他如此評價：“ 他一輩子都沒弄清人與政治、人與社會、人與戰爭的關係，雖然他在戰爭的巨輪上飛速鏇轉著，雖然他的人性的光芒總是衝破冰冷的鐵甲放射出來。但事實上，他的人生即使是能在某一瞬間放射出璀璨的光芒，這光芒也是寒冷的、彎曲的，摻雜著某種深刻的獸性因素。”確實他抗日，但卻沒有真正地認識到戰爭的實質。他的身上固然散發著鮮活的人性，同時又充滿了野蠻無知的獸性。
在小說中可以看到作者對余夫人戴鳳蓮的評價甚高，她是個傳奇性的女子。莫言這樣寫道：“ 我奶奶的一生“大行不拘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心比天高，命如紙薄，敢於反抗，敢於鬥爭，原始一以貫之。”確實她是個有著花一樣容貌、火一樣性格的女子。 她因為憎恨父母將其嫁於麻血病人而將其父拒之門外；她為了拯救自己與占鰲，集中生智，拜縣長為乾爹，逃過一劫； 她因為愛，毅然地與名義上的殺夫仇人而實為救命恩人的余占鰲結合；她為了維護愛情，趕走了戀兒；她為了報復刺激余占鰲和黑眼廝混；她為了支持抗日，讓唯一的兒子前去戰場，她自己也玉顏埋沒高粱地。在那樣一個封建保守、女性意識受到壓制的年代，她確實算得上是個了不起的奇女子。
余占鰲、戴鳳蓮是《紅高粱家族》中高粱英雄的兩個典型。他們不十分明白抗日的實質，但在那樣一個動盪的年代，他們以自己的方式表達了對苦難的反抗與不滿。他們堅強地守護自己的自由，傲然地活出生命的強度。他們是一群流著高粱血統、渾身散發著鮮活人性的紅高粱地英雄。
《紅高粱家族》是莫言向中國當代文學奉獻的一部影響巨大的作品，被譯成近二十種文字在全世界發行。他本書中創造了他的文學王國“高密東北鄉”，通過“我”的敘述，描寫了抗日戰爭期間，“我”的祖先在高密東北鄉上演了一幕幕轟轟烈烈、英勇悲壯的舞劇。“我”的家族裡的先輩們，爺爺、奶奶、父親、姑姑等，一方面奮起抗擊殘暴的日本侵略者，一方面發生著讓子孫後代相形見絀的傳奇般的愛情故事。書中洋溢著莫言獨有的豐富飽滿的想像力、令人嘆服的感覺描寫，並以汪洋恣肆之筆全力張揚中華民族的旺盛生命力，堪稱當代文學中劃時代的史詩精品。
是站在民間立場上講述的一個抗日故事。這種民間立場首先體現在作品的情節框架和人物形象這兩個方面。對於抗戰故事的描寫在中國當代文學中並不少見，但《紅高粱》與以往革命歷史戰爭小說的不同就在於，它以虛擬家族回憶的形式把全部筆墨都用來描寫由土匪司令余占鰲組織的民間武裝，以及發生在高密東北鄉這個鄉野世界中的各種野性故事。這部小說的情節是由兩條故事線索交織而成的：主幹寫民間武裝伏擊日本汽車隊的起因和過程；後者由余占鰲與戴鳳蓮在抗戰前的愛情故事串起。余占鰲在戴鳳蓮出嫁時做轎夫，一路上試圖與她調情，並率眾殺了一個想劫花轎的土匪，隨後他在戴鳳蓮回門時埋伏在路邊，把她劫進高粱地里野合，兩個人由此開始了激情迷盪的歡愛，接下來余占鰲殺死戴鳳蓮的麻瘋病人丈夫，正式做了土匪，也正式地成為她的情人。我們不難看出在這條故事線索中，始終被突現出來的是一種生機勃勃的民間激情，它包容了對性愛與暴力的迷醉，以狂野不羈的野性生命力為其根本。這顯然逾越了政治意識形態的限制，對民間世界給予一種直接的觀照與自由的表達。前一條抗日的故事線索，從戴鳳蓮家的長工羅漢大爺被日本人命令殘酷剝皮而死開始，到余占鰲憤而拉起土匪隊伍在膠平公路邊上伏擊日本汽車隊，於是發動了一場全部由土匪和村民參加的民間戰爭。整個戰鬥過程體現出一種民間自發的為生存而奮起反抗的暴力欲望，這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歷史戰爭所具有的政治色彩，將其還原成了一種自然主義式的生存鬥爭。概括的說，《紅高粱》在情節構成上是依照了民間自身的主題模式，儘管它講述的是抗日戰爭的故事，但其中所突現出來的主要都是民間世界中強憾生動的暴力與性愛內容。與此相關的是這部小說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也除去了傳統意識形態二元對立式的正反人物概念，比如把作為“我爺爺”出場的余占鰲寫成身兼土匪頭子和抗日英雄的兩重身份，並在他的性格中極力渲染出了一種粗野、狂暴而富有原始正義感和生命激情的民間色彩。