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紹
美國空軍中的奇人約翰.伯伊德（John Boyd）最後是以上校軍銜退役的，但他的能量機動理論是在少校期間做的，所以“瘋子少校”的名號就跟了他一輩子。
約翰·伯伊德早年
伯伊德出生在賓夕法尼亞州 Erie 的一個普通家庭里，父親早逝，母親拉扯著幾個孩子，家境十分貧困。1945年，19歲的伯伊德應徵入伍，在美國陸軍航空隊駐日本占領軍當了一年小兵。小兵伯伊德就顯現出反骨。日本1945-46年的冬天是一個寒冷、潮濕的冬天，軍官們縮在溫暖的軍官宿舍，有熱騰騰的食物，但小兵們只有捲縮在四面透風的營房，常常只有冰冷的野戰食品充飢。伯伊德發動眾小兵，把一個木質機庫給扒了，生火取暖做飯，結果被陸軍送上軍事法庭，告他一個破壞公物的罪名。伯伊德把軍法審判變成一個對軍官的領導能力和責任感的公民投票，結果軍官們敗下陣來，小兵們有了熱飯吃，軍方也第一次見識了這個長滿反骨的伯伊德。
進入空軍
伯伊德復員時，靠 GI Bill 的資助，上衣阿華州立大學讀書，得到一個經濟學的學位，同時加入空軍學習飛行，1952 年，伯伊德獲得了飛行員的鷹徽，成為美國空軍中的 F-86 戰鬥機飛行員。這時韓戰已經打到後期。作為新飛行員，伯伊德照例只有飛僚機的份。當時美國空軍的基本戰術是四機編隊，由兩對長機和僚機雙雙編組，長機由有經驗的飛行員擔當，僚機通常是新飛行員，只有長機能夠主動攻擊敵機，僚機負責掩護和觀察長機的後方，不能離開長機主動攻擊敵機。伯伊德在朝鮮當僚機還沒有“滿師”，戰爭就打完了。除了在 1953 年 6 月 30 日在鴨綠江以北（中國境內）擊傷一架米格-15 外，伯伊德在戰爭中一無建樹。
但是伯伊德在朝鮮戰場上表現出來的卓越飛行技巧和戰術素養還是得到了注意，戰後不久，伯伊德就奉調到位於內華達州的內利斯空軍基地的戰鬥機武器學校擔任戰術教官，這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紅旗演習和 Agressor 中隊的前身，海軍的 Top Gun 也和這裡有一點淵源。50 年代時，內利斯空軍基地大概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戰鬥機基地了，各級飛行員訓練都在這裡，伯伊德差不多每天都要飛兩三個架次，到1960年離開的時候，竟然在內利斯就飛了近 3,000 小時。
伯伊德在多年的空戰實踐中獲得了豐富的實際經驗，並且善於在戰術環境下靈活運用各種技巧。作為教官，伯伊德不斷向學員灌輸“想在敵人前面”的戰術思想，不要光顧著完成眼下的機動動作，急於把敵人套入瞄準環，而是要想一想正在做的機動動作對自己的速度、高度的影響，和敵機可能對你的動作作出怎樣的反應，要出其不意，想在對方的前頭。伯伊德的“招牌”機動動作是“鐵板烤鴨”（flat-plating the bird），就是像電影Top Gun里Tom Cruise作的那個動作，在遭到敵機追擊的時候，突然減速拉起，讓敵機衝到前頭，然後輕輕一個鷂子翻身，就咬住了敵人。伯伊德飛的F-100可不是什麼機動性優秀的戰鬥機，F-100 的總產量的1/4 都在事故墜機中損失，其“寡婦製造者”的名聲不是沒有道理的，達到這樣隨心所欲的控制，那水平確實不一般。伯伊德和人打 40 美元的賭，他能夠讓對手在他的 6 點鐘先咬住他，然後在 40 秒鐘內，反客為主，把對手打下來。在內利斯的 6 年、3,000 多小時的對抗飛行中， 伯伊德從來沒有輸掉過（大概也從中贏了不少啤酒錢），通常在 10 來秒里就把對手搞定，贏得了“40 秒鐘伯伊德”的美名。要知道，內利斯是一個人來人往的地方，江湖高手過路是常有的事，戰鬥機飛行員都是心高氣傲的傢伙，最看不得打擂台的事，但幾年下來，沒有人能夠把伯伊德打下擂台。
能量機動理論
在用科學方法研究空戰的時候，伯伊德深刻體會到急需充電，於是向空軍申請獎學金，要到喬治亞理工學院學習航空工程。由於伯伊德在此之前在伊阿華州立大學有過一個經濟學學位，空軍不想讓他再讀一個本科學位，改而建議他讀一個 MBA 之類的學位，或者在空軍指定的院校學習電子工程。伯伊德堅決地拒絕了。這傢伙死腦筋，一點不考慮升官發財，不考慮人脈，只知道一門心思研究他的空戰科學，得罪上司也不管。幸好此時蘇聯成功地發射了衛星，美國大受刺激，空軍開始鼓勵軍官選工程類的課程。伯伊德再次申請，終於如願。1960年，34歲的伯伊德帶著 4 個孩子和懷孕的妻子（這小子可沒讓他妻子的肚子閒著），到喬治亞理工學院，和毛頭小伙（那年頭黃毛丫頭學工的不多）一起學習航空工程。 離開內利斯之前，伯伊德要編寫一本空戰機動動作手冊，總結所有已知的空戰機動動作，說明其戰術套用，以及反制的手段。可是上司告訴伯伊德，他只能用業餘時間寫。幾個月後，手冊終於編寫完成。在一年內，這本《空戰攻擊研究》就成為美國空軍戰鬥機飛行員的基本戰術教材，在 10 年內，這本手冊也通過來美國訓練的外國飛行員傳到全世界的戰鬥機飛行員的世界裡，成為各國的標準空中機動手冊。幾十年來，這本手冊只有過很少的增補。
在喬治亞理工學院，伯伊德開始系統地學習航空工程原理。在學習熱力學第二定律得時候，被熵的概念搞得很頭痛。伯伊德痛苦地想，為什麼我可以把戰鬥機玩得滴溜溜轉，但搞不定這個該死的熵呢？沒辦法，只得去找一個高年級的同學幫忙開竅。高年級同學正在唾沫飛濺地大講能量的守恆和耗散，伯伊德的腦子突然岔到心愛的戰鬥機空戰格鬥上面去了：戰鬥機在空戰格鬥中搶占優勢位置的原因不是速度和推力，而是戰鬥機的能量水平。速度相應於動能，高度相應於位能，爬升和俯衝就是動能和位能之間的轉換，誰能更快地轉換能量水平，誰就能獲勝。於是伯伊德開始研究戰鬥機的能量水平的數學描述。經過無數不眠之夜，伯伊德終於提出了一個評價戰鬥機機動性的簡潔、優美的數學表示：
戰鬥機的單位剩餘功率（specific excess power，SEP）=（推力-阻力）*速度/重量
在飛行包線里任何一點，SEP 較高的一方占優。能量機動理論的意義在於：
1、定量地對比兩架戰鬥機在整個飛行包線里的機動性
2、定量地根據敵我機動性的差別，最佳化空戰格鬥戰術
3、定量地對分析設計中的未來戰鬥機在飛行包線里的薄弱環節進行分析和指出改進途徑
伯伊德從喬治亞理工學院畢業後，調任佛羅里達的埃格林空軍基地任機修軍官。埃格林空軍基地是空軍最大的試飛和機載武器試驗基地，空軍常年在這裡測試各種新式飛機和新式武器。這時，空軍中的轟炸機制勝論正如日中天，但新總統甘迺迪已經意識到艾森豪的大規模報復戰略的問題，因為大規模報復戰略把美國介入戰爭的底線抬得很高，束縛了美國介入世界上局部衝突的選擇，導致“無人管理”的局部衝突升級，反而容易把美國捲入大規模衝突。甘迺迪開始實行“靈活反應戰略”，要求美國軍事力量大大強化常規戰爭能力，能夠有效地制止局部衝突向不利於美國的方向發展。與此同時，新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是一個商界神童，根據工業界“規模出效益”的觀點，極力主張空海軍發展通用作戰飛機。麥克納馬拉首先中止了空軍的 F-105 的繼續採購，指令空軍採購海軍的 F-4，然後指令空軍和海軍共同發展 F-111，F-111A 將作為空軍型，以戰鬥轟炸機為主要任務；F-111B 為海軍型，以艦隊防空為主要任務。