50-70 年代現代歷史小說中也出現過類似的草莽人物，但必須要在他身邊再樹立一個負載政治道德標準的正統英雄人物，以此傳達意識形態所規定的思想內容，但在《紅高粱》中，余占鰲是唯一被突出的主要英雄，他的草莽缺點和英雄氣概都未經任何政治標準加以評判或校正，而是以其性格的真實還原出了民間的本色。這些特點也同樣體現在對於“我奶奶”戴鳳蓮和羅漢大爺等人物的刻畫中。比如“我奶奶”具有的那種溫熱、豐腴、潑辣、果斷的女性的美，羅漢大爺的忠誠、堅忍、不屈不撓的農民秉性，及“我父親”小豆官的莽撞衝動的脾氣，都有一種民間的放縱和生氣充盈其中。由於敘述者把這些人物都作為自己的家族長輩來寫，就又在他們身上體現出了以前革命歷史故事中少有的任性與平易之感。這就使得這部小說在人物形象塑造和情感親合方面，都非常鮮明的表達出了一種真正向民間價值尺度認同的傾向。正是建立在民間崇尚生命力與自由狀態的價值取向上，作者描寫“我爺爺”的殺人越貨，寫“我爺爺”和“我奶奶”的野地歡愛，以及其他人物種種粗野不馴的個性與行為，才能那樣自然的創造出一種強勁與質樸的美。
《紅高粱》在現代歷史戰爭題材的創作中開闢出一個鮮活生動的民間世界，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這部小說講述的其實並非是歷史戰爭，而是作家在民間話語空間裡的有所寄託。敘述者在小說開頭有一段充滿激情的感嘆，極力讚美他的故鄉，讚美他的那些豪氣蓋天的先輩，並稱先輩的所作所為和他們的英勇悲壯“使我們這些活著的不肖子孫相形見絀，在進步的同時，我真切感到種的退化。”這種感嘆貫穿在整部小說中，而且愈加變得濃烈感人，其中所體現出來的無疑是一種作家把民間作為理想的生存狀態。民間是自由自在無法無天的所在，民間是生機昂然熱情奔放的狀態，民間是輝煌壯闊溫柔淳厚的精神，這些都是人所憧憬的自由自在的魅力之源。敘述者以這樣一種民間的理想狀態來對比現實生活，卻發現這種狀態只是過去時態的存在，高密東北鄉的英雄劇全都上演在已經逝去的時間中，這不能不令他感到遺憾，不能不令他屢屢發出文明進步隱含種性退化的感慨。這裡顯然引入了一種與政治意識形態及知識分子傳統都全然無關的歷史評判尺度：站在民間的立場上來看歷史發展與社會現實境況，便暴露出某種生氣流散與自由狀態受到限制的趨向。而在《紅高粱》中，這種遺憾與感慨反過來又強化了對曾經存在過的民間自在狀態的理想化與讚美，從而使其呈現出了更為燦爛奪目的迷人色彩。
但是也不能不看到，把民間世界認同為一種理想狀態，事實上也會使描繪其中粗鄙醜惡的一面變得自然起來：像《紅高粱》中有關人物粗俗性格的刻畫，有關殘酷殺戮（特別是剝人皮那個自然主義式的血腥場面）的描寫，都以刺激的暴力展現呈現出與作品整體相和諧的奇異美感，但是在根本上，這種傾向反映了民間世界與生俱來的粗鄙文化形態。只不過這種傾向在《紅高梁》中還能因為作者飽滿的藝術理想而保有一種震撼人心的力度，依然有利於體現作品中所蘊含的人文關懷。但就新歷史小說後來的走向而言，由《紅高粱》開拓的這種對民間粗鄙形態不加選擇的表現方式，愈加顯現出低俗趣味的性質，一旦失去真正的民間理想的支撐，這類描寫就很自然地墮為作者感官刺激上的自我放縱，而喪失了向民間認同所應具有的人文意義。
有關《紅高粱》，值得述及的還有這部小說在寫作上的新穎之處。莫言曾較深地受到美國作家福克納和拉美作家馬爾克斯的影響，從他們那裡大膽借鑑了意識流小說的時空表現手法和魔幻現實主義小說的情節結構方式，他在《紅高粱》中幾乎完全打破了傳統的時空順序與情節邏輯，把整個故事講述得非常自由散漫。但這種看來任意的講述卻是統領在作家的主體情緒之下，與作品中那種生機勃勃的自由精神暗暗相合。此外，莫言在這部小說中還顯示出了駕馭漢語言的卓越才能，他運用了大量充滿了想像力並且總是違背常規的比喻與通感等修辭手法，在語言的層面上就形成了一種瑰麗神奇的特點，以此造就出了整個小說中那種異於尋常的民間之美的感性依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