這期間，伯伊德被晉升為少校。他對能量機動的研究還是只能利用業餘時間。伯伊德為人狂妄，言語粗魯，自以為是，咄咄逼人，時常出口傷人，人們開始叫他“瘋子少校”。但是作為試飛中心，埃格林空軍基地畢竟是一個英傑薈萃的地方，伯伊德遇到了湯姆·克利斯蒂（Tom Christie），兩人開始探討能量機動的問題，和如何把複雜的數據用簡明的圖表表示出來。克利斯蒂不是一個軍人，只是一個文職的數學家。他倒不是在 Eglin 作什麼高深玄妙的研究。在計算機廣泛用於作戰飛機之前，轟炸機作水平轟炸時，投彈時機是根據速度、高度、風向、風速等參數通過轟炸表（bombing table）手工計算的。美國空軍的前身是陸軍航空隊，空軍轟炸機的轟炸表都是陸軍時代的東西。噴氣時代的轟炸機速度、高度都大大提高，炸彈的尺寸形狀也有了很大的變化，空軍要重新計算新的轟炸表，克利斯蒂就是被找來做這個事情的。克利斯蒂很快理解了伯伊德的想法，看到了其中智慧的火花。他對伯伊德不顧一切、近乎瘋狂的鑽研精神和將空戰藝術上升到科學高度的使命感尤其敬佩，決定幫忙。
伯伊德和克利斯蒂從簡單的問題入手：從某一個位置開始，攻擊的一方需要多少個 g 才能獲得所需的射擊角度？如果拉這么大的 g，戰鬥機的性能受到什麼影響？伯伊德的問題不複雜，但是需要大量的重複計算。這在今天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除了極特殊的項目需要超級計算機以外，今天的人們恐怕根本沒有“上機時間”這個概念。要用計算機算一點數據，用就是了，快一點的 PC 就可以完成絕大多數工程計算。但是 60 年代初，計算機還是很稀罕的東西。Eglin 基地倒是有當時屬於十分先進的 IBM704 大型計算機，但作為一個小小的少校，正在從事“業餘研究”，他要得到仍然十分昂貴的上機時間，那是天方夜譚。但這對克利斯蒂就是近水樓台了。克利斯蒂先用小型的王安計算機和韓戰的 F-86 對米格-15 的空戰數據來驗證伯伊德的基本思路，然後用自己的項目的上機時間幫助伯伊德作大量的計算。要是真追究起來，這其實是“挪用公款”。這樣的計算到伯伊德調到華盛頓後還在遙控進行，前後幾年加起來，總共“盜用”了價值上百萬美元的上機時間。躲得過初一，躲不過十五，後來伯伊德受到軍法調查，但負責調查的軍官最後決定不予起訴，畢竟伯伊德不是在打遊戲，伯伊德“挪用公款”的結果是根本改革了空軍的戰術，導致了 F-15、F-16 和F-18這一整代戰鬥機的“夢之隊”。空軍里的官僚一面咬牙切齒，一面不得不發給伯伊德一個又一個科學成就獎。
F-X計畫
1966年春季，伯伊德受命到泰國報到，加入一個F-4中隊參加在越南的空戰。這正是伯伊德夢寐以求的。但是還沒有來得及報到，伯伊德就得到了新的命令：到五角大樓負責挽救遇到麻煩的F-X 計畫，空軍高層終於想起這個又是頂級空戰格鬥老鳥又懂航空工程的奇人來。
F-X是一個時代的產物。空軍一直對麥克納馬拉強加的海軍戰鬥機F-4不滿，越南戰場的實際經驗更加深了空軍的反感。在海軍另起爐灶搞F-14的時候，空軍很害怕又要被迫接受海軍的戰鬥機。但是空軍並沒有從“更大、更快、更高、更遠”的老套里跳出來，F-X 起飛重量達 30 噸以上，3 馬赫，多用途，太大，太重，太複雜，太昂貴，整一個 F-111 的翻版。
伯伊德決心對 F-X 洗心革面。他對改組後的 F-X 不提任何速度或轉彎速率的指標，他只要 F-X 比任何對手的機動性都要出色，要求高推重比，低翼載，足夠的航程和留空時間。但是伯伊德遇到很大的阻力，電子系統的人要裝備一個大型的雷達，這樣機身就要加大；武器系統的人認為機內航炮沒有用，用空空飛彈足夠；氣動設計的人要採用變後掠翼。伯伊德用能量機動理論的計算（這一次是用正大光明的上機時間了）標明，變後掠翼的氣動優越性將被其重量和阻力抵消，所以最後是得不償失的。這是戰鬥機設計史上第一次在紙面上就可以評估一架新型戰鬥機在整個飛行包線的機動性。
1967 年對美國空軍流年不利，越南戰場上小巧靈活的米格-17 和米格-21 搞得美國空軍和海軍的戰鬥機頭痛不堪，美國一向自豪的空戰交換比跌到慘不忍睹的差不多 1：1。整個越南戰爭期間，美國空軍和海軍各自只出了一個擊落 5 架敵機的王牌，空軍的 Steve Ritchie 和海軍的 Randy Cunninghan，而越南空軍則出了 16 個擊落敵機 5 架以上的王牌。這裡面原因不光是 F-4、F-105 機動性差、響尾蛇和麻雀空空飛彈性能遠遠達不到空戰實際的要求，還有制度的因素。美國空軍有一個過時的老傳統：飛滿 100 個作戰航次後，可以轉到一個非作戰崗位。這樣，有經驗的老鳥離開前線，前線的戰鬥機飛行員空前緊缺。另外，軍官晉升制度要求飛行員必須有一定的作戰飛行小時數才能晉升，這樣，運輸機和轟炸機飛行員也臨時充當戰鬥機飛行員，好積累一點作戰飛行的小時數，為晉升積累資本。這些“業餘”的戰鬥機飛行員駕馭著笨拙的 F-4、F-105，在小巧、靈活的米格面前，怎能不為魚肉？
米格-25的公開震盪很快使 F-X 計畫的優先權大大提高。海軍正式退出 F-111 計畫對空軍又是一個極大的觸動。海軍要求國會將原先用於 F-111B 的資金轉用於 F-14，海軍和格魯曼為此簽訂了一個固定價格、固定性能的契約。格魯曼大大低估了從 F-111B 的基本技術研製 F-14 的艱巨性，計畫嚴重超支，格魯曼差一點破產，不過這是題外話了。空軍本來不必介意海軍研製 F-14，但是海軍向國防部和國會指出，F-14 可以滿足空軍 F-X 的所有要求，如果國防部和國會同意海軍的說法，海軍將得到額外的研發資金，F-14 的生產和升級都能得到保證，而空軍將難以拒絕再次採購海軍戰鬥機，空軍將不得不為很多航母專用的功能付出代價，而且空軍的顏面也將大大受損。為了儘量和海軍的 F-14 拉開距離，空軍在 F-X 上放棄了變後掠翼，大大強調單座和機動性，最大速度降到 2.5 馬赫。通過一番軍種政治上的鬥法，空軍的 F-X 終於立項，命名為 F-15。
伯伊德對 F-15 的重量和複雜性還是不滿意，他對 F-X 所作的改革很多已經走了回頭路，但 F-15 的設計和研發已經遠遠超出他能夠左右的了。伯伊德還是沒有放棄簡單、輕巧的戰鬥機的構想，他開始尋找同道。國防部部長辦公廳下屬的系統分析處主管 Pierre Sprey 和伯伊德有相同的想法，此公是航空工程師出身，也擅長數理統計，後來也是催生 A-10 的人物。伯伊德找到的另一個同黨 埃文斯特·瑞齊奧尼（Everest Riccioni）上校。他是試飛員出生，曾經跟最著名的試飛員恰克.耶格“學生意”，曾任試飛學校教官，飛過 55 種飛機，這時在 賴特-帕特森空軍基地的飛行動力實驗室負責試飛和飛行力學研究。他們幾個在向國防部建議發展一種輕型戰鬥機，作為 F-15 一旦開發受阻時的備用方案的同時，自己經常幾個人一起徹夜研究戰鬥機空戰的每一個環節，以及從空戰實際的角度出發，研究戰鬥機需要什麼樣的性能，和怎么把這些性能要求“翻譯”成設計戰鬥機時的技術參數，哈里 J. 席哈克爾（Harry J. Hillaker），也經常從達拉斯飛到華盛頓和他們一起徹夜研究。一有新想法，他們就遙控還在埃格林的克利斯蒂用計算機計算，來驗證或反駁他們的構想。他們的研究結果日後成為“輕型戰鬥機計畫”（Lightweight Fighter，LWF）的基礎。由於他們行蹤詭秘，不屑與外人交流，被稱為戰鬥機黑手黨。根據研究的結果，瑞齊奧尼“利用職權”，爭取到了立項，開始了名字很拗口的“通過折中分析來實現增強的能量機動的驗證性研究”（Study to Validate Expanded Energy Manuverability Through Trade Off Analysis），和通用動力和諾思羅普合作，開始了對輕型戰鬥機的預研。在項目結束時，兩個公司要各做一個報告，通報研究結果。通用動力派出這個研究項目的負責人 席哈克爾，席哈克爾在報告會上侃侃而談，引經據典，把不斷提問、責難的伯伊德批駁得啞口無言。報告還證明了新型輕型戰鬥機只需要 8,000 多公斤的空戰重量，就可以達到比 F-4 好兩倍的機動性和兩倍的航程。伯伊德的為人很不討人喜歡，不管誰在場，都喜歡大聲爭辯，吵得勁頭來了，鼻子頂鼻子地和人爭，手指還戳到人家胸口，還動不動來一句：“你到底懂不懂？”他的能量機動理論和空軍傳統的速度、高度制勝論大相逕庭，還狂妄、頑固地要說服所有人，所以他在空軍里的人緣很不好，被人譏諷為“成吉思約翰”（Genghis John），以形容他那種咄咄逼人的做派，但是他在報告會上居然被 席哈克爾 駁倒了，真是人心大悅。其實他們所不知道的是，前一晚，席哈克爾 和伯伊德已經在旅館裡排練了好一會了，為了向頑固的空軍上層推銷能量機動概念，他們兩人在唱雙簧呢，結果獲得了很大的成功。
70 年代初是美國在戰後的一個最低點。美軍深陷越南，戰爭擴大到整個印度支那，美國正在“贏得每一場戰鬥，但卻輸掉了整個戰爭”。國內的反戰運動風起雲湧，逃避兵役成為時尚，美國被迫放棄徵兵制，改用募兵制。越戰在盟國和國際社會中也得不到支持，瑞典首相帕爾梅甚至公開參加反戰遊行。蘇聯在世界各地蠶食美國及西方的勢力範圍，日本則在美國國內市場上蠶食美國公司的勢力範圍，美國正在經歷戰後第一個深刻的政治經濟危機，被迫放棄把美元和黃金聯繫的金本位制度。美國文化喪失了積極、樂觀、向上的因素，而是被頹廢、暴力和失望所主導。這是一個“垮了的一代”的時候。在這個當口上，F-14 和 F-15 的研製和部署成本扶搖直上，尼克森責令國防部長萊爾德整頓國防採購系統，萊爾德則責令助理國防部長 David Packard 領導一個委員會，專門負責這件事。Packard 強烈主張用新技術、新概念來控制像脫韁野馬一樣的武器系統研製成本，強烈主張恢復原型竟標、擇優錄取。正在這時候，伯伊德和同夥們送上了多年來對輕型戰鬥機的研究，包括 Riccioni“利用職權”搞的那個研究。Packard 很有興趣，批准招標，將 LWF 列入作為國防採購政策改革一部分的“試驗原型計畫”（Experimental Prototyping）。這就是以後人們所熟知的 YF-16和 YF-17的對比試飛，以後的故事人們都很熟悉了。
退役之後
伯伊德在空軍里很差的人脈這時也開始發酵，到 1976 年，已經是上校的伯伊德沒有獲得晉升將軍的機會，只得按年齡規定退役。伯伊德回絕了很多軍工公司的邀請，他的戰鬥機黑手黨的朋友們甚至也被告知，如果他們能把伯伊德一起拉進來，他們也可以有一個報酬豐厚的職位。但是伯伊德不為所動。甚至在湯姆·克利斯蒂把他請到國防部為項目分析和評估作諮詢的時候，他也只每兩周時間拿一天的工資，因為國防部沒有“義務工”這個說法，伯伊德如果這最低限度的工資也不拿的話，國防部無法發給他有機密等級的通行證，也無法讓他使用國防部的電話、傳真和複印機。好友問他為什麼生活如此清苦，伯伊德在煙霧繚繞的牙縫裡擠出一句話：無欲則剛。他就是不願意被人誘以重利，寧願生活清苦，不願有求於人而放棄自己自由思考的權利。清苦和與世隔絕的生活，也給伯伊德帶來一個“地窖上校”（Ghetto Colonel）的外號。Ghetto 本意是猶太人隔離區，但用在伯伊德身上，主要是形容他生活的清苦和與世隔絕的人生態度。
決策循環
在五角大樓的最後三年里，伯伊德還是醉心於心愛的空戰藝術，或者對伯伊德來說，空戰科學。他對 YF-16 和 YF-17 對比試飛中的一個疑點一直大惑不解。試飛過兩種戰鬥機的飛行員都異口同聲地說 YF-16 更好，但是按照能量機動的計算，兩者的差別不應該那么大，部分飛行包線里 YF-17 甚至更為優秀。通過大量分析和與飛行員的實際交談，伯伊德發現 YF-16 迅速轉換飛行狀態的能力（fast transient）更為優秀，尤其是迅速加速、減速的能力，使過去不到死馬當活馬醫時不用的主動減速成為一個可行的戰術，因為重新加速不再是一個問題，這樣大大增加了空戰中的戰術選擇。這是早期的能量機動理論里沒有考慮到的一個問題。伯伊德由此聯想到朝鮮戰場上 F-86 對米格-15 的情況，F-86 可以更迅速地變換蛇形機動的方向，而米格-15 雖然持續機動能力更強，但瞬時機動能力不如 F-86，只要 F-86 不斷地迅速改變蛇形機動方向，要不了多久，米格-15 就漸漸地跟不上了，F-86 就有機會反敗為勝，咬住對手。由此，伯伊德進一步聯想到二戰中德國在西線的閃擊戰，德國進攻的節奏大大超過法國防守的應變能力，導致法國的防禦在軍隊尚有相當實力的時候就土崩瓦解。從這裡，伯伊德開始研究戰鬥中更廣泛的因素。基於對對抗性決策過程的研究，伯伊德總結出戰場上的 OODA 決策循環。OODA 代表 Observation，Orientation，Decision，Action，即觀察，判斷，決策，行動。這裡，orientation 作調整自己的心態、理解對手的意圖解。這其中，觀察和行動主要是技術手段，但判斷和決策是心理過程。伯伊德進一步提出，判斷的形成和改變，這是最容易受到外界影響的一步。從此，伯伊德開始研究戰場上人和心理的作用，同時結合戈德爾的不確定性原理、海森堡的測不準原理和熱力學第二定律，注重研究在閉合系統下對環境情勢的判斷和相應決策的形成和變化。
伯伊德開始研究軍事歷史和行為科學，特別注重研究戰史上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戰例。他開始瘋狂地讀書，數學、物理、心理、歷史、邏輯，進化論、資訊理論、遺傳學，社會學，經濟學，研究孫子、克勞斯維茨、約米尼、成吉思汗、拿破崙、弗里德里克大帝、格蘭特、曼斯坦因、李德哈特、毛澤東，什麼都讀。有人統計，幾年裡，他讀了 300 多本書。最後將自己的研究編成一個 16 頁長的講義“毀滅和創建”（Destruction and Creation）。這是伯伊德涉足戰略理論的開始。伯伊德正在從一個頂級空中鬥士演進為一個對當前和未來美國軍事理論和實踐起決定性影響的戰略家。
傳統上，美國軍事理論崇尚“火力制勝論”，強調用優勢的火力和協調的行動，像不可阻擋的壓路機一樣，壓垮敵人。所以，美軍行動講究在遠距離上集中最猛烈的火力，在敵人衝倒跟前之前就消滅敵人，或者自己衝到敵人跟前就消滅敵人。或者拚消耗，就是鄧小平的所謂“打鋼仗”。機動靈活、穿插包圍、調虎離山、圍點打援等等概念和美軍的基本作戰思想格格不入，在美軍的戰例中也是例外。越南戰爭失敗後，美國政界、軍界要求反思的呼聲一片，當幾千美軍在小小的格瑞那達竟然用了兩天才擺平 600 名古巴建築工人的時候，軍事改革的呼聲在美國達到最高峰。
在這種背景下，伯伊德開始形成自己的機動戰理念。機動戰不是一個新概念，但伯伊德版本的機動戰有它的新意。伯伊德把戰爭分成三種層面：消耗戰，機動戰和道德戰。
消耗戰的要素為火力、防護和運動，其中火力是最重要的，因為只有火力才是消滅敵人、贏得戰鬥勝利的手段。防護是保存自己的手段，防護的目的是為了發揚火力，消滅敵人。運動的目的是為了發揚火力、提供防護。消耗戰的重點是奪取戰略要點。
機動戰的要素則是時間和對手的軍心，其中軍心是最重要的。伯伊德強調時間對戰爭的重要性，時機和節奏有時比地形更重要，伯伊德的機動戰理論的重點不在空間和物質上的機動，而在於時間和敵人的心理。要贏得戰爭的勝利，應該在從戰鬥到戰役到戰略的所有層次上使自己的 OODA 循環的周轉比對手的更快，或者靈活地變換自己的 OODA 節奏，要隨機應變、出其不意，以敏捷的出手，想在對手的前面，行動在對手的前面，打亂對手的思維，製造對手的恐慌和錯覺，剝奪對手有計畫、有秩序地進行戰鬥的能力，是對手確信繼續抵抗的無用，最終導致對手不戰自潰。伯伊德喜歡用飛行員的切口：切半徑，get inside his loop。伯伊德並不把消耗戰和機動戰對立起來，在戰役層次上的機動戰仍然需要在戰鬥層次上的消耗戰，畢竟光靠花拳繡腳是不足以導致敵人不戰自潰的。
伯伊德強調戰場上的三要素：時間、空間、人心。這就是中國兵法中常說的天時、地利、人和。這在東方軍事理論中不是什麼新鮮的東西，從孫子到毛澤東，戰爭的正義性、攻心為上一直都是和兵貴神速、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相提並論的。但是將人心（包括人心向背、軍民士氣、鎮定還是驚慌）作為戰爭的要素，對美國軍事理論界還是一個新鮮事。為了推動政界、軍界的新思維，伯伊德總結了一個名為“論勝利和失敗”（Discourse on Winning and Losing）的講座系列，以傳道式的熱情不知疲倦地向政界、軍界的要員解說他的軍事改革的思想。越戰失敗後，很多人對美國的軍事改革這個課題感興趣，所以伯伊德的聽眾很多，其中包括當時還是懷俄明州參議員的切尼。在以後的很多年裡，多年擔任參院武裝部隊委員會主席、後任柯林頓政府的國防部長的萊斯.阿斯平，眾院議長紐伊特.金格里奇，阿斯平後的參院武裝部隊委員會主席 Sam Nunn，沙漠風暴期間的海軍陸戰隊司令阿爾弗萊德.格雷上將，1979-83 年期間的陸軍參謀長愛德華.邁耶上將等，先後成為伯伊德的忠實聽眾。還有不少人對伯伊德的講座很有興趣，但不想花那個時間，要求他精簡成一個短小的講座，伯伊德還是那個臭脾氣，一口拒絕：要么不講，要講就要講全的，不來簡體演義版。伯伊德的理論不僅在軍界有影響，在商界也得到賞識，畢竟打仗和經商有頗多相似之處。
在接受伯伊德的傳記作者的訪談時，當時任國防部長的切尼說，斯瓦茨科夫最先遞交的作戰計畫確實是從科威特正面用優勢火力和兵力橫掃伊拉克的。受伯伊德的機動戰思想的影響，切尼打心眼裡不喜歡這個方案，緊急召見伯伊德來五角大樓諮詢幾天后，切尼斷然否決了斯瓦茨科夫的計畫。國防部長對作戰指揮到底有多少直接影響難說，但國防部長對戰爭的政治指揮是國防法規定的。斯瓦茨科夫的第二個方案就是著名的“左勾拳”，後面的事情就是歷史了。
美國陸軍最終也接受了伯伊德的軍事思想，“空地一體戰”、輕裝甲戰鬥旅就是在這個背景下提出的。即使是一直對伯伊德即愛又恨的美國空軍，也組建了將戰鬥機、轟炸機、加油機、預警機混編的遠征聯隊，增強部署和應戰的靈活性。
拉姆斯菲爾德稱伯伊德是“孫子以來最偉大的軍事思想家”，入主五角大樓時，力主“軍事事務革命”（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RMA），主張用輕小、靈活、具有精確打擊力量的“銀彈”（silver bullet，意指精密、高效、萬能）軍隊，就是深受伯伊德思想的影響。不過有人批評說，拉姆斯菲爾德過分依賴技術，忽視了人的因素；伯伊德的軍事改革是做了大量的研究，發現問題，然後對症下藥，而拉姆斯菲爾德的軍事革命只有一個空洞的概念，對這些概念的可實現性根本沒有做過深入的研究，完全是主觀意志，正好是伯伊德畢生痛恨的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美軍在伊拉克所取得的戰術勝利和戰略失敗，恰恰是伯伊德理論的反例的集大成。
伯伊德的為人是一如既往地令人討厭，興致來了，半夜 3 點鐘會打電話到同事、朋友家裡，大談戰略或飛機的問題；女秘書們常常被他的粗話、髒話弄得淚水漣漣；爭論得火氣上來了，一面唾沫飛濺，一面手指就戳到人家的胸口，雪茄菸灰順著人家的領帶滾下來，即使是頂頭上司或級別高得多的軍官也不管，有兩次實在惱了，甚至把雪茄菸屁股按在將軍上司的領帶上，上司們能喜歡他嗎？他對家人也一樣嚴苛，家一直住在“下只角”的窄小、昏暗的簡陋公寓裡，和他的退休收入十分不符。兩個孩子長期為憂鬱症和困擾，和孩子們的關係僵到家裡人直擔心第三個孩子拒絕參加父親的葬禮。伯伊德的葬禮上，海軍陸戰隊儀仗隊鳴槍致敬，政界、軍界高官雲集，尤其是海軍陸戰隊，一個資深陸戰隊上校在伯伊德的骨灰罐邊放上有地球和鐵錨的陸戰隊軍徽，這是海軍陸戰隊的最高敬意。海軍陸戰隊也在伯伊德去世後 48 小時內，提議伯伊德的家人將伯伊德畢生的研究筆記和藏書轉移到海軍陸戰隊學院圖書館專門開闢的特別收藏室。但空軍除了樂隊和儀仗隊外，只派了一個根本不認識伯伊德的中將。多虧和伯伊德一起在朝鮮的天空就共同戰鬥過的退休將軍們出面，空軍派出 4 架 F-15 作空中分列式，但天氣實在惡劣，沒飛成。但是伯伊德在高層有很多朋友，國會出面問詢（congressional inquiry）為什麼如此人才在空軍得不到重用，空軍只得壓住火氣，將內利斯的 Aggressor 中隊的大樓以伯伊德命名，以平息對空軍的指責，但是空軍心底里還是對伯伊德的違規犯上和桀驁不馴極為不滿，不想豎這么一個榜樣。伯伊德的戰鬥機黑手黨的死黨們直到現在還是每周三晚上在 Fort Myer 的一個小酒吧里聚會，離伯伊德安葬的阿靈頓國家公墓只有不到一英里，談伯伊德的舊事，談伯伊德會對某件事怎么說。伯伊德仍然是他們的精神領袖。
名言 ： 機器不會打仗，地形不會打仗，打仗是要靠人，只有了解人的內心和精神世界才是取得勝利的根本。
